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 | 視覺中國
3.38億，是中國高血壓患病人數的最新數據，比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總人口都多。人口眾多的中國，達到了“幾乎每3個成人，就有1個高血壓患者”的密度。
而一旦未得到妥善的干預治療，高血壓作為誘發冠心病、中風等心腦血管疾病的最主要病因，也是誘發人類死亡的頭號殺手。根據WHO的統計，即使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今天，高血壓在全球導致的死亡人數，也遠遠大於所有傳染病合計導致的死亡人數。
“多病共存、多重用藥”是高血壓和冠心病患者正經歷的普遍現狀。在“伴病生存”的背面，是吃不完的藥，長期赴醫院就診的奔波，多重服藥的副作用。這一切，成了高血壓疾病本身外，患者需獨自面對的疲憊。
據統計，2019年，全球用於治療高血壓的醫療開支達到4000億美元。與此關聯的社會疼痛，也起伏依舊。
高血壓成因
今年2月，國務院提出擴大老年人慢性病用藥報銷範圍，降低用藥負擔。但藥物的負擔，往往也並非治療的大頭。當干預不到位、或疾病本身走向失控，這類心腦血管的慢病會“殺人”。
究竟有沒有一種治療手段，能讓高血壓患者部分甚至徹底擺脱對藥物的依賴，一勞永逸地治癒他們身上的頑疾無疑，這是中國乃至全世界無數患者共同的夢想。
介入醫療手段的興起，給這份夢想帶來了許多的可能性。
介入醫療，是一種介於外科、內科治療之間的新興治療方法。相比內科治療，介入治療可將醫療器械及藥物直接送達病變處，提高療效，減少副作用；相比外科治療，介入治療的創傷小，手術危險小，恢復時間短，避免了諸多併發症發生的可能性。
作為目前最前沿的介入治療解決方案，針對冠心病與高血壓兩項疾病，去腎交感神經術（Renal sympathetic denervation，下稱 RDN）和第二代全降解支架（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s，下稱BRS），真正的商用落地值得每一位患者期待。
RDN，更新的救命手段
作為冠心病和中風的最大誘因，高血壓影響着我國約 23.6% 的人口，患病率及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趨勢。即使採用嚴格的降壓藥物治療，15%～18% 的患者最終仍然會發展為難治性高血壓。罹患難治性高血壓的患者，即使同時使用 3 類降壓藥物，血壓仍會高於140/90mmHg目標值，據估算，我國預計有超過5000萬的難治性高血壓患者。
2015年-2030年（預計）中國高血壓的歷史及預測患病率（按類型劃分）
通常來説，大量服藥對於難治性高血壓患者是不可避免的。但隨着用藥數量和種類的不斷增加，不良反應發生的風險會上升，影響降壓的效果，即使服藥依從性好的患者，1年後的血壓達標率，也往往難如人意。
“如果能通過手術一勞永逸，那就太好了。”這是無數高血壓患者的共同心聲。
RDN的出現，使得“一勞永逸”成為可能。研究表明，在難治性高血壓的病理生理過程中，腎交感神經系統發揮着關鍵作用。腎臟交感神經過度興奮，是導致血壓控制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RDN通過阻斷腎臟傳入傳出交感神經，得以實現持續降壓功效。
按照140/90mmHg的血壓控制目標值，這使得RDN手術有着龐大的患者基礎和治療需求。它的介入方式與傳統介入手術相同，手術的難度、複雜性卻有降低。對於一個有心血管介入手術經驗、心臟電生理消融手術基礎的醫生來説，只需要1-2例RDN手術操作就可以完全掌握腎動脈消融的技巧。
作為高血壓治療手段的熱點方向，RDN的潛在臨牀應用前景也令無數公司器械與生物科技公司熱血沸騰，不惜成本的投入研發。
在國際領域，美國醫療科技公司美敦力，是其中投入最多、最久的一家，這也給了其他同處於研發階段的企業信心。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共有三類高血壓人羣適用RDN治療，一類為醫生希望其接受手術治療的患者：服用藥物較多、血壓控制不佳的病人；另一類為因服藥依從性不佳而自身願意接受手術治療的人羣；再一類為醫生和患者均希望進行手術治療的患者：這類是高血壓伴有多種其他疾病的高危患者。
第二代Iberis導管結構及工作過程
相比同類產品，百心安的Iberis是唯一一款可以通過橈動脈介入的RDN產品。通過橈動脈介入的優勢在於，手術可以在當天完成，醫生和患者的接受度比起同類產品更高。目前，這項技術已在歐洲啓動了臨牀試驗，用於推廣橈動脈介入RDN手術。另外，百心安在日本和泰爾茂合作了Iberis的臨牀試驗，目前完成了FIM（首次進入人體），並計劃推進隨機對照臨牀試驗。
誕生至今，RDN 技術已積累了大量的臨牀研究數據。從中得到的寶貴收穫不僅為難治性高血壓的治療提供了全新選擇，同時也對高血壓診療理念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在當下，由於民眾預防意識不強，一旦高血壓干預未達預期，其誘發的疾病，會讓身體的疾病負重無法避免地進入到下一個階段。如若不幸演變至此，治療就不能只停留在維持現狀，需要手術進行干預。
大“支架”時代
據國內一項社區回顧性研究顯示，在10431例高血壓患者中，冠心病的患病率為6.4%，而高血壓作為冠心病最重要的風險因素，血壓升高也會顯著增加冠心病患者的死亡率。
冠心病最為主流的治療方法，是一種名為PCI（經皮冠狀動脈介入）的介入手術。而冠脈支架，是這種治療方法最重要的器械耗材。在撐開後的血管內放入一個支架，持續釋放藥物對病變部位進行治療。
這種方法治療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歷史。1977年，美國的心臟病專家理查德·沙茨與帕爾·瑪斯兩人首次將球囊擴張冠脈支架微型化，進行了大量的動物試驗，並獲得了這項技術的專利，後來這項專利被賣給美國強生公司，由此實現了冠脈支架的真正商業化使用。
經過45年發展，在材料科學等新技術的發展下，冠脈支架歷經了四代的發展-裸球囊治療（PTCA）階段、裸金屬支架（BMS）階段、藥物洗脱金屬支架（DES）階段以及目前最前沿的生物可降解支架（BRS）階段。
至今，這項技術已在臨牀上被熟練運用。據統計，2020年，中國植入支架數量為141萬支，為全球之最，規模超過百億級別。而相比美國、日本與歐洲，其每百萬人口PCI手術量仍是中國的3~5倍。這可以從側面證明，對相關支架企業而言，這一技術的市場滲透率，還有大幅的可提升空間。
而對許多國人來説，冠脈支架最好的一次國民科普，是通過集採談判。2011年左右，一位冠心病患者做三起心臟介入手術，器械材料的花費能高達15萬元之多；時間推移至2020年，集採前夕，即使經過了國產化替代的浪潮，一個冠脈支架的價格，仍在8000元~1.3萬元中浮動。
2020年9月14日，是國內冠脈支架價格變革的重要節點。在高值耗材國家性集採的啓動會議上，國家醫保局確認，冠脈支架將成為首批實施全國集採的耗材品種。一時間，“均價1.3萬元的支架被拉到百位數”、“支架人人用得起”的聲音，在社交媒體刷屏。
受益的是患者，集採對於冠脈支架價格幾近顛覆。部分產品價格相比集採前一年降幅超過93%，“腰斬”更是普遍現象。據相關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藥物洗脱支架市場預計將從70億元下降至19億元。而中國的全降解支架市場預計將從2019年的2億元增至2024年的27億元，複合年化增速達到71.8%，處於對傳統支架的加速替代中。
雖然當前被廣泛應用的藥物洗脱金屬支架已經被納入集採，但2021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全降解支架作為僅有的兩項介入產品之一被寫入了國家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可見，對於產品已經成熟、國內患者需求巨大的DES支架，國家堅持以價換量，期望造福更多冠心病患者；同時，國家持續鼓勵相關企業繼續創新，大力發展第四代的生物可降解支架。
全降解支架操作過程
對於患者來説，以全降解支架替換傳統支架更有意義。無論是傳統的裸金屬支架，抑或成熟的藥物洗脱支架，普遍不能通過手術取出體外，會一直伴隨患者直至生命終點，在長期置入的過程中，往往會伴隨着血栓形成、血管再狹窄、局部炎症不良反應，且需要患者終身服用雙抗藥物。
而全降解支架在完成支撐及治療效果後，不僅能及時的“功成身退”，還能進一步增大血管內腔面積，同時患者不用過多擔心未來的血管重建問題，對於後續可能需要的心臟支架或心臟搭橋也沒有過多影響，也不會影響患者CT、MRI等多項檢查。目前研究表明，介入術後6個月，冠脈支架基本就完成了血管支撐和藥物緩釋的作用，並不需要永久存在。
其優勢無疑問是革命性的。隨着全降解支架的逐步成熟，預計將迅速替代目前傳統金屬藥物支架的市場，給患者帶來福祉。
高門檻的商業通路
隨着近年老齡化趨勢加劇，心腦血管疾病的比例持續走高。此外，隨着城鎮化進程的加速，醫療消費水平進一步提升。簡言之，隨着購買端能力的提升，以往被視為高端消費的介入治療手段，也開始更多的進入普通居民的選擇範圍，從而對介入醫療器械需求與發展形成了更強力的推動。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醫療器械市場，中國醫療器械行業也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代”。
但在輝煌的“黃金時代”之前，國內高附加值的醫療器械領域相關公司，往往都曾有過一段韜光養晦的生長期，最初被海外企業所壟斷，甚至形成寡頭壟斷的格局，在積累逐步到位後，國內企業才開始逐漸發力，通過其後發優勢對海外產品進行模仿、創新，通過用更低的成本切入市場，打破壟斷，繼而實現了國有品牌的崛起與替代。
在介入治療這個細分領域，由於國外引進且起步較晚，加之介入治療器械存在較高的技術壁壘，介入器械大部分細分領域仍處於外資主導格局，目前僅有技術發展較為成熟的冠脈支架產品基本完成了進口替代，其他產品尚存在較大的進口替代空間。換言之，對於國內企業而言，介入醫療器械領域仍是一片誘人的藍海。
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Frost & Sullivan）統計，截至2018年底，中國介入醫療器械市場已達520億，其中心血管介入器械規模達264億，佔比50%左右，整體規模同比增長16%，增速較前值略有回落，但據其預測，此後介入器械市場總規模增速將穩定在20%以上，預測到2022年底，市場規模將突破千億，達到1137億左右。
雖然市場蛋糕誘人，創新型介入器械的准入門檻卻不低，新玩家想要入局並不簡單，老玩家想要存活乃至實現盈利也困難重重。
而壁壘和門檻主要由兩點決定，漫長的研發週期與臨牀試驗難度。
以BRS為例，其臨牀試驗需入組1200例病例，隨訪時間達3年之久，全部臨牀試驗週期需要8年左右的時間，這中間的人力與資金成本難以估量，對於股權複雜的公司而言，往往會受到資本方的壓力，要求快速商業變現，無法潛心研究。
2017年，因推廣成本與研發成本遠遠高於金屬支架，雅培Absorb全球退市，選擇戰略性退出BRS市場，殘酷性可見一斑。然而，正是由於雅培的戰略性退出，讓國內企業在這一領域的競爭格局顯著優化，有了彎道超車的契機。
從市場競爭角度來看，目前在全球範圍已開展臨牀研究的可降解支架產品包括日本Igaki公司的Igaki-Tamai支架、法國ART公司的ART18Z支架等。
而中國全降解支架市場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有近10家企業在進行可降解支架研發，僅有樂普的NeoVas和華安生物的Xinsorb作為第一代BRS產品已投入商用，但由於其支柱厚度大於150微米，在小血管、分叉血管等場景中難以實現應用。
而第二代在研BRS產品中，目前，國內百心安、微創研究進度最為領先，百心安Bioheart支架壁厚已經能夠達到125微米的水平，並率先完成了全部患者的RCT試驗入組，相比第一代競爭對手，有着一定的先發優勢。同時二者的研發進度也比阿邁特的Amsorb更為超前，在徑向強度這一項上，百心安則有着更強的優勢。
近月，百心安的兩項重磅在研產品臨牀進展又接連迎來突破性進展。其主打產品BRS及RDN均進入“綠色通道”（即獲批為創新醫療器械）。1月26日，其第二代RDN系統產品Iberis完成臨牀試驗患者入組程序。2月16日，第二代全降解支架（BRS）產品Bioheart同樣完成臨牀試驗患者入組。由此看來，百心安的Iberis和Bioheart產品將分別於明年2季度、3季度實現國內上市的預期，逐漸變得樂觀和清晰。
百心安創始人汪立曾在媒體採訪中透露，在微創上市“財富自由“後急流勇退、再次創業，是希望進一步推動醫療器械的普惠。為了避免資本的變現壓力，保持創新醫療器械的研發方向，婉拒了諸多投資，在上市前夕才引入了資本。
百心安港股走勢
開年港股醫藥板塊受挫，產品尚未完全商業化的百心安仍能保持震盪上漲，可以看出資本市場的信心。能夠同時坐擁ISO13485以及YY0287醫療器械質量管理體系證書，63項已授權專利、16項即將授權專利，背後是一批對應領域的知名專家，每一條研發線負責人都至少主導過十個產品研發過程；品質團隊曾從無到有，主導了國內介入產品的評價體系建立，參與多個相關法規、行業標準的編撰。首席醫務官Brad Hubbard博士的動物試驗機構主導了國內絕大多數心血管支架乃至心臟瓣膜的動物試驗研究。
這樣一支科研團隊所打造的產品，對於那些受折磨已久的高血壓與冠心病患者而言，無疑值得期待。
特別策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