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經濟觀察報 （ID：eeo-com-cn），作者：田進，原文標題：《“消失”的超齡農民工：沒了工地活，如何保障他們的就業與生計？》，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沒有工地願意要我了。”
在工地幹了28年的王建東在2021年迎來了職業生涯轉折點。即使正值招工熱的4月，剛剛年滿60歲的他在詢問了多個熟悉的工友以及包工頭後，得到的反饋都是工地現在不允許招收超齡農民工。無奈之下，他只能選擇揹着編織袋、拖着行李箱返回湖南老家。
返程路上，編織袋一下子將他的記憶拉回到三十幾歲的日子。“90年代初，一根扁擔挑着兩個編織袋就是我所有的行李。那時，綠皮車硬座底下的空間是最好的的位置，那意味着有地方可睡，雖然經常會被踩或踢到。更多時候，只能站在過道上一天一夜被擠的不得動彈，更別説去上廁所。那時能幹活也能吃，一頓四五大碗米飯完全沒問題”，王建東表示。
二十八年工地生活在王建東身體上留下了許多烙印——手指被厚厚的老繭所覆蓋，整體比記者的手指粗壯一半，皮膚呈黝黑色，左右肩膀均被壓的扁平，腰大幅度向前佝僂，小腿上附着着好幾條突出來的血管。
依靠建築工這份活，王建東成為村中最早蓋起二層小洋樓的那批人。“兩個兒子的上學費用、十餘萬彩禮也都是我掙出來的。從工地退下來後，一家人的大小開支就沒辦法全仰仗我了。以前，對於農村人而言工地活是個很吃香的職業，現在幹工地活的年輕人大多會被相親對象瞧不起。一天工作下來全身都佔滿泥灰，吃的是10元幾個菜的自助餐、住的是10人一間集裝箱，哪個年輕女孩會喜歡這樣的工作呢？”
作為南京某大型建設項目副經理，張祥每年都會見證多位老農民工被迫離開工地。“建築業現在對安全問題十分重視，項目經常會面臨上級檢查、政府檢查以及項目自查。一旦工地被查到有超齡工人，可能會面臨罰款等諸多麻煩。工人年齡等信息都需要一年一次登記審核。”
3月18日開始，多篇關於“建築業清退令”的文章幾度登上微博熱搜，一石激起千層浪，超齡農民工的就業與保障問題再次被置於輿論中心。
一名多次參與農民工政策制定的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大齡農民工退出建築業的熱議已經引起上層領導的關注，人社部相關部門以及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正在快速地進行研究和調研。我們也在近期就大齡農民工的專題研究溝通過多次。”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原黨組副書記、副部長，中國勞動學會會長楊志明説：“建築業中農民工佔的比重最高，農民工的權益更需要保障。農民工是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他們為中國建築業和城市化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防疫復工中農民工做出世人睹目的成就。”
“消失”的超齡農民工
對於34歲的鋼筋工張言明而言，工地活是全家唯一的經濟來源。
2021年3月，他迎來了小兒子出生，同時也迎來了一份新的責任。現在為了兼顧工地與照顧小兒子，他只能選擇將10歲的大兒子留在廣西老家上學，生活日常由母親負責，小兒子、妻子與自己共同租住在工地旁。小兒子出生前，妻子負責在工地攪拌水泥。
過去五年，從廣西三江、浙江台州再到湖南懷化，他與妻子輾轉三地。“人跟項目走。一般一個項目三年建設完成，此後便需要通過熟人尋找新的工地項目。如果中間沒銜接上，就意味着一家人的生計沒着落。工地活一個月能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對於我這種只有小學文憑的人來説，想不到還有哪種工作能賺這麼多錢。”
在十六年的工地生活中，張言明也直觀感受到工地管理越來越規範——從前幾年開始，進入工地都需要人臉識別，在工地也必須時刻佩戴安全帽，不可以穿拖鞋，工地上也絕對找不到60歲以上的農民工。
記者通過搜索發現，截至目前，僅上海、天津、深圳、泰州、南昌、湖北六地發佈政策明確提出對建築施工行業超齡農民工進行用工規範，包括超齡員工不能從事建築施工作業，但工地上的其他輔助性崗位如保潔、保安、倉管不受影響。
但記者在多方採訪中瞭解到，在全國多地，工地招收超齡農民工在源頭上就已被杜絕。
一家央企下屬的某項目安全負責人吳正表示，在一個項目正式施工前，會要求所有工人在平安守護系統中上傳身份證、健康狀態等信息並審核，每天工人進入工地時也需要人臉識別結果與系統匹配。這樣也就杜絕了60歲以上工人進入工地的可能。其次，現在都需要為農民工辦理專門銀行賬户來確保工資的按時發放，超齡農民工也沒辦法辦理此銀行賬户。對於不允許進工地乾重體力活的年齡限制，一些地區是60歲，一些地區是55歲。
即使拒絕超齡農民工進工地，一項不爭的事實是，農民工的老齡化現象日漸凸顯。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0年農民工人口總量為28560萬人，平均年齡為41.4歲（11年前此數據僅為34歲），其中50歲以上農民工人口占26.4%，這也意味着在接下來的十年，將陸續有7540萬農民工達到60歲退休線。看向年輕農民工，報告顯示，16-30歲的農民工比例也從2016年的31.9%逐年下滑至2020年的22.7%。
上述南京某大型建設項目副經理張祥表示：“現在肉眼可見工地上年輕小夥越來越少，導致項目上農民工越來越缺，人員結構極不均衡。工地上主力基本都是幹了十幾年工地活的中老年人。工地上負責機械操作的可能還有一些年輕人，但雜工、架子工等工種基本是一個年輕人都難看見。”
因為農民工老齡化等因素，農民工最為集中、風險最高的建築業的安全管理多次被官方提及。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促進建築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提出加快建設建築施工安全監管信息系統；2019年人社部、住建部還聯合發佈《建築工人實名制管理辦法（試行）》。
吳正表示：“為了保障工人的安全性，工人在完成信息登記與審核後，還需要接受安全教育。包括告知他們橋樑等不同施工場地存在的安全隱患，還會安排消防、高温防護等知識教育。工地也會按國家標準設置多個安全員。對於一些特殊作業，如隧道作業會涉及粉塵污染，在工人進場前項目部會對其進行塵肺病的排查。擔心工人違規使用大功率電器，項目部也會安排檢查人員定期去工地的集裝箱宿舍檢查管理。”
當超齡農民工退出工地現象逐漸擴圍，王建東認為政策有其合理性，也有不合理性。“如果我們這些老農民工像退休職工有養老金，誰會願意這麼大年紀還在工地上折騰。但同時年紀大了在工地確實容易受傷，工友傷亡的事遇見過太多了，你説怎麼可能不擔心。我兩隻手都被鋼筋壓斷過，左小腿被工程車撞傷過。一旦受傷，只能依靠工傷保險的賠償來支撐家庭收入，肯定沒有工地活收入多，還需要人伺候自己。會耽誤很多事。”
在政策保障上，2015年人社部等四部門聯合發佈《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提出對未提交按項目參加工傷保險證明的項目，不予核發施工許可證。這也從源頭上確保了建築業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全覆蓋。
張祥表示：“現在工地上一般都是購買工程一切險、意外傷害險等險種，這類保險不記名、以項目為單位購買。單個保險最高能賠償60萬左右，所以一般項目部會綜合選擇買兩份保險。並且，超齡工人沒辦法納入工傷保險中，一旦超齡工人出事，只能項目部全部賠償而不是由商業保險賠償。”
城市融不進，家鄉缺保障
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他關於中國最知名的一條預言——影響21世紀世界進程的有兩件大事：一是美國的高科技革命，二是中國的城市化。
在城市中落户，是61歲王建東未曾做到過的事。但談起曾經在城市中的工作經歷，他語氣卻一時高昂起來：“廣州一個核心區的樓盤我參與修建過，當時售價才四五千/平米，現在聽過單價都上十萬了。那些有名的房地產公司的項目，我也基本都幹過。最喜歡的一次工作經歷是體育館的維護。”
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像王建東這樣的農民工功不可沒。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的農民工數僅200萬人左右。伴隨着城市羣建設熱潮以及民營經濟的快速崛起，1989年農民工數暴增到 3000萬，短短四年後農民工數更是增長至 6200多萬，2021年全國農民工數已增長至29251萬。在這期間，中國城鎮化率也從1991年的26.37%一路上漲至2021年的64.72%。但到2021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4.72%）與户籍人口城鎮化率（46.7%）仍相差18.02個百分點。
這也説明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沒完全跟上城市化步伐。
在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看來，户籍制度改革力度還遠遠不夠。2005年，萬廣華便開始關注中國的城市化問題並一直呼籲中國加快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進程（即户籍人口城鎮化）。
對於為何要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萬廣華用了一個親戚的親身經歷來説明。“一位親戚户籍在江蘇農村，在那裏，一個服務員崗位月收入2000元不到，如果驅車向東4個小時到上海，工作內容沒有任何變化，月收入至少5000元，這是典型的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中外研究均表明，城市的生產力是農村的3-5倍，中國經濟能否成功取決於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進程能否順利推進。”
萬廣華從經濟學角度出發解釋道，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第一產業對GDP的貢獻將近60%，那時農村承載約80%的人口；2021年，第一產業對GDP的貢獻已經降到7%以下，但現在農村常住人口占比仍有35%以上，而户籍人口超過50%，這既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也嚴重阻礙了“共同富裕”進程。
楊志明建議，十四五發展城市多元化的租賃住房市場中，要大力發展適合農民工特點的小户型租賃式住房。這樣既能改善農民工的住宿條件、也有利於促進農民工市民化，推進新型城鎮化。
對於王建東而言，比融入城市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更安心的在家鄉生活、養老。
2021年，王建東的妻子做了一次腰椎手術，總費用1.8萬元，得益於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能報銷1.2萬元，自費部分約為6000元。王建東覺得生病能報銷這麼多，已經很好了，但是還是儘量不要生病，否則在醫院總歸要花錢，住院期間，在醫院每天光買盒飯都要40多塊。
王建東和妻子都沒有交過農村居民養老金，王建東説，當地農村居民養老政策是60歲之前，每年交100元，至少要交15年，60歲之後才可以領取農村居民養老金，每個月約200元，村裏老人大約只有一半交了這個養老金。“200塊現在在農村啥也幹不了”，王建東説。
對於養老，王建東還沒來得及考慮，他眼看着村裏的老人要不就在村裏慢慢走着逛逛，要不就在家裏看一天電視。他覺得到老了，有碗飯吃就行，“別討子女嫌棄”，王建東説。
年輕人不願進廠，老年人進廠難
如今，王建東的妻子每天要騎電動車二十多分鐘到市區一家超市做清潔員，一月工資1250元；王建東則在村裏幫人修房，一個月能有5000元，但一年最多也只有8個月能有活幹。“60多歲，企業都看不起你”，王建東説。如果不做體力活，王建東就只能去幹商場保安或者掃地，一個月能有2000元就不錯了，難以養活一家人。計算上人情往來，王建東和妻子的開銷在2000元左右。
廣西駐廣州辦事處合作交流處處長覃煥焱以廣西高齡農民工為例：“每年廣西去廣東創業務工的農民工超700萬，45歲以上農民工佔據65%。他們年紀逐漸上漲後找工作確實會面臨一些阻礙，更多會選擇轉崗尋找適合他們的工種。在前些年人力資源比較充足的情況下，製造業企業在產業工人上有更多的選擇性。但近幾年因為粵港澳大灣區用工荒現象，只要不是特殊工種，企業就不會嚴格限制工人年齡。”
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小康集團董事長張興海關於“年輕人少送外賣，多進工廠”的建議引發多方討論。製造業招工難、招年輕工人更難的矛盾從幕後走向台前。
一項不可忽視的事實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更高。《2021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現狀調研報告》顯示，95後新生代農民工中，80.5%的人擁有中專或高中學歷，44.26%的人掌握製造業技能。2021年人社部發布的《北京市外來新生代農民工監測報告》更顯示，2020年北京新生代農民工佔比達50.1%，就業集中於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同時，從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新生代農民工佔比大幅提高。
在日常工作接觸和調研中，覃煥焱發現：“現在廣西的新生代農民工一般都至少有職業教育背景，會1–2門手藝，因此比較心高氣傲，對於服務業相對排斥，更多是以當產業工人為榮，特別傾向於進科技型企業。都是他們挑企業，而不是企業挑他們。”
在與新生代農民工的溝通交流中，對於為何不願意進傳統工廠的提問，她得到了各種意想不到的反饋——服裝廠工作太繁瑣，對眼力要求比較高且工資水平沒有競爭力；鞋廠需要接觸膠水，認為不利於身體健康。這也導致服裝、製鞋廠“一工難求”。
覃煥焱表示：“機械化程度比較高的企業，招聘的工人都要求至少是85後。85前的產業工人，在傳統工廠可能都做到師傅級、班長級，因為企業的機械化轉型，導致他們如果不去學習，就會被產線淘汰。目前來看，主要會分流成三部分——部分農民工會選擇轉崗做家政等服務業、部分農民工仍選擇去還沒有機械化轉型的傳統企業、部分農民工通過學習新技能適應了企業的機械化轉型。”
不斷迭代的產業，對於農民工的需求也在不斷變化，如何保持技能的競爭力，對於農民工，特別是中老年農民工變得更為重要。
2017年，人社部提出從失業保險基金中列支資金用於補貼失業保險職工的職業技能提升。從2020年開始，人社部在全國11個省（區、市）啓動職業技能電子培訓券試點工作。截至2021年末，全國共發放職業培訓券1926.72萬張，用券500.72萬張。“在服務農民工時，我們非常注重農民工的技能素質提升。每年廣西政府都會拿出一大筆經費通過多種渠道徵集優秀務工人員並給他們提供免費的培訓機會，比如説電工、鉗工、粵菜師傅、美妝培訓。線上線下培訓班都有。我們也積極跟很多人力資源機構對接，給予務工人員點對點的專業培訓和崗位供給”，覃煥焱表示。
楊志明表示，“十四五”中國將進入高技能人才引領的技工時代。現在勞動力需求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勞動力供給也由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2010年後新增農民工出現下降。中國是個技工大國，技能勞動者超2億人，其中高技能人才佔技工總量約30%。相較世界上製造業強國高技能人才佔50%左右尚有差距。因此，加大農民工技能提升，培養一大批高技能人才是一項重要而且緊迫的戰略任務。
文中吳正、張祥系化名。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經濟觀察報 （ID：eeo-com-cn），作者：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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