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重德還是重才？解讀抗戰時期蔣介石也很糾結

　　導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大部分人會把這句話當成為自己犯過的錯誤和自身缺點開脱的藉口和心理的安慰。能夠面對過去和自己的缺點並逐一記錄下來卻絕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而只有正視自己缺點的人，才能“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可貴至極。

　　蔣介石乃貫穿中國近現代史的核心人物，討論與校正其成敗功過，自是當代及後世史家必做的長期功課。至於其作為國家領袖，在個人性格與處事模式上的缺點，或無待旁人置喙，蔣氏日日燭照己心，早已留下“定評”。1936年11月10日，蔣氏在日記中分析自己“一生短處缺點與病源”，寫道：“甲、用人未及科學方法，並無綿密計劃;乙、用人專用其才，而不計其德，不能察言知言;丙、缺乏匯聚功能，部屬中自生矛盾與衝突;丁、本人衝動性大，繼續性少，手令多而變更性繁，此乃思慮不周，行動輕率之過也;戊、感情常勝於理智;己、不注重提綱挈領，細事操勞過多;庚、長於應變，短於處常，用人行政皆於臨急關心;辛、各部機關未能調整充實。”

　　上述八點，除最末一項外，餘者皆可謂蔣氏對自己“一生短處缺點”的沉痛總結。至於蔣何以形成上述缺點，史家一般多歸之為其成長環境，如王奇生認為：因為“他的少年時光，大部分是在母親和外祖母陪伴下度過的。……在兩位寡婦撫育、呵護下成長起來的蔣介石，其性格中難免養成某些女性化傾向，如陰柔、脆弱、敏感、細緻、多愁、多疑、愛整潔、愛操勞細事等。”

　　有意思的是，某些蔣自認為的缺點——如“缺乏匯聚功能，部屬中自生矛盾與衝突”——在身邊親信眼裏，卻是其一貫樂於奉行的權術手腕。如陳立夫認為：“蔣公不嗜殺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如黨與團、政校與幹校等等)，雖雙方均對蔣公擁護，終至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上述缺點，大部未能改善，部分得到“糾正”者，似亦存在異議。

　　稍後，全面抗戰爆發。蔣的上述缺點，大多亦隨抗戰相始終。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對此深有感觸，在其日記中多有描述。譬如，1937年9月，閻錫山“轉下之命令早發遲到”，蔣介石“徑下之命令遲發早到”，導致身處前線的萬壽山部不知所措，“幾於全部錯移其它位”。徐永昌感慨：“委員長徑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長官，因之誤事者有之，發生誤會者有之。”

　　再如，“日前蔣委員長手令湯恩伯軍調長治晉城，關麟徵軍調新鄉兩戰區，聞之莫明其妙，以為有緊急用途又不敢留而不發，及詢悉無他急用又皆電請緩開。今晚決定皆各在原地留一部，此皆委員長遊移不決之表徵也。”徐永昌並批評道：今日軍隊的一般通病，“軍長不聽集團軍司令命令，師長不聽軍長命令，皆因委員長好直接與下級者通聲氣之弊病所致，稍有所謂多線式系統之譏。按今日國家情形，委員長實不需再致力於下級將官之籠絡也。”“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書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委員長之要求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

　　當然，也有部分缺點得到有意識的“糾正”，譬如“用人專用其才，而不計其德”——自抗戰往後，蔣在用人方面越來越趨重於“德”。及至敗退台灣，還曾因此與蔣緯國有過一番辯論。據蔣緯國回憶，為着“選擇幹部究竟是道德重於學術，還是學術重於道德，我們爭論了兩個禮拜。最後父親接受我的意見。”“我舉了一個例子向父親説明：有一羣道德好但不學無術的人，帶頭者道德學術兼備;另一羣人則是學術超羣，帶頭者也是道德學術兼備。前者帶的這一羣人雖然品德好，但不學無術，他自己雖然品學兼具，但是這也要幫忙，那也要幫忙，非常辛苦。我跟父親講：‘那就是您。’”

　　按蔣緯國的這般説法，似乎蔣介石的自我“糾正”，反倒是陷入了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