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DT財經（ID：DTcaijing），作者：菜乙己、董道力，數據：董道力，編輯：張晨陽、唐也欽，設計：戚桐琿，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2018年，上海相親角，有一位老大爺自稱侄子高學歷、年收三百萬，並直言“月入1萬如討飯”，引來大量網友自嘲式認領“乞丐”身份。
2022年2月，“月收入1萬”的鄙視鏈降臨到了二線城市，有一位網友發帖聲稱，月收入1萬在鄭州“只能生存沒法生活”，還完房貸、減去日常生活開支，沒剩多少錢，日子過得緊緊巴巴。
但另一方面，因為生活處境的差異，人們對“月收入1萬”的體感其實是天差地別的。
今天，DT君就通過數據的視角，來看看月收入1萬的打工人，在中國到底是個什麼水平。
在中國，每月可支配收入1萬已經超過99%的人
儘管關於“月收入1萬，生活艱難”的吐槽不絕於耳，但事實是，在中國，確實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月入過萬。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份數據可以作為參考，該研究院一直在追蹤中國收入分配情況，分別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2013年和2018年進行了六次入户調查，沉澱為中國家庭收入調查數據庫（CHIP）。
CHIP的最近一次調查時間為2018年，研究院官網並未公佈相關數據，但該院研究人員在財新發布的一篇文章中透露了部分數據結果。分層抽取了7萬個樣本的數據顯示：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扣除個人所得税等之外可用於實際使用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佔比僅為0.61%，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5000元~10000元區間的是4.52%；而大部分中國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500元~1500元這個區間，佔比約為40.71%。
近7成應屆畢業生，税前月入6000元以下
以上是比較宏觀的統計數據，你可能會認為，統計樣本中包含了家庭中的無收入人羣，比如無退休金的老人、失業者、正在讀書的孩子等，因而數據偏低，只看打工人的話，遍地是高薪。
但是當我們把人羣縮小，聚焦於已經畢業的本科生時，能達到“月入1萬”的仍然是少數羣體。
涉及到更具體的就業人羣劃分，我們能找到的統計數據多是含税收入，如果考慮到手，還會更低。
麥可思《中國2020屆大學畢業生培養質量跟蹤評價》的數據顯示，月收入（税前，包含工資、獎金、津貼等在內）在1萬元以上的本科應屆畢業生僅佔該羣體總人數的4.3%，與此同時，有68.1%本科畢業生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
即便是在工作三年後，也有相當大一部分本科生的月收入沒有達到1萬元。數據顯示，畢業三年後，本科生的平均月收入為8279元。
也就是説，儘管互聯網上似乎到處都是“年薪百萬”的人，但在中國，“月入1萬”，仍舊是一道卡住了大部分人的門檻。
在哪裏才能月工資過萬？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提及的“月薪過萬”，常常是指税前工資。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具體到不同的地域和城市的工資水平。
國家統計局在《中國統計年鑑2021》中公佈了全國各地區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税前，包含工資、獎金、津貼等在內），我們據此進行了計算排名。可以看到，位列前三的地區分別是北京、上海和西藏，廣東僅排在第六。
這個結果與“北上廣工資更高”的刻板印象有所出入，分析起來可能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方面，因為數據是基於不同省份劃分的，而廣東省除了廣州之外還會計入其餘所有城市的人均工資，所以排名可能低於預期。
另一方面，因為海拔高、大氣稀薄等自然環境因素，西藏的工作、生活環境相對其它地區更具挑戰性，所以需要用有競爭性的、更高的工資才能吸引人才，且政策上的支持使得這樣高薪招人的策略具有可持續性。
在不同地區，“每月平均工資超過1萬”所能帶來的生活質量可能相去甚遠。前段時間DT君就這個主題採訪過12位生活在北上廣的年輕人，即便都是大都市，它們之間的房價、物價也都各有不同，更不要説北上廣和二三線城市之間的區別了。
對於普遍租房的年輕打工人而言，在這些差別中，最明顯直觀的就是每個月的房租。
麥可思研究院《2021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的數據顯示，在北京和深圳，2020屆畢業生的住房成本佔工資比已經超過了40%，其次是上海和杭州，分別佔比38%與32%。而在重慶、長沙這些規模相對稍小的城市，雖然人們的平均月收入更低，但只有15%左右的工資會被花在房租上。
另外，互聯網在某種程度上抹平了一些差異，使得不同城市的人主動或被動地享用了同一套生活方式。一些生活在三四線城市的人，因為擁有更多的閒暇時間、更少的買房焦慮，可能更樂於在娛樂、潮流上消費。雖然沒有月薪1萬，但生活同樣豐富。
換句話説，“月薪1萬是什麼水平”“月薪1萬的生活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直接被“你在哪裏月薪1萬”所影響。
做什麼才能月薪過萬？
影響薪資水平的遠不止“在哪兒工作”這一個因素。同樣重要的，是具體“做什麼工作”。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21》的數據顯示，2020年各行業平均月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分別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以及金融業。也只有在這三個行業中，就業人員平均月工資超過1萬元。
但另一方面，這三個高薪行業都有着不同的高門檻和問題：
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面臨着高強度、高時長的腦力工作，尤其是近幾年，從亞健康到猝死，“拿命換錢”的工作邏輯越來越被人批判，但普遍來看，只要身處其中，人們還是難以跳出“內卷嚴重”、“35歲晉升瓶頸”等問題。
排在第二的科研行業，需要專業技術過硬的人才，緊隨其後的金融行業非常看重高學歷及相關經驗。因此，高門檻和高月薪是密不可分的。
進一步的數據分析還顯示，在不同地區，高薪行業的排名是不同的。
比如上海作為金融中心，它的金融行業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在27510.4元/月，是全上海所有行業中最高的。
但在浙江，金融行業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是12150.3元/月，在全省各行業排名並不靠前。浙江省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行業，就業人員平均月入19619.2元。考慮到阿里巴巴總部就在杭州，這點並不讓人意外。
寫在最後
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經濟增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們的快樂》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論”，即收入與幸福感不成正比的現象。其解釋之一就是，收入和財富具有相對性，而這種相對性決定了它們真正的價值。
就像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在不同城市，“月薪過萬”的意義是不同的。
正因為大城市更容易月薪過萬，所以在大城市月薪過萬就沒有那麼稀有，反而會有更多高收入人羣、高消費場所，且更容易產生攀比效應。即便許多消費選項也許並不包含在“月薪1萬”打工人的生活成本之內，它們的存在還是會直接降低薪資在人們心中的價值。
另外，在薪資水平較高的社交圈中，當身邊大多數人的收入與你相差無幾時，月薪1萬的心理價值自然被削弱了。
英國經濟心理學家克里斯·博伊斯等學者提出了“收入等級”的概念來解釋這一現象。博伊斯指出，大多數人判斷自己薪資水平時，不會考慮薪資本身價值，他們的判斷更多受到這個薪資的“收入等級”所影響。而所謂“收入等級”是一個非常具象、微觀的概念：它指代每個人心中，自己的收入在個人社交圈中排在什麼位置——但沒有人會把宏觀的社會參照值（譬如“99%的中國人月收入低於1萬”）作為比較對象。
簡單粗暴地來説就是，在一個人心中，“月收入1萬超過99%中國人”的認知所能帶來的幸福感，大概遠遠不如“月收入5000超過5個親朋好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人更在意“比上”：與收入高於自己的人羣的比較會對一個人的心理產生更大的影響。也就是説，“比下”所帶來的心理安慰在“比上”所產生的的焦慮感面前，往往不值一提。
比如對於許多城市中產而言，他們大多數人早就月入過萬，但依然無法停止對自身收入的焦慮。根據脈脈數據，即便是年薪30萬以上的人羣，其主要焦慮依然來自收入。
對此，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認為：這種收入焦慮的根源，“還是負擔多”。從高昂的房貸按揭，到雞娃的教育投資，“月收入1萬”相較於大城市中產生活的預設花銷而言，顯得杯水車薪。
不可否認，人們關於“月薪1萬”的悲歡並不相通，有人早就月入過萬，害怕跌落，所以還在努力向上；有人月收入5000，美食電影潮玩一樣不落，生活得灑脱快樂。但無論如何，他們都在努力過着自己定義中的“好生活”。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DT財經（ID：DTcaijing），作者：菜乙己、董道力，數據：董道力，編輯：張晨陽、唐也欽，設計：戚桐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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