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訓文化，歷代傳承，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對中國封建階級家庭倫理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以近代曾國藩為代表，他的千封家書所體現的倫理思想將家訓文化的精髓推向了巔峯。《曾國藩家書》行文從容鎮定，形式自由，揮筆自如，隨想而至，真知良言藴含在平淡家常事務中，反映了他的理政治國、修身齊家、處事為人的人生歷程，在傳統內涵上與封建世家教導家族子弟光宗耀祖的思想相一致，在時代發展要求上體現出以自我修身修為求生存圖發展的優良品質。因此，從曾國藩家書，挖掘藴含的倫理思想，對傳承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思想精華有着積極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地位顯赫而又最有爭議的一位人物，曾國藩推崇傳統士大夫“內聖外王”的理想，倡導禮學經世，期望以克己復禮拯救人心來撥亂反正社會秩序，解決社會問題，挽救國家破敗的政治時局。他摒棄“夷夏之辨"，順時而變引入西學，將“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思想付諸實踐，積極倡導併發起洋務運動，開啓了中國近代化改革自強的先河，最終實現了儒家學者“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的宏偉功業。
縱觀《曾國藩家書》，其中包含了修身之德、治學之理、治家之法、為官之忠、理財之道等多方面的內容，其家書倫理思想堅持儒學為宗，程朱理學為本，湖湘文化為元，諸子百家為輔，良師益友為徑，祖訓遺風為源，博採眾家所長，兼容幷蓄，反映了他在家庭倫理方面對傳統思想的改造，向我們呈現了曾國藩較為完整的家庭倫理思想體系。這些思想內容無疑為當代開展思想教育、維繫社會責任、實現自我發展，對激勵為官理政的清正廉潔、促進社會關係的和諧發展、提高公民道德的自律意識提供有益的啓迪和指導。
曾國藩是中國晚清時期最具有影響力的歷史人物之一，他是清朝咸豐、同治兩朝的“中興名臣”，著名的理學大師。曾國藩自幼耳濡目染研習儒家文化，他六歲進私塾，誦讀穎悟，九歲研讀五經，十五歲時研習《儀禮》、《周禮》，以及《史記》、《文選》等書籍。從二十歲開始，他在湘鄉漣濱書院和長沙嶽麓書院求學，進一步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早年的學習經歷，對他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此後，他考中進士進入翰林院，在京為官期間，師從理學大帥唐鑑和倭仁，開始研修《朱子全書》，專攻程朱理學，走上治理學的道路。然而，在治學上，他並非獨崇朱熹之學，而是繼承發展，兼容幷蓄，自成一家。不同於其他人機械地鼓吹“天理”、“人慾”，曾國藩將“理”具體化為日常生活中的“禮”，將天理活化成了經世之禮。他認為，面對封建末世的諸多社會現實問題，若能以理學為本，以經世之學為用，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並將其正確地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能實現儒家“內聖外王”的崇高理想。
《曾國藩家書》首現於 1879 年，該著作由李瀚章編、李鴻章點校，傳忠書局刊刻傳世，其中收錄了曾國藩在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的近 1500 封家書。這些家書從修身、治學、治家、為官、理財、交友、待人、養生等諸多方面，展示了曾國藩近 30 年的生活縮影，其中藴含着為學為政為人之道、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後人所學，為後人所用，引導世人見賢思齊，慎獨內省，躬身踐行，成就人生。 曾國藩一生博覽羣書，融合諸子百家，貫通古今。他推崇中華傳統文化、求教良師益友，踐行純樸家風，結合自身思想和經驗，形成了龐雜的獨具風格的自我發展思想道德體系。曾國藩所處的年代戰火紛飛，動盪黑暗，作為湘軍統帥更是轉戰南北，居無定所，所以流傳下來的家書多有散佚，不甚完整。 現存最早的一封家書是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的《稟父母》，信中的第一句話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漢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紙行，不知已收到否？”
由此可見，在這封家書之前，曾國藩家書存在丟失的現象。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國藩第一次在信中叮囑家人將書信細心保管，他説：“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儘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究其原因，是因為曾國藩此時師從唐鑑、倭仁、吳廷棟、邵懿辰諸師，歸心洛閩性理之學，並通過一封封家書向家中諸弟傳授心得體會，曾氏自認這些家書已初具較高的教育價值。自此之後，曾國藩家書在湘鄉老家才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咸豐四年十二月，曾氏座船被太平軍所劫，這次事件導致曾國藩多年收藏的被賞賜物品及上諭、奏章、家書、地圖、書籍等幾近丟失。此番之後迫使曾國藩更加妥帖保護重要資料，除嚴密保存外，還進行了錄存副本。
咸豐八年七月初七日，曾國藩《致沅弟》信中：“兄此出立有日記簿，記每日事件，茲抄付一覽，可得其詳。此後凡寄家書，皆以此法行之，庶逐一悉告，不至遺漏” 。曾氏幕僚中專門有人負責“錄副”之事，正本與副本分兩地保存：一份在曾氏身邊，一份在湘鄉老家。因此，雖然身處烽火前線，南征北戰，曾氏身後仍有一套相對完整的私家檔案保存於湘鄉富厚堂中。
據王澧華《曾國藩家藏史料考論》記載，曾國藩家書之錄副本，現尚有 5 冊存於湖南圖書館。咸豐十年五月十四日，曾國藩在江西建昌作《致澄弟》函，信的結尾寫道：“餘寄回片紙隻字，俱請建四兄妥收。”
五月二十四日再次叮嚀：“凡吾有家信，弟閲後請交建四先生收存，以免遺失。”④當時曾國藩新任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在那樣大敵當前，性命攸關的時候還對家書如此珍視，其言之鄭重不容四弟曾國潢不加重視。從此以後，曾國藩寄回之家信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國藩病逝於金陵兩江總督任內。四月二十四日，曾紀澤母子扶柩還湘，於五月十七日抵達長沙，歷年存於官署的家書隨同奏稿、日記、詩文等也被帶回。
光緒三年，掛名李瀚章、李鴻章編纂，實為曾紀澤督辦，曹耀湘、王定安主持編校的《曾文正公全集》一百五十六卷在湖南長沙傳忠書局印成面世。但是，由於家書機密性較高，還涉及到對當世名人的一些評價，故當時並未被收錄在內。曾氏家書的最早版本，是光緒五年傳忠書局選刻單行的《曾文正公家書》十卷及《曾文正公家訓》二卷，但均未署編校人員的姓名，也沒有註明編校者序跋文字，而且這個選刊本由於刪除了許多帶有明顯個人色彩的政治觀點的篇幅，所以它的研究價值已經嚴重不足。
據統計，迄今為止，關於曾國藩家書的版本有三十種之多，本文參考了多個版本的家書，例如參考了傳忠書局刻本，有大象出版社 2011年出版的《曾國藩家書》，還有鄧雲生編校標點本，由嶽麓書社 1985 年 10 月出版。鄧雲生版本的家書的優點在於校勘細，收錄全，它是由曾氏原件、曾幕副件、傳忠抄本及其刻本與台灣學生書局影印本《湘鄉曾氏文獻》諸本匯校而成，共收錄家書 1459 封，比傳忠版多 562 封，其中 378 封系首次刊印，相對來講是較為全面較為可靠的一個版本。
需要指出的是，曾國藩的詩文、日記、奏章等與家書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曾國藩曾將日記、奏章等副本和家書一併由專人帶回湘鄉老家，以確保檔案的安全性與完整性。“餘此次出門，略載日記，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對於同一問題若在詩文、日記中已有議論的話，在家書中則只會簡要提之，不另詳述。因此對曾國藩家書的研究，必然結合其日記、詩文、奏章等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比如説“兄於初九日自蘭溪開行，十二夜至湖口。行蹤一切，懼詳載日記中，另抄一閲。”
此外，曾國藩還時常在家書中提醒子侄閲讀他的日記：“餘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説，曰：‘讀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戒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宴起為本，作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③曾國藩在寫家書時就已經將其與日記等互相聯繫、互相補充，在研究他的思想時將它們結合起來，以家書為索引，細緻爬梳，可以更真實地還原曾國藩的思想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