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半年來，除了疫情最讓人不忍看到卻又頻頻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新聞，莫過於小孩自殺事件。
最近一起得到官方通報的案件，發生在陝西寶雞。
一個“從幼兒園開始獎狀就沒有斷過”的六年級女孩，因為對這次語文考試只考了76分很不滿意，最後選擇了輕生。
可是在最近幾個月被報道的兒童自殺事件中，諸如此類的導火索，沒有一個不讓人心情沉重的。
5月6日，西安那個跳樓身亡的9歲女孩自殺前在微信上告訴媽媽，網課佈置的作業她來不及寫完了。
悲痛的家長還在她的書本和作文紙中，發現了她最後寫下的話：
“媽媽對不起，這是我的決定”“為什麼我幹什麼都不行”
這甚至都不是一個青春期叛逆的悲劇。父母接受採訪時説，孩子平時挺乖的，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充了這麼多錢，然後“害怕了”、“內疚了”。
青少年自殺案件以往也時有報道，但無論是媒體還是網友都已注意到在今年這個環境下，這一社會問題的特殊性。
從3月初因“沒錢買手機上網課”而起的自殺女孩（萬幸救了回來），到邯鄲因學習壓力大而自殺的9歲孩子、無錫4月開學首日墜樓的12歲學生……
這一起起的悲劇難免會讓人產生疑惑：特殊時期，是孩子變得更敏感脆弱了嗎？
據中國新聞週刊近日報道，以杭州為例，最近兒童青少年心理諮詢門診的業務量比平常增了近30%，易怒、焦慮、厭學等問題非常突出，和家人長期相處的人際關係矛盾也集中爆發。
不難想象，疫情期間父母和孩子沒有空隙的相處，和整體生活情緒的不安，會把本來就存在的摩擦和溝通問題放大到極點。
3月底的時候，作家葉傾城在微博講述了兩件自己耳聞的小孩輕生事件，其中的悲劇都發生得極其突然，就好像尋死的衝動是在一瞬間被點燃爆炸、無可挽回。
但陸續復課後，想象中的解放也並沒有到來。
對於這種情況，@小兒外科裴醫生 的微博分析稱，“疫情衝擊了很多家庭，導致父母情緒不穩，傳遞給孩子。再加上開學後趕着補以前的課，孩子們的壓力特別大。”
最近這些悲劇的陰影似乎在暗示我們，雖然孩子們陸續回到了學校，但回到從前正常的軌道並沒有那麼容易。
02.“小孩那麼小，怎麼會想到自殺呢？”
悲劇反覆上演，我們卻還是經常震驚於小孩竟然會做出這麼極端的選擇：事情很小，死亡很大，這代價實在太大。
因此也很容易衍生出一種每次類似新聞後都會佔領評論區的嘆息：“現在的孩子怎麼動不動就尋死覓活呢，抗壓能力太差了吧”。
人生來無往不在壓力之下，這會兒都承受不來，將來遇到更大的事該怎麼辦？
事情其實沒那麼簡單，而我們早該正視它。
幾乎每次類似社會新聞後，都能看到不少網友剖析自己也曾經歷過那個階段。
看到人們分享的故事——那些能如今能被若無其事談起的“我小時候也想過自殺”，簡直讓人背後冒冷汗。
因為習慣了用理智衡量利弊的成年人都快忘了，有些人小時候對於“死”的看法能有多輕率。
有網友説，自己有次嘗試上吊，只是因為二年級的時候上學路上褲子被樹枝刮破了，一整天又羞又憤，回家被媽媽發現後還捱了頓揍，更委屈了。
還有人突然上頭了的理由，在成年人看來完全無法理解：
“小時候幫奶奶賣廢品，以為自己數學不好算錯錢了，中午睡覺的時候越想越氣，就爬起來想上吊。”
在這些情況裏，小孩其實並不真的瞭解死亡可能帶來的痛苦與代價，只是出於一時的不快想到了一種可以模仿的發泄方式，萬幸沒有真的傷害到自己。
這或許是因為，我們一直缺乏成系統的死亡教育。
前段時間，兒童文學《裝在口袋裏的爸爸》裏的一段內容被指有“美化自殺”的嫌疑，將跳樓形容成“墜入一個絢爛無比的隧道”。
雖然不該要求文學創作嚴格按照教化的需求，但一些家長對它的憂慮確實反映了他們在教育孩子珍愛生命時最看重的東西：想讓小孩知道死亡是會帶來傷害的。
儘管説深了也聽不懂，很多家長只好採取“恐嚇”孩子死亡的世界沒有好吃的、沒有玩具等説辭。
比如教育博主@我們1班王悦微 分享的經驗稱，老師們的確教了正確的生命態度，卻沒料到學生的反饋很複雜。
有人被激起好奇心，有人嚮往文學裏被描繪得很温柔的彼岸，而老師也很難判斷他們這樣想的真正動機究竟是什麼。
所以會有些人歲數越大、越不敢輕易死掉，原因正是其反面。
03.為什麼説指責“脆弱”是不公平的
但在另一種情況中，我們無論如何也沒法輕易説那些冒了輕生念頭的孩子是瞎胡鬧、沒輕重。
因為，他們雖然未必完全懂“死”是什麼，卻切切實實感受到了某種讓人想要逃離的痛苦。
對這種痛苦的感受和處理方式，當然是因人而異的。
有人從小就“看得開”、“心很大”，遇到不開心的事兒可能會發泄或者忘得很快，從來沒有想過要走到自殺這一步。
但在有的小孩的感知中，事情卻完全不是這樣，而自殺成了他們認知中可以逃離的通道。
去年江蘇句容的一起兒童自殺悲劇中，網傳9歲當事人給奶奶留的遺書裏寫道，自己把學校的玻璃撞碎了，害怕受到懲罰，所以跳樓了。
短短几句話，看得人膽戰心驚——他怎麼會怕到這個地步？
在我們無處不服從於權威的成長過程中，會畏懼懲罰及其帶來的恥感，畏懼老師和父母對自己失望帶來的壓迫感，畏懼自己得不到價值認可……其實都非常正常。
有的孩子止於發泄自己的難過與痛苦，可悲的是有的孩子輕易地選擇了用自殺來終結它。
這可能在很多人看來大逆不道：小孩挨兩句罵就要死要活，多大點事都要以死相逼嗎？
很多衝突之所以被認為是“小事”，只不過因為它發生在家庭——理所應當的親密關係，和學校——理所應當的服從關係，這兩個場景中。
與這種處境類似，學者吳飛的著作《浮生取義》在研究華北農村婦女自殺現象時發現，那些在衝突後憤而自殺的人並不是真的失去對生活的希望，反而是出於在人與人關係的權力遊戲中總是“輸”、卻看重自己的尊嚴。
一個想過好日子的人卻選擇自殺，並不是因為他的頭腦有毛病，而是因為權力遊戲的結果總是違揹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嚴，卻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
於是，自殺成了他們所採取的一種不恰當的暴力方式，用來尋求自己在親密關係中被打壓的公正和尊重。
與之相應的是，一種在小孩中很常見的心理是：雖然沒有付諸實踐，但只是想象一下“我自殺了而他們追悔莫及的樣子”就覺得有點解氣。
這解氣的根源，也是因為用自殺作為一種抗爭的方式，獲取了自己想要的尊重和公平。
但如果意識不到做出這種選擇的小孩認為自己處於一種結構性的不公中，反而只是指責他們是因為面對痛苦和壓力還不夠堅強，一味認為“尋死覓活”只是用來威脅的手段。
那無異於讓這無法逃脱的枷鎖更牢固了一點。
04.當“脆弱”越來越被污名化
最近這幾年的輿論場中，比“小孩自殺”獲得更多苛刻批評的，自然就是有手有腳的成年人自殺。
輕易發出的“現在的人真的很脆弱”不説，如果其自殺的時間不對、地點不對，那更是被認為給無辜的人添麻煩，進一步失去了被同情和諒解的機會。
和小孩會自殺的心態一樣，人為什麼會走向這個結局明明更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社會學家涂爾幹曾在其著作中將自殺分為幾種類型，大概可以窺見這種複雜性的一角。
有一種叫做失範性自殺，一般發生在人們的生活受到重大社會變故（經濟蕭條、戰爭等）影響而崩潰後，意識到“無法再回到以前的生活”而絕望時。
還有一種叫做宿命性自殺，即有些人會在看到沒有方法來改善受壓迫的處境時，選擇終結生命。
可惜，當如今一個個體的自我了斷出現在人們面前時，這些似乎都沒有“他沒能戰勝這一切”來得重要。
我們生活在習慣了成王敗寇的邏輯中，默認了生存與成功的法則就是不夠努力要被淘汰，不夠強大要被吞噬，不夠堅強就只能去獨自忍受弱者的痛苦。
太習慣了，以至於當它都已經慢慢輻射到孩子身上，都難以察覺到有什麼不對。
但從什麼時候起，我們默認了孩子想要順利成長下去，也是要能容忍“高壓”的？默認了在很多教育與輔助缺位的情況下，一個小孩面對挫折是要無師自通的？
也許是從“挫折教育”流行開始，抑或是近十年整個社會的上升焦慮蔓延到孃胎裏開始。
儘管人人都感受到了這種壓迫感，我們卻越來越少給一個個體的“脆弱”留有體面的空間，反而習慣於把事情歸結為“孩子還是是承受能力強點，才能經得起風浪”。
我們的確應該從幫助青少年心理疏導、覆蓋自殺干預機制等尚不完善之處入手，儘量給予認為自己走投無路的孩子更多積極的幫助。
但它不應該成為唯一被看到、被認為可以彌補的缺口。
否則，我們只能在這本就危險的邏輯裏被牽着鼻子越走越遠，讓每一次的“你還可以更堅強一點”，都成了下一次“脆弱”不被容納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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