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國《衞報》（Guardian）作者艾瑪·布洛克絲（Emma Brockes）亦撰寫了《告別虎媽，歡迎採用水母育兒》（Say goodbye to the ‘tiger mom’, Welcome to the school of jellyfish parenting），講述了自己從“虎媽”走向“水母媽媽”的心路歷程。而美國《時代雜誌》（Time）先前也刊登過一篇題為《像海豚而非老虎一樣育兒——一種行使母職的方式》（A Case for Parenting the Dolphin—Not Tiger—Mom Way）的文章。
區分“虎媽”“水母媽媽”和“海豚母親”的主要因素在於其行使“權威”的程度：“虎媽”代表了典型的家長制，“水母媽媽”則最為放任，信任孩子的自主選擇。正如布洛克絲所説：“我們放棄了（讓孩子學）小提琴，我們退出了跆拳道班，我們即將退出舞蹈課……只要孩子不喜歡，我們就會退出”。而“海豚母親”可被理解為二者的折衷，它並不反對母親行使權威，而是強調在行使過程中需要充分傾聽孩子的想法，向孩子解釋教育背後的理由，並與之進行對話。
儘管不如“虎媽”一樣膾炙人口，但“水母育兒”和“海豚母親”也已在育兒領域獲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在介紹這幾種不同的育兒觀之外，本文試圖從倫理學視角尋找理論資源，並進行一種前提性的追問：行使“母職”如何成為了一個如此令人焦慮的問題？而以上三種模式又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解決令這一問題變得如此焦灼的根源。
撰文丨謝廷玉
何以為母：“母職”與現代性進程
不難發現，“虎媽”等詞大多被用於稱呼家庭中的母親而非父親。在某種意義上，這意味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認作“母職”的一部分。而這種“教育”被歸入“母職”的現象恰恰以現代性進程中性別分工的變化和“父親權威”的崩潰有關。因此，“母職”問題與現代性進程之間存在着千絲萬縷的關聯。
事實上，在前現代時期，恰恰是父親承擔了主要的教育職能：他代表了幼兒需要與之形成認同的秩序，因而幼兒的“成人”以嚴父的塑造為前提；而一種壓制性的威權也與這一“塑造成人”的責任相伴隨，正如學者唐文明所説：“父子之倫是舊家庭中的首倫，既有長幼之分，亦含尊卑之別……是舊家庭中最讓人感覺到家庭之森嚴的一倫。”
《與命與仁：原始儒家倫理精神與現代性問題》，唐文明著，商務印書館2020年。
但在現代性的進程中，人們一方面看到原屬於父親的權威遭到了越來越嚴重的挑戰——在西方，托克維爾注意到自由與平等的觀念在顛覆“政治專制”的同時也顛覆了以父權為核心的“家庭專制”，而在中國，魯迅、吳虞等學者更是自發加入對“父子之倫”的批判當中——正因如此，父親對教育職能的壟斷不再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隨着“公共”與“私人”領域被區分開來，男性更多地被前者所吸納而將大量時間投入勞動與工作。因而在客觀上無法實現主要處在家庭領域之中的教育職能。
正是在父權的退讓和父親的退場中，教育逐漸被“母職”所吸納。也正是伴隨着這一過程，“教育”的基本邏輯發生了改變。在前現代的語境下，幼兒之所以應當服從於家長的教育，主要是因為“尊尊”的觀念要求其承認父母（尤其是父親）的權威；但在現代語境下，權威的絕對性已被消解，要求服從的唯一依據在於這種措施有益於幼兒本身。因此，無論是“虎媽”“水母媽媽”還是“海豚母親”，她們的教育都必須以”這對孩子有好處“為合法性根基。
然而，這一根基本身就不夠穩定和牢靠。在“何種事物有利於孩子”這一問題上，至少有兩種觀念在現代支配了人們的想象，而二者不僅不相重合，反而可能互相牴牾：其中之一即是桑德爾所説的“優績主義”，在這種觀念看來，“美好生活”意味着通過發揮個人的才華和努力取得“功績”，進而攫取社會地位和財富；而另一種觀念則是查爾斯·泰勒所説的“本真性”理想，“本真性”意味着“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獨到的做人的方式……我被號召以這種方式，而不是模仿別的任何人的方式過我的生活。”
《本真性的倫理》，查爾斯·泰勒著，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
獲取“功績”意味着以一系列可以得到他人認可和讚賞的方式行動，因而其所需要契合的是一種普遍的標準，並在某種程度上“為他人的目光而活”；在某些情況下，這恰恰與“本真性”的理想不相符合，反而要求人們壓抑自身中那些代表了個性，卻無法在他人目光中得到承認的部分。因此，無論是接受教育的幼兒，還是試圖“塑造幼兒”的母親，都不得不時常在這兩種往往不可通約的善好之間擇一而行，而這種沒有固定答案的選擇本身就令人焦慮。
同時，應當採取何種手段讓幼兒接受自己的教育也開始變得困難。在前現代時期，“父權”的絕對性讓這一問題不成問題。但在當下，權威的消解意味着“被教育”的幼兒也完全可以從自己的視角（即便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視角可能還是不成熟的）出發，對“何種事物有利於自己”提出不同於“教育者”的解答。因此，在現代性的語境中，作為“母職”之一部分的教育之所以如此令人焦慮，就在於價值世界的分裂和個體意識的覺醒，這讓作為教育者的母親需要在彼此衝突的目標之間做出選擇，且缺乏一種讓自己的教育策略得以實現的可靠手段。如此一來，成為“虎媽”“水母媽媽”和“海豚母親”都作為可能的解答而登場，為她們提供一種解決上述焦慮的方案。
《青春變形記》中變身後的媽媽。
“虎媽” vs “水母育兒”：執其兩端取其中？
在今天的育兒圈裏，“虎媽”“水母媽媽”和“海豚母親”等概念已不再新鮮。而如若梳理與之相關的種種話語，便會發現人們對“虎媽”和“水母媽媽”往往褒貶不一，既欣羨於“虎媽”教育所帶來的佳績和“水母媽媽”所賦予的自由，又憂心於二者可能帶來的消極後果。相較之下，“海豚母親”得到了更加廣泛的讚賞。
從直觀上來看，“海豚母親”似乎是在另外兩者之間取得的“中道”：“海豚母親”們“既設定了原則和期待，同時又着重培養孩子的創造力、獨立性和溝通合作能力。”正如首先創造“海豚母親”這一概念的學者，《海豚育兒哲學》一書的作者希米·康所界定的，此種育兒哲學的核心即在於“權威但不獨裁，尊重但不忘管教”，以“對話”和“引導”為教育的核心方式。同時，其教育目的也並非單純獲取外在的“優績”或追求不受約束的“自由”，而是試圖培養一系列有助於社會生活的“內在品質”——如利他、創造性、善於溝通等，憑藉這些品質，幼兒將可以自主且明智地確定自己的目標，並以合適的手段追求它們。
《海豚育兒哲學》，希米·康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而究其深層邏輯，“虎媽”和“水母媽媽”之所以令人擔憂，主要是因為它們忽視了人類的“脆弱性”和“有限性”。在《依賴性的理性動物》一書中，麥金太爾將“脆弱性”作為人類的重要特徵之一，麥金太爾説到：“我們從最初的動物狀況發展成獨立的理性行動者所需要的德性，與我們面對和回應自己與他人的脆弱性和殘疾所需要的德性，其實屬於同一系列的德性，即依賴性的理性動物特有的德性。”換言之，幼兒從其誕生時所處的“動物狀態”發展為成熟的“理性行動者”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始終處於脆弱且依賴於他人的狀態。
《依賴性的理性動物》，麥金太爾著，譯林出版社2013年。
以此觀之，“虎媽”的教育方式看似以承認幼兒的“脆弱”和“無法自主”為前提，但實際上，其“家長制”的管教方式反而使幼兒難以成長成熟，壓抑了成長過程所需的一系列品質。同時，“虎媽”的教育很容易發展為“可能性的暴政”。正如艾瑪·布洛克斯所回憶的，在採用“虎媽”模式期間，她“堅持讓孩子參加大量的課餘活動，搭乘着出租車在各個不同的場地之間飛馳……我希望看到成果，想看到獎章、證書、排行榜”。幼兒的發展彷彿具有無限的可能，而每一種可能都有助於令他們成為“更完善的自己”。因此，在這種“自我完善”的幻象之下，“虎媽”極易令幼兒背上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負擔，而這恰恰與他們的脆弱狀態背道而馳。
而“水母媽媽”之所以令人感到不安，則在於她們忽視了幼兒的“脆弱”和“依賴”性，在相當程度上將其視同為成熟的“理性行動者”。她們將“自主”視為最高的原則，進而信任幼兒的“興趣”和自主選擇。但對幼兒來説，前者可能僅是一種一時興起，而後者也常常出於某種外在的刺激和流行文化的耳濡目染，而非緣於真正意義上的“自主慎思”。
概而言之，“虎媽”的教育方式遵循“後果論”原則，認為教育的手段可以通過其成果——也就是最終取得的“優績”來得到辯護。然而，“優績”僅僅代表外在的肯定，在追求優績的過程中內在品質可能遭受的忽視，以及“自我完善”的陷阱則令此種教育模式備受質疑。而“水母媽媽”所尊奉的“自主”原則也往往與幼兒的具體情況不相適應。相較於它們，“海豚母親”則更近似於“美德倫理學”和“商談理論”的一種結合：就其看重內在品質而言，這種進路與美德倫理學相仿；而在培養品質的過程中，平等對話構成了佔據主導地位的引導方式，這又與“商談理論”若合一契，此種模式似乎可以兼顧“內在”和“外在”，也能提供一種取代“權威”的教育手段，因而被廣泛看作一種比“虎媽”和“水母媽媽”更好的選擇。
《青春變形記》劇照。
“海豚母親”是答案還是賭注？
然而，“海豚母親”這一答案本身仍需要進一步的檢視。同樣是在《依賴性的理性動物》中，麥金太爾將“善”區分為三類：第一類“善”是單純手段性的善，有助於人們完成某一行為；第二類“善”則有助於人們適應某一種特定的社會角色；而最後一種“善”則是有助於在整體上幫助人們過一種符合人性的美好人生。而支撐“海豚母親”的關鍵預設之一即在於，存在一系列內在品質，這種品質既有助於人們適應不同的社會角色，又有助於人性的發展（而非壓抑人性中的某些部分）。如若能培養這樣的品質，那麼“本真性”和“優績主義”的衝突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誠然，這樣的預設在一些人身上是成立的，他們既過着一種讓自己的人性和個性得到充分發展的生活，又能成功勝任自己需要扮演的諸種社會角色。然而，這種成立在現代社會中絕非是一種“必然”，而是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個人的運氣及其所處的環境。
正如阿格尼絲·赫勒所指出的，現代社會中的個體極易處於“分裂”的狀態之中，因為他們同時扮演着不同角色，而這些角色往往要求着彼此不同甚至相互衝突的品質。例如，大多數的工作可能會要求人們適應“合理化”背景下的工具理性思維模式，用“量化”和“可計算”的方式進行思考和規劃。但在另一些場所（如家庭）之中，人們可能又被要求具有“關懷”和“共情”的態度，而這恰恰是反工具理性的。換言之，成功地扮演某一角色往往需要“內化”這一角色所要求的品質，但此種“內化”會阻礙人們在另一些角色上的發揮。因此，必須注意到，“海豚母親”所提倡的一系列內在品質：如希米·康所提到的“批判性思維，溝通合作，創意，利他主義……”也僅僅在一定的領域之內有效——如若希望這些品質能鋪就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那麼這需要一定的運氣（不會遭遇可能造成嚴重分裂的情境），也需要幼兒所處的環境能夠為這些品質的發揮提供恰當的舞台。
《一般倫理學》，阿格尼絲·赫勒著，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
另一方面，“對話”與“協商”在引導幼兒的過程中也只能發揮必要而不充分的作用。在康德所處的時代，路德宗所主張的教育模式佔據了主導地位，這一模式“要求對幼兒系統地灌輸恐懼感和羞恥感，令他們頻繁且一成不變地重複記憶材料，並鼓勵進行嚴厲的體罰，訓練兒童乞求懲罰併為他們所受的鞭打表示感謝。”雖然此種方式的極端性顯而易見，但其背後的根據仍值得認真考量。在他們看來，幼兒的理智能力不值得被信任，而懲罰和羞恥的灌輸有助於形成“謙卑”的品性。不難意識到，依照理性的指導在對話中達成一致同樣是一種“偶然”的情況。在某些時候，對話只能讓人們更深刻地意識到分歧的難以化約。因此，“海豚母親”所倡導的“對話”絕非是某種成功實現引導的“保證”，而只是一種相對可靠且可被接受的方案。
簡言之，無論採取何種方式，“母職的教育焦慮”都難以被徹底緩解：歸根結底，這種焦慮根植於現代性進程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價值世界的分裂、個體性原則的覺醒，令一切教育方案都只能在一種“相對”的意義上提供保障，而始終承受着運氣和環境等外在因素的影響。但在某種程度上，這種不確定性也正是一切倫理生活的特徵。正如瑪莎·努斯鮑姆所説：“成為一個好的人就是要有一種對於世界的開放性、一種信任自己難以控制的無常事物的能力……（倫理）生活的根基就在於信任變幻不定的事物，就在於願意被暴露在世界中，就在於更像一株植物（一種極為脆弱但其獨特之美又與其脆弱性不可分離的東西）。”正是這樣的特徵使得“育兒”不同於按照確定的設計圖紙來製造某個工件，而更像是一場面向未來和不確定性的，充滿希望的“打賭”。
撰文/謝廷玉
編輯/李永博 羅東
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