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睡夢中心臟停止跳動,臨終未留任何口頭遺言,逝前也沒有命文書侍從(如秦孝儀)做任何書面遺囑。他逝世後由台灣官方寫了《總統蔣公遺囑》,1975 年4 月6 日刊載於台北《中央日報》。
2007 年12 月,台灣記者訪問曾長期服侍蔣介石與蔣經國的“兩蔣貼身衞士”翁元。翁元説:蔣是在睡眠中過世的,等通知黨政高官集中到士林官邸後,才請秘書寫遺囑。“那遺囑是急就章,等到“副總統”及“五院院長”所有人都簽完字後,再請蔣夫人簽字。”
蔣介石1975 年的最後遺囑是精心準備的,在形式上,甚至是句式上,均刻意模仿了孫中山的遺囑,包括最後的“秦孝儀承命受記”字樣。但孫中山遺囑在病重時完成,在彌留之際完成了親筆簽字,但蔣是在睡眠中過世,未及在遺囑上簽字。
後來,台灣傳記作家王豐寫《蔣介石的最後歲月與真假遺囑問題》一文,質疑1975 年4 月蔣介石逝世後台灣當局所公佈的遺囑的真實性。王豐在文章中提出,“蔣介石是在睡夢中心臟停止跳動,因而臨終之際並未留下任何口頭遺言,逝前也沒有命令文書侍從(如秦孝儀)做任何書面遺囑”。他説,蔣逝世後公佈的最後遺囑是“補寫”的,是台灣官方版“政治遺囑”,不是真正的遺囑。原來在台灣,學生在小學時要背的“蔣公遺囑”,就是這個“遺囑”。
蔣介石個人歷史上的“遺囑”
蔣介石逝世了,沒有遺囑。他的貼身衞士翁元接受訪問時説:“誰敢先寫好遺囑?”這只是一種説法。但是,在蔣介石個人歷史中,是有過“遺囑”的。
◆ 1931 年寫的遺囑
1922 年6 月16 日,廣東發生陳炯明部屬炮轟總統府事件,孫中山被迫退到永豐艦上,18 日孫中山用密電召在家鄉的蔣介石。蔣決心南下護衞在永豐艦“蒙難”的孫中山,臨行前,20 日上午給張靜江寫下了遺囑,將家事託付張靜江,但在日記中未提到具體內容。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在日記裏記下的遺囑:
今日,中央大學學生攻擊外交部,打破其頭部。上海學生來請願者絡繹不絕,其必為反動派所主使,顯有政治作用。時局嚴重已極,內憂外患相逼至此,人心之散墜好亂,國亡無日矣。……萬一不測,當見危授命,特書此以為遺囑。……願我同胞團結一致,在中國國民(以下寫在29 日)黨領導指揮之下……服從紀律,期在十年之內,雪今日無上之恥辱,完成革命之大業。
蔣中正遺囑
◆西安事變時留過遺囑
2004 年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開放宋子文日記,首次披露西安事變時蔣介石曾記有遺囑交宋子文的事,但無遺囑具體內容。後在蔣介石1938 年12 月13 日日記中有三份遺囑的全文:
一
賢妻愛鑑:兄不自檢束,竟遭不測之禍,致令至愛憂傷,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負吾總理與吾父吾母一生之教養,必以清白之身還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無負上帝神明而已。家事並無掛念,惟經國與緯國兩兒皆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萬望至愛視如己出,以慰吾靈;經兒遠離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緯兒至孝知義,其必能克盡孝道。彼於我遭難前一日來函,極想為吾至愛盡其孝道也。彼現駐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館轉;甚望吾至愛能去電以慰之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二
又囑經、緯兩兒:我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甚望兩兒不愧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惟一之母。我死之後,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囑。
父 十二月二十日
三
告國民之遺囑
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無所繫念。惟望全國同胞對於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條:一、明禮義;二、知廉恥;三、負責任;四、守紀律。人人嚴守而實行之,則中正雖死猶生,中國雖危必安。勿望以中正個人之生死而有顧慮也。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政府萬歲!國民革命軍萬歲!
蔣中正 十二月二十日
◆在台灣留下的遺囑性文字
1971 年6 月蔣介石已經84 歲, 他在日記中寫道:審閲檢查身體報告書,腦動脈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覺亦有所病也:國家後事應預作安排。經國乃可繼此復國任務,惟其為我父子關係,不願有此遺囑,但其能力若為靜波(嚴家淦字,其時為“副總統”)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長”,希我黨政軍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光復大陸之共同使命也。
1971 年底,蔣介石再次留下了遺囑性文字,單獨寫在一張紙上,夾在1971 年日記本中:
今後政府組織:一、以家淦繼任總統。二、以經國任行政院長兼三軍總指揮。三、黨務應集體領導。
中正 12 月23 日
1972 年5 月,蔣經國任“行政院長”,終於完成蔣介石“傳子計劃”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