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義偉內閣啓航不足兩個月，日本社會就出現了前首相安倍明年可能再次參加自民黨總裁競選、希望安倍復出“梅開三度”等一些聲音。對於安倍是否可能復出，暫且還難預料。單就這種輿論而言，它釋放了日本社會怎樣一種思潮，折射了政界怎樣一種生態，又釋放了島國怎樣一種危機意識，我們倒是可以做下分析。這背後，是日本政治越來越被保守主義綁架，政治生態日益走向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傾向。
一是日本社會整體向中道偏右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互鏈接的方向演化。戰後迄今，日本經歷了“和平民主主義”“中道保守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等不同社會思潮。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的“和平民主”制衡力量日益式微，曾幾何時在國會擁有200多個席位的社民黨竟然走到很快就只有黨首一名議員，下屆選舉一旦落選該黨將在國會“消失”的程度，足見“和平民主主義”在日本逐漸失去生存空間。
保守主義不僅逐漸暴露偏右本質，近年又與民族主義相互鏈接，導致日本社會思潮總體進一步向右轉。打着國家利益、民族尊嚴、修憲等旗號的政治人物受到追捧，安倍執政近八年既是這種思潮的受益者，也是這種走向新的製造者及推動者，安倍也逐漸成為日本新保守主義及新民族主義的政治符號之一。呼喚安倍再次競選首相看似是對安倍個人能力的肯定乃至領導力的認同，實質是對日本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深度結合的認同。
二是日本以政黨政治為基礎的政治生態圈出現患得患失的焦慮以及目標迷失。縱觀當下日本政黨政治現狀，不管脱胎於植根意識形態歷史的兩大政黨集團，還是依附於近年自民黨一極做大做強的格局，或是聯合新興的地方崛起力量，所謂的“內憂外患”都催生日本政黨政治加速走向分化重組、甚至出現逐漸脱離譜系的理念變異，政治生態圈也因此出現呼喚強勢領袖、渴望重塑國家的焦慮。
組黨理念的日益多元化、地方政黨傾力瞄準國政、無黨派選民影響政局能力擴大的走勢，也讓即使“強者恆強”的老牌政黨自民黨心生忌憚，在推進“正常國家”、政治大國、修憲目標、軍事解禁、先發制人等政策與戰略選擇上，不得不經常陷入患得患失的焦慮以及與既定目標若即若離的迷失。這也反襯出安倍任內倡導和推進“塑造日本國家形象與地位、利益與尊嚴”的目標導向、問題導向及危機導向具有何等吸睛價值。呼喚安倍復出的聲音，恰恰説明日本政壇患得患失的嚴重與能人稀缺的現實。
三是日本島國危機感日益由物理屬性向地緣及外交的軟性屬性轉變。日本人以危機意識濃厚著稱，日本國家也將危機時刻掛在嘴邊，但戰後70多年的演變，日本人的危機感已逐漸脱離傳統意義上的資源匱乏、自然災害多、人均佔有資源少等偏“物理性”一面，在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光環下，物理屬性的危機感在逐漸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對國土縱深小、地緣輻射弱、周邊強國增多的地緣擔心。
這種“危機感”一旦貼上諸如國家安全與民族大義的標籤，浸染上更多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色彩，也就促成了不少日本人的恐懼感，將來自周邊國家的正常發展和崛起看作有形和無形的“威脅”也就順理成章。安倍執政八年將這種基因灌輸給了日本民眾，也將這種後遺症留給了菅義偉，使日本的“危機感”在疫情走勢下重新定位與重置。
日本社會思潮越來越上演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聯袂劇”，島國民眾的危機感升級至軟性的2.0版，不僅給日本推進戰後新的政治和外交“總決算”提供了保守的輿論氛圍和主導民意的空間，也給日本政治“新生代”們施展抱負創造了現實舞台。但他們走到聚光燈下的時機不取決於他們自身，而是日本的政治生態。日本政治生態圈蔓延着患得患失的焦慮症，既抑制了“新生代”們的上升速度，也阻礙了新生代的羣體性崛起，這反過來又加重了政治走勢的異化。71歲的菅義偉接過接力棒，66歲的安倍被人千呼萬喚期待着，都是這種政治生態的表現。（作者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