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030年的中國經濟： 增長路徑轉變、情景模擬與政策選擇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張平 王宏淼

內容摘要：未來一、二十年中國面臨着重大抉擇，是從趕超轉向均衡發展的關鍵時期。沿着原有的發展模式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開放導致了外部衝擊，缺少足夠的宏微觀管理經驗進行應對；政府幹預資源配置的模式難以轉變等。總之此前成功趕超的戰略已經不適合這一時期，必須進行重大的調整，轉向均衡結構，逐步形成內生的經濟發展機制。否則，很容易落入“陷阱”。

本文探討了中國的經濟增長路徑和中國經濟邁向中高收入階段的重大挑戰，對未來20年的增長情景進行了模擬，得出了政策結論。我們認為，提升和優化空間資源配置，積極推動城市化發展是從趕超走向均衡的必由之路，但扭曲的城市化發展則更會扭曲結構，轉變的核心是調整政府行為，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在短期增長穩定性和中長期結構均衡化之間進行平衡，特別是做好空間要素的配置是政策調整的關鍵。只有通過好的城市化發展模式，尋找出從工業化趕超轉向均衡結構發展的路徑，依據可持續發展規劃目標加以漸近的、連續不斷的牽引、約束，才能逐步將經濟發展失衡糾正調整到一個結構均衡的可持續發展軌道上來。中國應繼續延伸“十一五”提出的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加快形成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穩速增效、普遍分享和天人合一的均衡體系。

關鍵詞：結構均衡化 經濟增長 可持續發展 城市化 技術進步

JEL：O11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每10年中平均有5年是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年份，按現有的趨勢中國未來只要保持穩定的增長，2030年經濟總量將趕超美國。但在這個過程中，以東部沿海為重心的外延式擴張的空間規模收益遞增將逐年衰減；發展中的諸多老問題、新矛盾將挑戰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宏觀管理能力，影響社會經濟的不穩定性因素增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創造性破壞”下，世界經濟的大調整、外部需求和全球增長的不穩定性、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經濟都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經濟社會結構如不能在此期間做好調整，發展模式不能轉型，經濟增長就將受到“停滯”性的挑戰，可持續是困難的，轉變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路徑和推進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已經從現實經濟的矛盾中直面而來。

一、結構性失衡與既有的經濟增長模式

現代化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社會和自然以及治理機制相互作用的結果。從經濟理論邏輯來看，當發展過程中存在着系統性的高收益、增長部門時，動員資源集中投資在這些部門，就會有產生規模收益遞增，即結構配置帶來的規模收益遞增的趕超增長速度。後發國家趕超的實質就是通過政府動員資源並配置到高增長的現代化部門實現經濟增長的加速。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資源被集中到工業上來，就會產生明顯的趕超增長；從封閉的國家變為開放國家也可能得到全球化的收益；而城市化帶來的空間集聚也會產生很大的規模遞增收益，從而形成趕超速度。這些由於結構非均衡配置資源導致的規模收益遞增過程，會在一定時期內大幅度提高一國經濟潛在經濟的增長率。

結構性失衡就是源於這種非均衡加速道路和經濟規模擴張過程。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和國際經驗已經證實，趕超基本上是以結構失衡為“常態”的，但是其可持續一定會受到挑戰，趕超的結構失衡會累積經濟和社會矛盾，而且還會產生很強的增長和利益分配的路徑依賴，並將原有的趕超機制轉變為阻礙經濟持續發展的因素。特別是當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進入到中高收入水平後，結構失衡推動的規模增長效率就會快速遞減，非均衡增長的矛盾就會越來越顯現出來，如果繼續沿着原有的機制軌道高速增長，就只能使原有的問題不斷累積加重，隨着時間流逝越來越沒有調整結構和解決發展不平衡的餘地，從而使增長出現問題，導致經濟和社會在中等收入階段長期停滯徘徊。

中國一直處於趕超過程之中。與大量後發國家一樣，中國經濟的非均衡發展本質上也是其長期趕超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物。在結構性規模收益遞增條件下，政府實施的干預資源配置就有了其內在的經濟邏輯和動力，政府幹預在一定時期內對經濟增長是有效的，而當規模收益出現遞減或難以抵消政府幹預的成本時，轉型就是必須的。邁向中高收入階段後，戰略根本性轉型的要求已經越來越緊迫了。

1．中國現有的經濟模式和增長機制

增長導向的發展目標。發展是硬道理，只有加快經濟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才能解決大規模的就業問題，社會福利才能提高，因此政府和企業的目標函數具有高度一致性，即規模性的快速擴張。

要素積累型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具有低成本、高投入、低效率、高代價的特徵。在中國經濟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過程中，市場本身在發育過程中，要素市場化滯後於商品市場化，因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土地、水、電等資源和資本、勞動力的要素價格具有政府幹預因素，政府為激勵企業加速完成原始積累，控制生產要素投入價格，使得土地、勞動力、投資品保持較低的投入成本，如能源、水等長期低於國際均衡價格，環境、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社保等成本約束低，或者根本就沒有；壟斷金融資源，盡力動員、創造和低價供給，優先為國有企業及具有增長機會的民營企業提供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政府幹預下的投入要素價格產生扭曲，極大地激勵了企業在預算軟約束下實施高投入，其結果必然是低效率，以及高能耗、高污染的不斷積累，因此代價十分巨大。政府一旦轉變目標，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就成為了未來發展的硬約束。

“幹中學”和競爭性模仿機制。由於中國屬於典型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工業化雖然有一定基礎，但生產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還比較落後；供需矛盾一直比較嚴重，在改革開放初期是供給不足，隨着其後的經濟發展，供給能力迅速上升，國內需求開始出現相對不足；在要素稟賦上，中國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勞動力豐富且成本低下；中國城鄉居民雖有很高的儲蓄傾向，但是由於企業和企業家的高度稀缺和金融業發育不足，而不能把國內的儲蓄有效地轉化成為生產性的資本來增加國民財富，因此通過對外開放進行全球配置，鼓勵國際生產性資本的進口和商品的出口，最大限度地把國內低價的“無限勞動供給”和國際資本、廣闊的海外市場結合起來，解決經濟發展中的資金、資源和市場三大問題就成為必然。市場化改革和國際化推進同步進行，相互促進，在開放條件下由於“幹中學”效應和競爭性模仿機制的獲得，誘導和激活國內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形成，保證了技術的引進吸收和更新，因而使得經濟具有一定的自我發展能力。

國家動員型體制和政策強幹預。體現在：第一，黨管人事，為動員控制全國經濟資源並集中使用提供了體制性保障。第二，激勵性和歧視性制度供給。如與出口導向政策相配合的固定匯率政策和結售匯制度，1994年匯率貶值激勵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優勢，從1994年後中國外貿持續順差，外匯積累不斷增加。在税收方面，通過較長時間的所得税“三減兩免”等措施激勵外資的流入，退税激勵企業出口，1997年積極的財政政策直接改善了中國基礎設施，為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08年危機後實施大規模政府投資和產業振興計劃。在貨幣創造方面，持續保持了超過1.6的高比例，為社會經濟活動提供寬鬆的貨幣條件。

而户籍管理制度，沿海開放地區優先發展政策，國有與非國有經濟政策支持上的差異，大企業壟斷，資本控制下單向的FDI流入便利化、貿易管制逐步放鬆背景下進出口並重但更強調出口便利化等等，都是非平衡趕超背景下歧視性經濟管理政策的具體體現。第三，數量型手段為主的宏觀反週期調控。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宏觀調控中，基本以數量型手段為主、行政手段和價格手段為輔。在市場化初期價格機制不敏感情況下，這種干預方式往往目標明確，見效比較快。

由於上述四位一體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國比較好地利用了全球化機遇，充分調動和發揮了本國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驅動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發展，使物質積累和產出能力達到了一個全球總量第二位的水平。許多方面的數量擴張都非常驚人，鋼、鋁等大量重化工和家用電器等輕工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進出口依存度高達70%，外匯儲備達2.5萬億美元，規模性擴張已經到達了極限，增長的代價巨大，資源、社會等多方面已經難以承受，可持續發展受到挑戰。在城市化加速發展背景下，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更加緊迫。只有消除結構性失衡才能逐步進入均衡增長，而結構均衡化轉變又依賴於新的發展模式和增長機制。在現有條件基礎上，必須尋找趕超與均衡發展結合路徑，在短期增長穩定性和中長期結構均衡化之間進行平衡，依據新發展週期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目標，加以漸近的、連續不斷的牽引、約束，逐步將經濟增長失衡糾正調整到一個均衡的可持續發展軌道上來。

二、城市化推動和約束下的未來增長路徑轉變

隨着近年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中國的發展環境出現了重大變化。因為政府行為與城市化高度相關。在城市化低水平時，農村是自給自足的，政府從農村徵税本身就是直接拿走農村的剩餘，政府無需返還給農村。而城市化水平比較高時則完全不同。城市納税人必須享受到納税人權利，即政府要為城市居民生活進行的長期安排，包括就業、住房、子女教育、養老、公共基礎設施和環境等。現代政府的大量支出與納税人需求相一致，形成了所謂財政的公共支出性質，這有別於低水平城市化條件下的政府以動員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情境。在政府的目標函數中，公共福利支出開始越來越成為一個最重要的目標。城市化水平越高，政府福利支出這一公共目標就越強， 1978年中國城市化率只有17.9%，政府集中資源用於生產建設，經濟建設支出佔財政支出比重高達64%；到2006年城市化比例為44.9%，經濟建設支出比重降低到了26.4%，文教、科學、衞生和社會保障支出比重在2007年超過了30%，加上行政管理支出的20%多，中國財政支出體系從生產支持轉向了公共支出和管理，國家和企業的目標就產生了顯著分歧，這一轉變過程是與城市化密不可分的。2010年城市化率接近50%，未來仍然會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直到預計的2020年城市化率接近60%，城市化才進入平穩期。

據有關國家的經驗，在城市化達到50%左右的轉折水平後，政府目標和約束條件一定發生明顯變化，公共福利目標成為政府目標的重要方面。如果在此階段政府仍然過度集中資源並主導增長機制，導致了政府長期高綜合負債率，企業税負壓力加大，一旦在開放過程中受到外部的衝擊，經濟不景氣時間過長，就會出現企業破產，甚至會引發財政或貨幣性的危機，這一點在拉美和東亞國家已經出現過。因此尋求新的增長機制和轉換政策激勵已經是時不我待了。

結合中國的實際，我們認為新發展週期的中國經濟新增長模式和機制應當具有如下特徵：

增長質量導向的發展目標。政府和企業應當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由過去注重數量增長，轉向重視質量提升，以“人均綠色GDP”作為核心目標，注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驅動型增長方式。政府在公共支出上應當從注重“對物的投入”轉向注重“對人的投入”，這是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保證；在制度上應營造更有利於個人投資和創業的政策和社會環境，提高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程度，獲得因創新而帶來就業創造的“資本化效應”和經濟增長效率提高的競爭力，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城市化帶動下的資源空間再配置和規模收益。應當在全國大局上通盤考慮，通過資源的空間調整，推動新型城市化和服務業創新來擴大非貿易品部門對勞動力的吸納效應，同時穩定製造成本和結構升級優化來保持可貿易工業品部門的競爭優勢，通過資源向中西部流動來提高這些地區在全國經濟中的比重，提高資源在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消除短期的不利影響，以最大限度地獲得總體上的規模報酬。

注重增長結構的總量平衡關係。如總供給總需求平衡，貨幣增長和實體經濟增長的大致平衡，內需和外需的平衡，財政收支平衡，國際收支的平衡等等。

市場調節為主，政府幹預為輔。政府轉型是至關重要的。東亞模式下有組織的資源配置功能扭曲，對經濟增長有其激勵效應，也造成危害。逐步消除有組織的資源配置扭曲，更多地採用市場機制激勵創新是未來持續發展的根本，也是政府轉型的邏輯基礎。

城市化的“空間資源集聚”是新發展週期結構均衡化和轉向新增長機制的關鍵，它包含的“規模效應”表現在：一，推動了教育、R&D和技術創新，從而可以提高生產率。二，提高消費率。由於城市居民社會保障和收入的不斷提高，其消費率也會較快地提高，即均衡了趕超時期過高的投資率，也會均衡社會體系。實證研究表明，城市化與消費率的關係表現為“U”型趨勢，即在城市化早期，隨着基礎設施、商業設施和住宅等投資的加大，消費率會出現持續下降；當城市化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並比較穩定後，消費率會出現上升。三，擴大就業。城市集聚會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均大幅度提高。四，節約資源。城市化節約了土地等資源，對生態是一種平衡。但是城市化有好的城市化，也有壞的城市化，其發展模式是至關重要的。畸形的城市化發展模式不但獲得不了規模收益，還會更嚴重地扭曲經濟結構，如拉美的過度城市化、收入差距過大、人口漂移和貧民窟導致城市社會很不穩定，福利開支與增長水平不相適應導致政府負債過度，地價飛漲導致資產市場震盪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我們也應當避免西歐早期城市化中的先污染後治理、高度集中化導致“大城市病”的模式，也不能走美國城市低密度擴張的蔓延模式。應當根據中國國情，在資源、土地、環境和人口約束下，選擇以大城市帶動中小城市的城市集羣發展模式，提高資源的空間集聚度和地區均衡程度，逐步矯正結構失衡，才能從趕超增長變成可持續增長。

三、面向2030年的未來經濟增長情景模擬

為了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有一個更深入的分析，我們在此節引入情景模擬的研究方法。基於中國的總量生產函數，自然約束，以及城市化、技術進步兩大動力，對中國2030年之前的發展前景作一個估測。

中國的總量生產函數經過多年的研究分析，大體穩定這一比例上。一般而言，在一個大的發展條件和階段背景下，生產函數的係數比例是相對穩定的，中國現仍處在大規模投資的城市化過程中，因此生產函數的資本與勞動比例係數在今後很長時期仍可假定為這一比例。在傳統總量生產函數中沒有包含環境的投入影響，但我們可以在考慮治理碳排放和污染對增長的負貢獻後進行測算，以得出考慮自然約束成本的潛在經濟增長率。

按照我們的計算，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即1978－2008年，資本增長10.6%，勞動力增長2.2%，技術進步維持在3.3%，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保持在10.5%，與中國年均實際增長率大體是吻合的，特別是技術進步方面比歐、美主要經濟體的1%和1.2%的水平高得多。這與體制轉軌、結構轉變和“幹中學”機制等三方面因素高度相關聯，也與弱環境約束相關。體制改革可以説是推動要素配置效率改善的根本機制，激勵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不過隨着改革因素逐步常規化，它對技術進步的貢獻增量正在下降；結構變革。首先是快速實現工業化，其後隨着工業化基本完成，近年來結構變革的主要推動力已經由工業化轉變為空間要素的再配置，即城市化。技術進步。開放激勵了大量技術引進和“幹中學”，加速了中國的技術進步，但其效應會隨着一國技術進步水平與國際技術前沿距離拉近而下降。從分階段看，新世紀前的技術進步快，資本投入增長慢，而新世紀後技術進步速度有所下降，經濟增長速度主要靠是資本投入的增長。中國的增長率也受益於無環境約束。估算表明在改革啓動的1978年，無環境約束的排放貢獻了1.59百分點，能耗貢獻0.88個點，加起來兩者對增長率的貢獻達到2.47個百分點，到新世紀這一代價下降了些，但仍達到1.8個百分點。這幾方面貢獻因素是中國趕超速度的重要來源，而相應的人口紅利帶來高儲蓄的資本供給和勞動力持續供給也直接提升了經濟增長速度。

中國經濟依據上述結構模式是否可持續，需如何調整，可通過一個要素投入的基準模型來分析預測。其基本假定如下：

技術進步。在此模型基準中，始終將技術進步水平保持在較高的位置，技術進步因素能否繼續保持2%以上是其中的關鍵所在。一般而言，為獲得可持續增長動力，隨着制度變革、幹中學、工業化的潛力下降，就要求空間結構轉變和人力資本貢獻的作用上升。而僅僅靠內生增長的技術進步一般為1～1.5%以下，中國2015年以前，城市化和國際化提升都直接促進了技術進步水平，這一期間保持技術進步水平在3%；2015－2020年前仍有空間資源再配置的因素，城市化推動技術進步性收益，設定在2.7%左右；2020年後主要靠提高人力資本推動技術進步了，技術進步設定在2.2%的水平。

勞動力投入。人口和勞動力的變化是決定未來發展較為重要的因素，預計勞動力占人口的比重從2015年開始下降，2017年後下降較為明顯，人口紅利的頂峯期自此結束。中國勞動力供給的趨勢將會有所改變，2015年勞動年齡峯值人口為10.2億人，勞動力總供給估算為7.9億，而後會逐步下降，其增長率轉為負值。

資本投入。隨着人口結構轉變、城市化變動，未來資本投入也將出現變化，從目前增速逐步下降到8%。

假定資本與人口的產出係數不變，即資本系數為0.6，勞動係數為0.4。

自然約束。中國經濟過去因為環境和能耗的負影響不計入，因此使得每年多增長近2個百分點。依據全球和中國規劃的責任，要逐步壓縮，這會使得每年最少要減少經濟增長率一個百分點，通過這種行為，到2021年後壓縮一個百分點就對經濟增長率構成淨損耗了。

在上述假定下，我們可以估計出中國經濟未來的基本增長結構如表1。

2010～2015年：資本投入比2000～2009年年均增長12.6%略低，勞動力增長為0.8%，技術進步仍然是3%，則經濟增長速度為7.2 0.32 3=10.52。在扣抵1個百分點的能源與環境負影響後，潛在增長率降至9.5%。

2016～2020年：勞動力進入負增長，資本供給逐步回到年均10%的水平，則2015～2020年經濟潛在增長率回到8.3，減去能源與環境保護1個百分點的負貢獻，潛在增長率降至7.3%。但這裏有一個強假設就是技術進步水平保持在2.7%。

2020～2030年：發達國家的純內生技術進步水平一般保持1.5%以內，而國際上估計中國的相應水平要稍高些，加上考慮人口轉變對儲蓄的影響，我們設定資本供給保持在年均8%的增長，抵扣能源與環境保護損耗一個百分點，則2020年後經濟潛在增長會下降到5.8%。那時人均GDP將達到10000美元，再經過10年5%左右的增長，中國就能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一個持續均衡增長的體系中。

中國達到上面的圖景需要兩大結構性動力因素的推動，即空間結構再配置的城市化和技術創新引致的產業現代化，並配合增長的分享激勵、人與自然的和諧和要素配置機制的完善。中國仍處在供給結構推動結構演進時期，供給結構決定了報酬結構和消費結構。目前工業化已經基本完成，未來結構的戰略調整應放在城市化推動下要素的空間再配置，以推進結構均衡化過程。

四、戰略轉向和政策選擇

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規模、開放和發展的階段特徵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增強經濟增長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都是這一期間最為重要的方面。中國應繼續延伸“十一五”提出的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加快形成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即穩速增效、普遍分享和天人合一的均衡體系。

在此目標下，未來宏觀政策一方面宜堅持“控制貨幣、調整財税、優化投資、平衡貿易”四管齊下，以實現穩定增長。另一方面更應着眼於制度調整和改革創新。要以民生為根本，以市場為基礎，轉變政府理念和職能，轉換髮展機制，創新制度結構，調整利益格局，減少行政性壟斷，促進企業自主創新，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以實現機會均等，價格引導，競爭規範，社會公正。這是各種短期宏觀調控政策能順利實施並取得成效的保障和關鍵，也是實現中國經濟自我再均衡過程、實現長期健康發展的必經之路。

1．以潛在增長率為基準，穩速增效，均衡發展

進入到中高收入發展階段，我國經濟增長目標應該以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區間為基準，穩速發展，為經濟結構調整留有餘地，保持經濟增長穩定的同時，將發展的目標轉向提高經濟效益，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

我們計算的結果表明，年通貨膨脹率在0～4%相對於的增長率區間為7%到9.5%，經濟增長超過10%通常會引起5%以上的通貨膨脹。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過高的經濟增長迫使經濟、社會和資源體系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難以進行結構調整，更難以將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向效益型，“十一五”期間年均GDP增長速度達到10%以上，遠遠高於規劃的計劃增長速度，為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十二五”期間應逐步調整結構，加快市民城市化的步伐，經濟增長保持在潛在增長率的水平9%；“十三五”期間GDP增長速度可以降低到7%的水平，穩定在潛在增長率區間，以堅持“又好又快”的原則，把好字放在第一位，提高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在當前的發展階段面臨着非常多不確定因素的擾動，如全球經濟增速的放緩；國際熱錢和資源價格上漲的直接衝擊，很容易引發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匯率、資源公共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一方面會減低經濟結構扭曲，但同時會產生價格上漲壓力。隨着成本正常化，特別是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如果不能提高效率，只能通過價格轉移就會引起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等。新發展階段和麪臨的國際形勢總體上看是一個偏向於資產和物價上漲的趨勢格局，將經濟增長速度目標降低到接近潛在增長率的下限水平7.5%，為價格機制調整和改革留有餘地，才能有效地激勵企業增加效益，走上循環、綠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在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同時，要更加註意提高增長的質量與效益。從供給角度看，未來的經濟增長應從主要依靠投資規模擴張以及廉價勞動力，轉變為主要依靠勞動力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儘管不是一切，但長期而言幾乎就是一切。因為勞動生產率是內生增長可持續的源泉，一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終取決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調整結構，轉變體制機制，鼓勵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增強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益，是發展的重要方向。

2．以城市化為核心，合理優化空間再配置

“空間再配置”具有三層含義：

其一，市場重心由國際市場轉向國內市場。中國的快速發展得益於全球化和良好的外部環境，以及國際大市場在平衡中國國內資源、商品供需矛盾中的巨大作用，無論從哪個角度評估，對外開放的意義都是重大的。但非均衡發展戰略下的對外開放亦累積了較大的負面問題，2008年9月後隨着國際金融危機的升級和擴散，中國進出口、就業和經濟增長均遭重創，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脆弱性在危機面前已經表露無遺。從國際經驗看，目前主要經濟大國的貿易依存度最多不超過25%，而中國卻達到了70%，儘管其中有發展階段、國內就業和需求等方面的原因，但如此巨大的懸殊確實是難以持續的。促使市場重心由國際向國內轉換，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並舉，形成一個建立在中國國內統一大市場基礎上、融合周邊經濟體的泛東亞經濟貿易圈、太平洋經濟貿易圈，不僅是中國糾正中美貿易不平衡、內外需不平衡的重要舉措，而且對於中國未來長期經濟增長亦具有深遠的意義。

其二，要素由沿海向中西部流動。中國的改革開放由沿海地區啓動，近30年來全國的資金、勞動力、人才技術、資源以及國際生產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東部沿海地區，帶來了東部沿海地區的高速增長，也因此加劇了地區差距的擴大。這一點倒是與美國當年的工業化歷程比較相像，美國經濟的規模和多樣性，以及關税保護等政策干預，使得整個19世紀美國經濟的發展極不平衡。中國完全可以借鑑美國西部、南部開發的某些經驗，在中國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戰略舉措的基礎上，繼續加大對中西部的經濟政策扶持力度，優化這些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政府服務水平，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引導國內外資本、勞動力、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和資源向中西部流動。要特別注意這些地區的環境保護問題，尤其是西部地處中國的水源上游，不宜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

其三，資源向城市集中，加快城市羣落髮展。按照世界規律，50%的城市化率是一個轉折點。中國正處在城市化拉昇期間，目前城市化率接近50%，2017年後增速減慢才會較為明顯。隨着中國城市化的加速擴張，人、社會和生態的空間平衡越來越成為發展的重要約束。“十一五”規劃已經為空間平衡、結構和機制轉換奠定了基礎，如主體功能區的規劃，服務業提升，創新投入和生態資源指標都旨在通過目標牽引來轉變發展模式。由於強烈的外部衝擊，上述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影響，這迫使我們在下一步要加大發展模式的轉換力度，以城市空間集聚和產業結構優化並舉的方式推動發展模式的轉換。

空間再配置特別是城市空間集聚度的合理提高，可以繼工業化後進一步推進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讓農業工人逐步從打工的流動人口向市民轉變，而隨着城市人口密度提高將促進服務業的發展，承載新的就業。服務業與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均GDP水平高度相關，因此以城市為核心的空間再配置可以糾正工業和服務業失衡。而人口的市民化也是從根本上解決投資消費失衡和重振內需，因此空間資源的再配置是結構失衡轉向均衡的重要戰略和政策步驟。

3. 技術創新，制度激勵，推進產業結構的演進和現代化

一國的產業結構與其特殊的稟賦資源和戰略選擇有關，沒有最優的產業結構供全球參考，但衡量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是存在的，即依據恩格爾係數下降規律導致產業結構變動，當人均GDP增長會導致農業比重下降，進一步的增長又會導致製造業比重的下降，服務業比重的上升，從而為產業結構演進指出了規律性的方向。

中國工業化率常年保持在近50%，典型的高資源投入驅動的工業化。而服務業水平一直較低，農業的現代化水平也不高。在大規模城市化的帶動下，我國工業產能急劇擴大，產能過剩、高能耗、高污染問題困擾着中國經濟體系的健康。在城市化、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推動下，競爭成本正常化，土地、環境成本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水平更是要較快增長，只有產業的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才能從高效益中消化成本上漲因素，維持我國的全球的產業競爭力和合理演進產業。

中國的技術創新活動不能僅限於工業，而應更廣泛地包括現代服務業的創新活動。但中國產業演進一直難以有序進行，一方面是戰略和稟賦的約束，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是產業結構研究的機制出現了問題。除政府對產業演進的激勵外，有效發揮資本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是產業演進最為重要的機制，也是中國技術創新的最大激勵來源，資本市場的功能越來越提到了戰略的高度。當前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架構仍不完善，配置功能沒能發揮，技術創新激勵嚴重不足，導致資產價格出現高估，這直接影響着實體和資產部門的資金流向。因而未來發展金融服務促進技術創新就顯得非常重要和迫切。

4. 改革財政收支流程體系，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促進發展方式轉變

政府在應對危機時作用重大，但如果政府過度使用資源配置權，並逐步形成更為牢固的利益結構，那麼宏觀激勵將會被不斷“倒逼”，難以退出。政府退出反危機是政府改革的第一步，政府退出的同時要下大力氣改變政府的財政激勵體制，改革財政收支流程適應城市化的需要，激勵發展轉型。

我國1994年分税制後，税收是以工業部門的流轉税為基礎的，支出40%以上集中在生產支出上，新世紀城市化快速推進，宏觀税負從10.8%，快速提升到了2008年的20.4%，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宏觀税負從低税負上升到了國際平均水平，地方政府除了税收外，土地出讓金是其財政運行的另一大收入來源，儘管政府收入增長如此之快，但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行政管理費支出增長更快。當前社會福利支出的比重現在處在很低的32%的水平，2010年全國社保、依賴覆蓋面加大，城市化率提高和人口的市民化加快，必然更大幅度地要增加福利支出規模，不改變現有的財政收支流程，是很難維持現有的收支體系。一個重要的改革方式就是從工業化時期以流轉税為基礎的徵税體制逐步轉向流轉税和所得税並重的混合型徵税體制，一方面降低實體經濟的税賦壓力，刺激實體經濟的創新，另一方面又要切實地增加所得税的徵税，保障繳税與享受福利相掛鈎，平衡所得與福利的關係，同時運用減税刺激實體經濟的創新，在增加所得税、不動產税等方式擴大税基的基礎上，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財政和收入的支出流程的轉變才能根本上改變政府的行為模式和考核目標引導，減少政府對經濟增長的干預和主導，消除各級政府單純追求“快”而獲激勵的機制，轉變政府職能。如將政府收入從依賴於土地出讓金轉變為不動產税，才能從根本上抑制城市化過程中的房地產泡沫問題。政府職能的轉變才能保證發展方式的轉變。

5．擴大就業，鼓勵創業，提高勞動者報酬和消費能力

擴大就業，增加勞動者參與到經濟增長過程中，並通過勞動制度的改革，提高勞動者報酬比率是今後一段期間最為重要的以人為本的富民目標。依託城市化，提高城市化的密度，放鬆服務業的管制，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逐步承載大學生畢業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就業，特別是增加可貿易服務業的比重才能有效地擴大就業。馬克思説過“以什麼方式加入生產，就以什麼方式加入分配”，服務業為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直接會擴大勞動報酬比例，也是調整報酬結構的重要因素。

調整收入分配機制，縮小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積極促進衞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務的發展，實現社會的和諧化，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個社會普遍分享的機制，為2020年全面小康打下堅實的基礎。此外，中國要扭轉消費率過低，除了靠城市化水平的自然增長來矯正消費率，更重的是投資應從“物”轉向“人”，把土地資本化的基礎建設投資轉向以人口市民化的社會基礎設施投資，在社保、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上進行更多的投資，只有市民化後具有穩定工作的城市人口才有真實的購買力，才能改善消費率過低的問題。

6．內外需並舉，穩健發展金融，積極參與全球化規則制定

中國加入WTO後，經濟體系已經融入了全球化中，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要更加註重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穩定，以利於全方位的加入和推動全球化進程。因此，要積極穩定金融形勢，特別對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要進行預期性管理，防患於未然，保持正利率和低浮動的匯率政策是穩定金融的核心戰略，只有自己的金融風險不斷下降，才能更深入的開展區域合作，推動全球化貨幣體系改革、金融監管規則制定和其他的國際規則的協商。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給中國參與全球金融貨幣的治理提供了機會，同時，也使得人民幣走向國際化有了更大的機遇。低碳經濟發展，要求中國要有既符合自己發展權益又對世界承擔責任的表現，參與國際氣候變化應對規則的制定，發出自己的聲音，體現自身的利益訴求。通過國際規則的制定也激勵本國加速轉變增長模式，促進節能減排，在低碳經濟發展中，提升我國製造業水平。

7．夯實三農基礎，統籌城鄉發展

經過“十一五”向“三農”傾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後，中國農村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宜繼續加大投入到農村基本建設，穩步提高農產品價格，建設農村社會保障網絡，夯實三農基礎，推動農業部門的現代化，並在此基礎上擴大農村人口城市化和土地流轉的試點，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

工業化過程中利用農產品剪刀差等方式將農村積累轉移到城市和工業發展，在城市化過程中應該在土地補償、農產品價格等方面補償農村的歷史欠賬，並以城市化和農業部門現代化統籌城鄉發展，加快農村人口的城市化。

8．復興中國文化，推進綠色生活模式和生產方式

觀念和文化是統領戰略和政策實施的關鍵。復興中國文化傳統，推進中國式的和諧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是校正當前多重失衡，特別是人與自然不平衡的重要途徑。

西方工業文明的基礎是人類中心主義，即人是自然萬物的主宰，人類的創造性活動在於不斷地征服自然；而中華文明則強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觀念。從這個角度，低碳經濟發展及生態文明建設，完全可以建立在中華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上，以此來推進綠色的生活模式和生產方式，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和為貴”的思想，更是可以成為積極引領全球的和諧文化觀和普世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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