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於擔當、積極作為，是黨對各級幹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幹事創業的重要保障。然而，半月談記者在調研中發現，基層一些機關和單位中存在一批“我不會”幹部：他們不僅不以避事為恥，反而常將“不會”掛在嘴邊，理直氣壯推諉卸責。長此以往，必將形成“逆淘汰”，導致基層幹部作風渙散和政治生態惡化。
“我不會”本來是一種能力問題。面對改革創新、高質量發展、基層治理的新情況、新問題，機關幹部能力有不足、短板的確是客觀存在的。但這種能力問題，在一些基層地方和單位，卻可能異化為作風問題、幹事氛圍問題，甚至是政治生態問題。個別基層幹部面對領導交辦的急難險重任務時，不主動學習提能、不積極破題攻堅、不自覺履職擔當，卻動輒“我不會”拒絕工作，表面上是承認能力素質的不足，實際上是為了推卸責任、拒絕履職、不願擔當。這顯然是一種懶政、怠政、不作為，應該加以警惕並堅決反對。
動輒以“我不會”拒絕擔當作為，容易滋生基層“逆淘汰”效應。基層往往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分工負責、各負其責，才能形成密切配合、有效彌補的幹事生態。一些幹部面對工作時常將“我不會”掛在嘴邊，他本該負責的工作，就可能轉移到那些“我來幹”“我可以”的“老黃牛”幹部身上。久而久之，老黃牛幹部加班加點工作，能力素質在破解難題中得到鍛鍊，但事情反而越來越多、責任越來越大。反觀一些“我不會”幹部，卻能準點下班，樂得逍遙自在。
基層身處社會治理的最末端。“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針”。尤其這些年，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期攻堅期，基層作為承接各項改革舉措的“最後一公里”，時常面臨人少事多、權小責大、分身乏術的工作困境。一些基層幹部不得不為此“白加黑”“5+2”。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我不會”幹部卻能置身事外、作壁上觀。而事情多、任務重的幹部，既會疲於奔命、亞歷山大，甚至還可能面臨“多幹多錯”“問責背鍋”的尷尬。長此以往，傷害了實幹型幹部的工作激情，助長了不健康的幹事創業生態。
追本溯源，一些幹部之所以把“我不會”説得理直氣壯，表面看是幹部思想和作風上的問題，但究其根本，則源於制度執行力不強、制度執行不到位。近些年，全面從嚴治黨與制度治黨同向發力、齊頭並進，先後出台或修訂了一系列事關幹部選拔、培育、管理、監督和激勵等方面制度機制，搭建起了幹部制度的四梁八柱，為建設忠誠乾淨擔當的高素質幹部提供了基本遵循。但實踐中，一些制度還面臨難落實、難執行的困境。重製度發文、輕制度執行；制度掛在牆上、難以落在地上；權大於法、關係大於制度等等情況還不同程度存在，削弱了制度的執行力，導致無法發揮制度監督、約束、規範等作用。
比如，一些地方選賢任能制度執行不到位，崇尚實幹、注重實績用人導向不夠鮮明，坐等提拔、平衡照顧等選人理念還客觀存在；比如，監督管理制度執行不到位，未能靈活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對“我不會”式幹部頂多停留在口頭批評的層面，實質性監督問責不夠，無法產生教育警醒和督促倒逼的作用；再比如，考核激勵制度執行不到位，年底考核多為“稱職”表現、對一些不作為幹部也罕見“不稱職”考核，考核績效獎勵缺乏“二次分配”，使得“幹多幹少一個樣”；還比如，評優評選制度執行不到位，論資排輩、輪流坐莊等等平均主義思想在一些地方蔓延，挫傷了實幹型幹部的幹事創業熱情。
歸根結底，制度執行力不強是造成“我不會”幹部無所顧忌、大行其道的關鍵因素。因此，破解“我不會”式不作為、不擔當，除了強化教育培訓，增強履職用權的能力本領；強化思想引領，厚植實心幹事的擔當精神外，更為關鍵的是要提高制度執行力，充分發揮管長管常的制度效能。要通過鮮明制度執行導向、增強制度執行能力、強化制度執行監督、優化制度執行氛圍，切實把選賢任能、評價考核、容錯糾錯、關心激勵、減負減壓等各方面制度落到實處，最大限度發揮制度設計的積極初衷，以制度的剛性和規範積極調動、努力發揮幹部隊伍幹事創業的主動性、積極性、自覺性，切實為推動基層各項事業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工作氛圍和政治生態。
（作者 汪東旭，摘自”四川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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