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光明日報》推出報道《老年玩具有需求、缺供給——如何讓“銀髮族”老有所玩、老有所樂》，在讀者中引起熱烈共鳴。很多網友留言表示，通過“老年玩具”這個不被關注的小物件，看到的是老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大話題”。關愛老人，應從精神文化開始，從你我開始，從點滴開始。繼上輪採訪後，記者進一步開展微博調查、街頭訪談、專家諮詢，與您一起深入思考如何讓老人快樂生活。
擰開門鎖，下班回家的北京工薪族孫寧眼前一片漆黑。往裏走幾步，才看到電視屏幕的熒光從父親房間透出。78歲的父親歪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白髮稀疏的腦袋垂在胸前，隨鼾聲一起一伏。
孫寧嘆口氣，輕輕開燈。父親驚醒了，抬頭看着他欣喜地笑着，帶着一絲犯錯似的不安。孫寧知道，從他早晨離開，父親就坐在電視前時睡時醒過了一天。自己雖屢屢勸説父親下樓走動、看看書報，可老人總是難以改變。
和孫寧父親這樣的高齡老人相比，很多“低齡老人”生活得更為積極。帶兒孫、做飯菜、忙家務……但忙碌背後，留給自己的時間和樂趣並不多。數量可觀的空巢老人，更時刻面對着寂寞侵蝕。
“總以為讓老人身體健康就是盡了孝道。但我們可曾想過，有時我們會因煩惱、無聊而厭倦生活，那麼老人呢？”在讀了《光明視野》1月8日關於老年玩具的整版報道後，網友“卿心君悦”寫下長文，既是自我反思，也是對整個社會發問。
拉直這個問號並不輕鬆，但無可迴避——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2.54億；“十四五”期間，老年人口即將突破3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裏，包含着他們在文化體育、休閒娛樂等多方面的精神訴求；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中，應當為老有所樂、老當益樂留出一席之地。
2020年重陽節前夕，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的老人們在趣味運動會上參加“雙腿夾球競走”比賽。郝羣英攝/光明圖片
儘管黨和國家為此持續努力，但效果全面顯現尚需時日，更需要社會各界、每個家庭從細微處發力。“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社會，老人應該得到的不只是養身，更是養心；不只是物質充裕，更是精神豐沛；不只是養老，更是‘享老’。”北京大學教授、中國衞生經濟學會老年健康經濟專委會主任委員王紅漫認為。
1.“精神上的發條一鬆，就感覺和社會脱節了”——老年羣體離“精神文化小康”有多遠
退休教師季大伯生活在合肥，和老伴一心照顧兩個小孫子。這兩年，孫子先後上了學，老兩口的空閒多了起來。想打撲克，沒有牌友；跳廣場舞，又“找不到感覺”。一天，偶然看到有人抖空竹，季大伯上前細看，還忍不住上手試試。沒想到，這一抖便上了癮，還認識了一羣“抖友”。“大夥兒攛掇我，讓我牽頭成立空竹隊，參加市裏的比賽。我看行！”季大伯樂呵呵地説。讓他擔心的是，抖空竹對身體要求高，過幾年耍不動了，咋辦？
86歲的老慶已經面臨這樣的尷尬。他搬來浙江平湖16年了，獨居在兒女住所不遠處。雖然孩子們時常走動，卻沒空陪他聊天。老慶覺得“天越來越長了，心裏孤清”。“前些年能出去遛遛彎，看看戲曲節目。這幾年腿腳和眼睛都不好使了，就自個兒待着。”社區有老年活動站，唱歌、跳舞、打門球，但老慶早年就不怎麼去，“我口音重，人家聽不懂，水平又跟不上，去了也是悶着”。
在空心化日漸嚴重的農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更是大面積留白。“寒假回老家，發現爺爺奶奶每天除了看電視幾乎沒有娛樂活動。”網友“飛鳥”留言。
在很多人看來，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機上網，是打開“精彩新世界”的好辦法。而這條路卻遭遇了雙重尷尬。
“幾年前剛時興智能手機，我給老爸買了一部，反覆教他。他蠻有興趣，可總記不住操作。”家住北京西城區的關先生回憶，“後來他急了，非要換回老人機。現在，他有時會盯着電視上的‘搖一搖，搶紅包’羨慕半天，我逗他：重新學呀？他頭搖得像撥浪鼓。”
一些老人難以跨越“數字鴻溝”，一些“跨過去”的老人卻陷入另一種“漩渦”。
某研究機構發佈的《2020老年人互聯網生活報告》披露，在調研覆蓋的約百萬名老人中，0.19%日均在線超過10小時，使用最多的是短視頻、資訊熱點、小遊戲等功能，很多還有網絡打賞、簽到賺“金幣”等行為。
“過度沉溺網絡，折射出老人在現實世界無法排解的孤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瑾認為。精神生活貧乏、缺乏關愛已成為影響老人生活體驗的重要因素。“精神上的發條一鬆，就感覺和社會脱節了，會產生自卑、無價值感、不安全感等心理，甚至導致抑鬱或焦慮。而文化娛樂能顯著提高老人的生活品質與幸福指數。”
“老人並不服老。他們希望得到社會的尊重與認同。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老有所樂，而不只是‘老有所願’。”中國美術學院設計藝術學院講師傅吉清指出。
2.“給老人的，應該是他自己需要的、喜歡的”——家庭、親人如何在老人的精神世界中不缺位
青年學者小武在安徽一家社科機構工作，所住樓棟裏有位獨居老奶奶。每次小武帶孩子經過，老奶奶總要拉着他們聊一聊。“看着老奶奶，我對父母的孤獨感更能體會了，每天儘量抽時間和父母一起看電視、聊瑣事。”小武説。
關先生曾為父親報名上老年大學，選了工筆花鳥課，誰知老先生去兩次就不願去了。妻子提醒他：怎麼不問問爸喜歡什麼？關先生拿着課表讓父親看，老人嘴裏説着“什麼都不要”，眼神卻在太極拳那一欄停下。報名後，一身白衣在樓下打太極成了父親的“風光時刻”。“原以為他性格內向不好動，看來還是瞭解不夠。給老人的，應該是他自己需要的、喜歡的。”關先生悟到。
看了本報關於老年玩具的報道後，一些讀者很受觸動：送老人文娛玩具，也是一種陪伴。
“我父母過分勤儉，給他們買衣服，一看價簽到了三位數就瞪眼，非要我退掉，更別提玩具了！但總有他們能接受的方式。”家住山東菏澤的楊女士因為偶然事件受到啓發。朋友送給她女兒一個進口機器人，她嫌看外文説明書費神，隨手擱置了。一天下班，屋裏響着熱鬧的音樂，交織着老人孩子的笑聲。原來，退休前是工程師的父親主動幫孫女“破譯”了説明書，正帶着孩子玩得起勁兒。從此，楊女士常以送女兒的名義買來一些玩具，老人一邊嘟囔着“瞎花錢”，一邊喜滋滋鼓搗起來。
41歲的宋德龍開辦老年人玩具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父母。“他們住在吉林白城，我好幾次接他們過來，總留不住。母親説，這大個城市，連對門都不認識，有啥好玩的？簡直是關禁閉！二次創業時，我就琢磨上了：這店一開，你們可不有的玩了？”他也坦言，自己做足了心理準備：玩這件事情，在中國一直沒有登上大雅之堂；讓老一輩玩玩具肯定不順當，“但總得有人做，可以慢慢去改變”。令他感動的是，越來越多後輩願用玩具孝敬老人。一次，顧客“老北漂”一口氣買了1400多塊錢的玩具送給父母。
宋德龍設想，下一步，能不能把玩具延伸為“玩聚”，讓老人們互動起來，像跳廣場舞一樣一起玩？“如果能給‘老頑童’們拍視頻，讓他們當‘網紅’，就更美了。”
3.“老年友好型社會，應有精神文化的‘適老化’供應”——政策支撐與社會支持如何更有力
老年羣體的生存發展，始終在黨和國家視野中。新年伊始，全國各省區市陸續公佈當地“十四五”規劃《建議》，大多對老齡事業作出部署，“對公共場所進行適老化改造”“發展銀髮經濟”等字眼頻頻出現。
“建立老年友好型社會，應有精神文化的‘適老化’供應。在健全養老設施、養老服務的同時，也要健全老年精神文化服務，重視老人健康生活方式的需求。”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黃晨熹表示。
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看來，健全老年精神文化服務，不能忽略老人的智慧傳承。“很多老人的經驗智慧是社會財富，完全可以再昇華、再創造。不能把老人當作社會的包袱，應該支持他們實現積極的、有貢獻的老年人生。”
“在生命轉型期，老人通過重新追尋生活意義而獲得更高生命品質。他們有着強烈的羣體交往渴求、通過再學習展現存在感的需求，以及提高生活質量的期待。黨和政府應當立足這三點，為老年精神文化提供有效供給。”哈爾濱工程大學教授王雅林認為。
令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紅燕印象深刻的是，無錫、武漢等地試行非血緣關係“代際共融”，即老年羣體與年輕人開展合作、進行聯誼等。“在無錫創業園，退休老人被請來指導年輕人創業；在武漢，開設有‘同心苑’，把幼兒園和養老院開在一起，幼兒的歡樂與生機鼓舞着老人，老人定期給幼兒講故事、陪兒童玩耍。其樂融融中，老與少的心靈都得到撫慰。”
為了幫老人們擺脱孤獨，王紅漫帶着她的“享老樂齡蒲公英”團隊走進過很多養老院。陪老人聊天，耐心傾聽；給他們檢查身體、提供簡單照護。“為什麼叫‘蒲公英’？我們希望愛心種子飄到各個角落，讓人們重新思考老齡的可貴和老齡化社會的意義。不管住在哪裏，老人需要的都不僅是一間舒適的屋子，更是一個有温度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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