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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奴制是十五世紀下半葉至十九世紀中期俄國的經濟、法律制度。廣大農奴被法律縛在地主的土地上，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十八世紀末以來，農奴制日益成為俄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侄梏，逐漸開始瓦解和衰落。為緩和日益尖鋭的階級矛盾，適應俄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沙皇政府1861年自上而下實行了農奴制改革，改革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仍保持了大量的農奴制殘餘。消滅農奴制的一切殘餘成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
1480年，羅斯終於擺脱了蒙古長達200多年的統治，加快了以莫斯科公國為中心，建立俄羅斯統一國家的進程。莫斯科公國大公伊凡三世先後打敗特維爾、立陶宛和立沃尼亞騎士團，實現了東北羅斯大部分的統一。這一切都是伊凡三世實行依靠、扶持中、小貴族的政策而進行的，伊凡三世將土地分封給他們作為答謝。隨着封地制的發展，農民的生活狀況日趨惡化。十五世紀中葉，在一些地區，已經出現了限制農民行動自由的規定。為了實現並鞏固國家的統一，伊凡三世於1497年制訂了法律文獻《1497年法典》即《伊凡三世法典》。法典不允許農民從一個地主名下隨意轉到另一個地主名下，規定只有在每年俄因11月26日的尤里耶夫節前後各一週，農民才能離開原來的主人。這樣，國家通過法律將農民束縛在封建主的土地上，封建農奴制開始在全國形成。廣大農民逐漸失去人身自由，成為依附於封建主的農奴。
1550年6月，國家法典編纂完成，這部法典史稱《1550年法典》，也稱《沙皇法典》，這是俄國第一部統一的法律文獻。1550年法典重申了1497年法典的規定，農民只有在尤里耶夫節都有權離開主人，並增加了離開時需交納的居住費的數額。這一切使農民對地主的依附加強，人身自由進一步受到限制。
1592年到1593年，沙皇政府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和户口登記，凡是記在地主名下的農民都被認為是農奴。1597年，沙皇政府又規定：地主有權追捕逃亡期未滿5年的農民。同十五世紀末相比，俄國農奴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十七世紀初，俄國出現了全國性的大災荒，僅莫斯科地區就有12.7萬人被餓死。大封建主、大商人趁機囤積、倒賣糧食，大發不義之財。農奴制不斷加強，使農民的處境進一步惡化。
1606年，爆發了全俄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反封建專制統治的農民起義，波洛特尼科夫起義。起義軍給了沙皇政府沉重的打擊，但最終失敗。
1613年1月，大貴族米哈伊爾·羅曼諾夫被推選為沙皇，開始了俄國曆史上的羅曼諾夫王朝統治時期。
十七世紀的俄國是沙皇專制制度及封建農奴制不斷加強、階級矛盾異常激化的時期。沙皇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為了維護封建貴族地主階級的利益，頒佈敕令，規定地主可以在五年內追回逃亡的農民，以後又不斷延長到九年、十年。如果逃亡的農民被其他主人帶走，追回的期限甚至可以延長到十五年，農奴的地位更加惡化。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基本利益，強化農奴制，沙皇政府成立了專門的法典編纂委員會來制定新的法典。
1649年1月底，新法典的編纂工作結束，該法典被稱為《會議法典》，也被稱為《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維奇法典》或《1649年法典》。《1649年法典》從法律上確定了農奴對主人終身的和世襲的依附關係，將野蠻的封建農奴制固定了下來。法典規定：地主有權追捕逃亡者，農民如果逃亡，主人可以無限期的追回，同時，追回他的妻子、兒女和財產。法典還規定，封建地主在自己的領地上有權審訊和拷打農民，甚至可以給他們帶上鐐銬進行判決，還有權干涉農民的財產、婚姻及其他個人事務，除了自己的主人有背叛沙皇的行為外，農民無權就其它任何事告發主人，如果地主破產，其債務需由農民負責償還。《1649年法典》的制定標誌着俄國農奴制的最後確立。據1678年的調查顯示，全俄93萬農户中，已有88.8萬户淪為農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於沛）“農奴制不僅僅是個經濟制度，而且也是個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農奴制確立以後，使俄國沙皇專制制度的統治得到了加強和發展，而且沙皇本人的權力也得到了擴大，這是俄國從等級代表君主制向絕對君主制度過渡期間很重要的一步。農奴制確立以後使廣大農奴被迫處於一種依附地位，他們失去了人身自由，影響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這不僅在當時，使得俄國社會生產發展的水平處於一種落後的狀態，而且一直影響到它以後的歷史進程。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直到十八世紀以後，俄國政治、經濟、軍事的發展明顯的落後於西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
地主在1760年已經取得了可將自己的農奴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權利之後，根據葉卡特琳娜二世的命令，1765年又得到了可以放逐農奴去做苦工的命令。1767年，她又頒佈了禁止農民控告自己主人的命令。農奴對地主的任何控告都被認為是誣告，將被判處終身流放。地主貴族不僅對農奴實行超經濟剝削，而且不斷強化農奴對貴族的人身依附，農奴像牲畜一樣被驅趕到市場公開標價出售，野蠻的農奴制激起了人民的激烈反抗。
1773年到1775年，爆發了以普加喬夫為首的農民起義，這是俄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起義者宣佈解放農奴，迅速席捲喀山、烏拉爾、西西伯利亞、車裏亞賓斯克等地，沉重地打擊了沙皇政府和封建農奴制。
葉卡特琳娜二世鎮壓農民戰爭後，頒佈了《全俄帝國各省管理體制》的敕令，極力維護了貴族地主階級的利益，繼續加強封建農奴制統治，農奴的境地繼續惡化。不僅農奴反對封建農奴制，一些以莫斯科大學為中心的先進知識分子也投入到了反對農奴制和沙皇專制制度的鬥爭中，推動了俄國啓蒙運動的發展。
羅蒙諾索夫是俄國啓蒙運動的先驅，他尖鋭地批判了俄國農奴制的殘暴，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農民持以深切的同情，希望能夠通過發展生產力、發展教育、傳播科學知識、建立衞生保健來改善農民的現狀。
十九世紀上半期的俄國，在資本主義手工工場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的情況下，開始向大機器工業過渡。資本主義的工廠動搖着農奴制的經濟，加速着它的瓦解，這是封建農奴制走向崩潰的前兆。
30到50年代，俄國開始了工業革命，俄國工業生產中的農奴制生產關係逐漸被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代替。越來越多的農奴工人獲得瞭解放，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這卻是預示着一個新的時代即將到來的重要標誌。
農奴制危機的加劇表現在俄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其中包括思想文化領域。俄羅斯近代文學奠基人、詩人普希金在《致卡達耶夫》、《自由頌》、《鄉村》等詩中鮮明地表達了謳歌自由、反對農奴制的思想，他寫道：我要向全世界歌頌自由，使王位上的惡人膽戰心驚；世界的暴君，戰慄吧！而你們，匍匐着的奴隸們，聽吧！鼓起勇氣，起義吧！
在十九世紀上半期，農民騷動此起彼伏有1000多次。沙皇政府驚呼，農奴是國家腳下的火藥庫。
1855年亞歷山大二世即位後，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農民騷動在1859年為90次，1860年為126次，到1861年則猛增到1176次。農奴制成為俄國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嚴重桎梏，廢除農奴制已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1857年1月15日，在亞歷山大二世的主持下，沙皇政府成立了一個秘密委員會，負責解決迫在眉睫的農民問題。
1858年10月30日，他在給農民事務總委員會下達的指令中提出了準備進行改革的方案之原則：是保證社會穩定、不使地主、貴族和沙皇政府的利益受到危害。
1861年3月3日，是亞歷山大二世登基紀念日，在這一天，他籤著了《農民改革法令》，在歷史上也被稱作1861年2月19日法令。該法令的基本內容是：自法令公佈之日起，農民獲得人身自由，並享有一般公民權，即農民有權擁有個人的財產，他們可以自由遷徙、婚配、從事工商業活動、締結合同、進行訴訟等，地主應承認農民的人身和人格自由，不允許買賣和交換農民。然而，農民無償得到土地和從貴族地主的奴役下獲得解放的要求並沒有得到滿足，所謂贖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地主對農民肆意掠奪的過程。據各省不完全的統計，這些地區有3326.8萬俄畝土地，按1854年到1865年市價計算，份地的地價為5.44億盧布，而實際上份地的贖買價格為8.67億盧布，這樣，地主所得到的贖金超過市價59%，多達3.23億盧布。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於沛）“1861年農奴制改革，是自上而下實行的一場資產階級改革，封建農奴制的俄國開始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俄國，但是這場改革是在沙皇政府的領導下進行的，它維護了地主貴族的利益，改革以後保存了大量的農奴制殘餘，比如沙皇專制制度依然存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而廣大的農民雖然獲得人身的解放，但是他們在經濟上仍然處於被奴役的狀態，他們不僅在經濟上生活異常痛苦，而且在政治上也沒有任何權利。”
1861年改革為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2000多萬農民擺脱了人身依附關係，出現了大批自由的僱傭勞動力，農業生產商品化、專業化，農業機器被廣泛採用，資本主義工業得到了發展。
70年代，大工業逐漸發展起來。80年代完成了工業革命，使俄國從封建農奴制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但是，這場改革畢竟是自上而下進行的，沙皇專制制度作為封建統治的頑固堡壘，不可能使改革損害統治階級的切身利益。相反，卻利用改革來鞏固自己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改革自始至終都在沙皇政府的絕對控制之下。
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俄國人民仍面臨着從政治上、經濟上徹底消滅農奴制殘餘的艱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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