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國內條件、所處的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受全球疫情衝擊，世界經濟衰退，產業鏈供應鏈循環受阻，國際貿易投資萎縮；國內消費、投資、出口下滑，企業面臨的困難凸顯，對外直接投資也遭遇一些新問題新挑戰。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要求“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促進國際產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引導對外投資健康發展”的要求。可見，做好對外投資相關工作，對我們更好面對外部環境變化、穩定產業鏈供應鏈、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此背景下，我們推動對外投資亦需進一步研判形勢、明確方向、找準重點，使對外投資更好服務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
我國對外投資呈現新特點新趨勢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經歷了高速發展，正逐步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從投資規模看，我國對外投資存量規模已居全球第三位。截至2018年底，我國2.7萬餘家境內投資者在全球188個國家（地區）共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4.3萬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1.98萬億美元。從投資行業看，資源型行業的發展勢頭趨弱，製造業保持穩定增長並逐漸向價值鏈高端邁進，金融業的投資主體從早期以銀行為主向銀行、證券、保險多元化投資主體穩定發展，信息科技和媒體、醫療健康、文化、消費零售等新興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成為投資的熱門行業。從投資分佈看，我國企業對美洲、歐洲等傳統重點地區的投資出現增速放緩或下滑，但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增長迅速。
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呈現出的新特點、新趨勢值得關注。一是投資主體多元化、組團“走出去”成為新趨勢。近年來，國有企業在對外投資中所佔比重下降，民營企業海外投資更為活躍。為降低海外投資風險、增加協同效應等，越來越多的企業組團“走出去”，或者組成財團進行海外投資併購。二是企業對外投資的融資渠道更加靈活，境外融資在海外併購中的參與度不斷上升。企業通過設計靈活、複雜的融資方式，整合運用全球金融市場資源。三是企業對外投資更加註重完善上下游產業鏈、形成新的產業生態、利用境外金融證券市場等，而不僅僅是為了獲取資源、技術、品牌或管理經驗。四是企業更加註重基於自身能力且合規運作，對外投資更趨審慎和理性。企業對外投資正在從單一控股、盲目擴張向更加註重經濟效益、實現互利共贏轉變。
對外投資面臨着新挑戰和新機遇
我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複雜變化，困難和挑戰亦前所未有。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各國均高度重視在新興技術領域中取得、保持或擴大優勢地位，採取多種手段保護本國的優勢技術，部分國家收緊外資安全審查相關政策，將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敏感數據等領域的外商投資納入審查範圍，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面臨的難度和風險加大。
但也要看到，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潛力和機遇仍在。
一方面，積極吸引外資仍是世界各國不可或缺的政策選項，多層次、多領域的資金需求仍遠遠大於供給。特別是我國企業已經在美歐等地進行了大量投資，為多層次、多領域合作的自然延伸奠定了長遠基礎，深耕發達國家市場仍能夠發掘大量投資機會，在綠地投資、共建研發中心、技術應用市場開拓等方面，以及氣候變化、綠色環保、生命健康等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方面，仍有較大的合作和投資空間。
另一方面，與自身經濟總量相比，我國對外投資規模還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間，量質齊升的中國資本在全球的需求前景十分廣闊。共建“一帶一路”，以及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拓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建設多元化融資體系、構建高標準自貿區網絡等，將持續優化我國企業“走出去”的環境，能有力促進集羣式對外投資和鏈條式發展，助力企業持續釋放對外投資潛力。
與此同時，隨着國內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鼓勵創新創業創造、助力民營經濟發展等，未來，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中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推動對外投資潛力持續釋放。
多方發力支持企業對外投資
總的來看，新形勢下更好推動對外投資，需加強頂層設計，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進行全球價值鏈整合，優化對外投資結構；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引領，建立與國際規則接軌且兼具中國特色的國際合作規制；加強多層次國際合作，創新合作方式，提高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以及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推動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更好地協同發展、“走出去”與“引進來”相互促進；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提升我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和生產網絡中的地位。
具體來看，進一步支持企業對外投資，需在以下幾個方面切實發力：
一是完善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機制，引導企業對外投資更好地服務於經濟發展的戰略需求。堅持“企業主體、市場原則、國際慣例、政府引導”，深入推進對外投資管理“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加強宏觀指導，支持國內有能力、有條件的企業創新對外投資方式，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活動，優化全球資源配置，更好地服務於國內實體經濟發展；完善對外投資全過程管理，創新監管工具，做好事中事後監管，強化海外風險的防控機制，有效規範對外經濟合作參與者的行為和市場秩序；優化對外投資綜合服務，加強在發佈境外投資信息、建立投資合作機制和推動海外利益保護等方面的協調，全面推進“互聯網+對外投資服務”，自上而下地形成多層面、多平台的支持體系，共同服務企業“走出去”。
二是強化國際合作平台建設，優化企業對外投資環境。對境外經貿合作區進行整體規劃，合理配置資源，降低開發成本，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從粗放式發展向集約化、精細化轉變，提升國際產能合作的安全性和水平；加強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及其他多邊開發機構共建“一帶一路”項目的力度，推動中外深度合作，進一步推動與發達國家“一帶一路”第三方市場合作，實現三方互利共贏；加快構建高標準自貿區網絡，通過境外經貿合作區、雙邊投資協議等為企業拓展國際合作打造堅實平台，優化企業對外投資環境，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
三是優化國內營商環境，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良性互動。進一步放寬外資市場準入，加快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對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執行一致性，營造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的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境。增強國內發展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發揮我國完整的工業體系、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吸引世界先進技術、管理模式和價值鏈網絡落地中國，使更多的中國企業融入全球產業鏈，進而增強“走出去”全球配置資源的內生動力和能力。與此同時，鼓勵企業以更大步伐“走出去”，在積極參與傳統國際分工、穩住傳統產業鏈供應鏈的同時，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依託，構建更加均衡和多元化的國際循環體系。通過“引進來”與“走出去”良性互動，促進提升我國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推動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四是構建“走出去”金融支持體系，為企業對外投資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支撐。制定鼓勵企業對外投資的税收、信貸和保險一攬子政策措施；對海外投資企業給予資金支持、貸款擔保和貸款風險分擔，幫助企業在海外發展中提高自身的融資能力和資金安全性；加快國內金融體制改革，提升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的廣度和深度，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更多的市場化融資渠道和避險產品；等等。
五是引導企業加快向全球價值鏈高端佈局，努力融入東道國本地經濟。引導企業高度重視投資前的準備工作，在立項初期對東道國政治、法律、社會環境等進行系統考察和評估；提升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能合作水平，逐漸向高端製造、服務業乃至全產業鏈和供應鏈延伸；積極主動提升本地化水平，建立包容和多元的管理模式；尊重當地價值觀，注意保護環境，履行社會責任。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姚淑梅、劉栩暢、李馥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