1960年2月，周恩來總理來到海南熱帶作物研究所，題寫“儋州立業，寶島生根”。總理左側為何康，何康膝下為本文作者何迪，站立左一為繆希霞
1993年何康（左二）榮獲被稱為農業諾貝爾獎的世界糧食獎，左三為與其相伴晚年生活的鬱雋民
◎何 迪
編者按：七月三日八時零一分，原農業部老部長、黨組書記何康在京去世，享年九十九歲。昨天（十五日）在北京醫院告別廳舉行送別何老活動。本版刊發何康之子何迪先生的兩篇文章，表達大家對何老的悼念、緬懷之情。
中國農業改革的踐行者
1978年1月，爸爸調回北京，被任命為農林部副部長，分管科教、外事工作，馬上遇上了農林院校、科研機構回遷、安置、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恢復招生、教學與科研等一系列問題。
在“文革”中，北京農業大學、林業學院、農機學院及中國農業科學院、林業科學院都被下放、遷出北京，因為不具備辦學條件，面臨着停滯倒退以至消亡的境地。“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復出，負責抓科學教育工作。在1977年8月科教專家座談會上，他聽取了農科院金善寶院長和農大沈其益教授的彙報後説：“農業教育很重要，農林部眼皮底下的農科院、農大都沒搞好，太失職了。”會後，農大領導致信小平同志，要求遷回北京原址辦學。但原校址為研究所佔用，為了校舍的歸還，整整打了近兩年的“官司”。小平同志多次批示和講話，聶榮臻同志甚至説了重話：“九億人的吃飯問題是比上天更重要更迫切的重要戰略問題。”
這也成為爸爸上任後首要的工作，他的筆記留下了調查實況、措施建議、領導指示、落實情況等等的記錄，院校、科研單位回遷原址成了焦點。1978、1979兩年，爸爸成了“救火隊長”，常常半夜三更要趕到某個院校、科研單位去滅火。僅北京就有5個回遷單位，還有在外地的，如南京農學院。
有幾個月，爸爸沒過過安生日子。爸爸既不上推也不下卸，總是從現實出發，想方設法、合情合理地解決問題，在組織與羣眾之間、在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上起到了真正的橋樑作用。
這份擔當與他的經歷有關，他在海南基層辦研究院20年，不是害怕艱苦、吃不了苦的人，同時他對廣大知識分子在沒有辦學和科研條件的地方紮根、開展工作的實際困難有切實體會。挽回十年動亂喪失的時間，儘快恢復正常的教育、科研工作，是當務之急，才能讓“科學的春天”真正到來。
爸爸那兩年真是費盡了心血，也與廣大的知識分子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1978年12月22日的筆記上，爸爸記下了北農大遷回北京的第一次黨代會情況：“恢復北農大，羣情振奮，非常愉快。這支隊伍保持下來了。”他的工作保障了小平同志在科技、教育戰線撥亂反正的措施在農林口的有效落實。
對外開放的先行者
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一年，為了認清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央在短短半年中派出五個重量級考察團，訪問了日本、西歐和美國。考察回國後，政治局主要成員聽取彙報，進行討論，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偉大轉折思想準備的重要方面。
五個考察團中，由爸爸參與組織並擔任副團長兼秘書長的26人的中國農業考察團於7月出訪尚未恢復外交關係的美國。四十天行程，一萬五千多公里，訪問了102個單位，涵蓋了農業的各個方面。回國後，爸爸主持撰寫了報告，提出了七項建議，包括提高農業投資、發展社隊企業、引進先進技術、整頓科教機構、加快建立種子公司、實行農林牧三結合並加強水土保持、更好地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
中央主要領導用了一天時間聽取彙報，這些建議四十年後仍有價值。組團時，特別安排了昔陽和大寨的李喜慎、郭鳳蓮作為團員，使他們對農業現代化是什麼樣有了新的認識，為全國學大寨轉到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奠定了思想基礎。
看到差距，如何追趕，爸爸找到了一條捷徑，即通過美籍華人農業科學家搭建溝通的橋樑。1979年利用到聯合國開會之機，他通過在美國農業部任職最高的左天覺先生，組織了第一批農學家，到中國考察了三個星期，訪問項目不設限，有問必答説實話，讓這些華人農學家們有了回家的感覺。在訪問結束的閉門總結會上，專家們暢所欲言，寫出了新時期中國農業教育與農業科技改革發展紀要。而後，這種交流形成了機制，使這些科學家們在中國農業的改革開放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多人受到了國家級的嘉獎。
爸爸推動了與許多國家農業雙邊的交流與合作。首次在主要的農業大國派駐了農業參贊和專員。例如從1980年到1990年他在位的十年裏，僅中美雙方交流合作的項目多達163個。其中用中國的梅山豬與美國的純種巴夏克種豬互換，是爸爸愛説的故事。梅山豬母性好，而巴夏克肉多質好，巴夏克豬現在已成為養豬業的主打產品。他引用俗語“若要換得寶，捨得珍珠和瑪瑙”，如果我們敝帚自珍，那就不可能達到互利雙贏的效果啦。中國有豐富的植物物種資源，他吸納了專家的建議，率先建立了作物種質資源庫，並利用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關係，促成了它與中國農科院合作，建立了第一個中國種質資源庫。
在對外交往中，爸爸特別注意與聯合國有關組織，特別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建立關係，農業部副部長屈冬玉在2019年當選為該組織歷史上首位中國籍總幹事。他還積極從世界銀行和世界糧食計劃署爭取到無償貸款，用於發展中國乳製品業、購買良種等項目。1984年首次引進了薯片加工設備，其中一套分給了內蒙古卓資縣。當年縣長張楚等到家中談論該項目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
代表八億中國農民去領獎
1983年6月，父親被任命為中國農牧漁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兼計委副主任，1988年3月為農業部部長、黨組書記至1990年6月。從中國人多地少、現代化水平差與農業生產效率低、地區發展不平衡與脱貧任務艱鉅、“以糧為綱”而多種經營不足等等實際情況出發，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一靠政策推進改革，二靠科學提高效率，三靠投入促進發展。
首先，推動了農業商品糧基地建設，分批分期建成了194個商品糧基地縣，改革並理順了產供銷體系，逐步形成了農產品市場，用中國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佔世界22%的人口，解決了吃得飽的問題。
其次，促進農林牧副漁均衡發展，開展多種經營，建立了菜籃子工程，為中國成為世界蛋禽肉魚等生產第一大國奠定了基礎，解決吃得好的問題。特別是從無到有，開拓了中國的花卉產業，並擔任了首屆中國花卉協會會長。
第三，大力推進鄉鎮企業的發展，促進農村城鎮化建設，讓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解決讓農民富起來的問題。他擔任了首任鄉鎮企業協會會長，與許多農民企業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為了從根本上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從縣級到省級開辦了幹部農業培訓班，從“抓頭頭”到“頭頭抓”，提高了各級領導重視農業、科學管理的水平。同時大力完善農業科教體系和推動農業科技服務網絡的建設，解決了機構設置與人員編制的問題，極大地調動了農業科教及基層技術人員為農業生產與發展服務的積極性。1980年，他擔任了中央農村廣播學校領導小組組長，第一期學員就多達40萬人，大大推動了農業知識、技能的普及教育。
爸爸特別重視資源的合理利用和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對貧困地區的開發，他大力支持了林乎加為主任的三西地區的脱貧工作，大小涼山等地區的移民搬遷，退耕還林，內蒙古牧區的草原保護及合理利用。
1993年爸爸榮獲“世界糧食獎”，他認為這是國際農業界對中國發展的肯定，自己是代表八億中國農民去領獎。他把獎金全部捐獻，成立了何康獎學基金，以獎勵貧困的優秀學生和科技人員。
爸爸與農業結緣八十年，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他所摯愛的祖國與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