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主導社會生活以及個人精神生活的基督教會，此時似乎乍現一道裂縫：人們對於上帝的信仰產生了動搖；與此同時，一道人性之光照射進來——這一道光芒很快便成為文藝復興的前兆。
黑死病是1348年起源於中亞、而後在歐洲暴發的一次大型瘟疫，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使歐洲人口減少將近一半。從歷史進程上看，這場瘟疫帶來的毀滅性打擊，直接加速了東羅馬帝國的崩潰，並從根本上動搖了教會的絕對權威，促使歐洲民族國家相繼興起。與此同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取得城市的主導權，通過發展工商業尤其是海外貿易繁榮經濟，通過倡導文學藝術和科學思想培育新型人格，由此為即將到來的意大利文藝復興奠定了物質文化基礎。
在這次大瘟疫中，以國家而論，意大利和法國受災最為嚴重；以城市論，最為慘重的則為佛羅倫薩——全城半數以上居民因此喪生——正如薄伽丘在《十日談》開篇所描繪的那樣，“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有大批的屍體運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墳地再也容納不下了……等墳地全葬滿了，只好在周圍掘起又長又闊的深坑，把後來的屍體幾百個幾百個葬下去”。事實上，據説源於鼠疫的這一災難場景不僅記錄在文學作品中，也表現在繪畫以及影視作品中。在英德合拍的電影《黑死病》中，身處當下的現代人對600多年前的這場大瘟疫仍不免心有餘悸——“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影片中的醫生説，“人們在街頭慶祝黑死病的結束，到處醉酒狂歡，卻不知道黑死病從未消失——它沉睡在傢俱裏、衣物裏、地窖裏、箱子裏，耐心等待着被人類再次喚醒。”
黑死病瘋狂肆虐之時，教會的權威早已呈現頹勢。教會內部的紛爭傾軋導致在同一個世紀中，三位教皇並行於世，使得教會聲名狼藉。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教會一開始的主張是：既然瘟疫是上帝對人類實施的懲罰，那麼採取措施進行抵抗或者逃離就是與上帝作對。正是出於這一信念，教會反對人們求醫問藥——因為不管藥物是否有效，都是對上帝的“大不敬”。教會的這種態度不但對阻擊黑死病毫無益處，而且效果適得其反：因為不能逃跑，大批教士只能和染病之人同歸於盡，由此又引發了教會人手不足的嚴峻危機。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教會下令大批招募教士，由於人員素質良莠不齊，又未經嚴格訓練，因此獲得任命後，若干教士肆意敲詐勒索、作威作福，教會的形象由此轟然瓦解。
其實平心而論，教會在瘟疫中的總體表現尚佳，並不像日後文藝作品描繪的那麼不堪。在教廷改弦更張決定救助民眾後，教會在收治平民、處理屍體以及建立公墓等方面，的確做了不少工作。但面對來勢洶洶的黑死病，在寄希望於全能上帝的普通民眾看來，教會的努力顯得無濟於事。相反，教會組織制度的弊端顯露無遺。面對慘不忍睹的死亡和哀鳴，教會宣揚的“仁慈的”上帝並沒有出手相助。長期主導社會生活以及個人精神生活的基督教會，此時似乎乍現一道裂縫：人們對於上帝的信仰產生了動搖；與此同時，一道人性之光照射進來——這一道光芒很快便成為文藝復興的前兆。
值得一提的是，11世紀以來自教會內部分化出的異端“鞭笞派”，也藉此機會迅速擴張勢力，試圖與教廷分庭抗禮。該派宣佈廢除教會的聖職秩序，嘲笑聖餐禮儀，並拒絕朝拜聖體。他們甚至乘亂將部分教士驅逐出教堂，並着手接管教會的財務。正是“鞭笞派”和教會的公開決裂，對後者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此時的教會陷於內部“平叛”，自顧不暇，自然也就放鬆了思想方面的管控——這也為文藝復興思想的萌芽和傳播創造了有利的環境。
更為重要的是，既然教會的“天譴説”無法自圓其説，那麼普通民眾唯有通過獨立思考尋求解決方案。他們將目光投向遙遠的希臘半島——那是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故鄉——並藉助於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商人，多方搜求希臘羅馬醫書。結果，他們不僅收穫了醫書，更發現了失傳已久的文學典籍——在此期間，被教會以“異端邪説”之名打入另冊的希臘羅馬典籍終於得以重見天日。通過對上述古代經典的閲讀和闡釋，民眾開始擺脱經院哲學的束縛，根據社會現實進行獨立思考。也正是在這一思潮的衝擊之下，看似鐵板一塊的正統意識形態變得支離破碎。這就為文藝復興的生髮準備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此外，由於黑死病肆虐之處，勞動力損失慘重，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機器的發明和勞動效率的提高。以古登堡印刷機為例，它的問世導致勞動密集型的手抄業走向衰微，從此知識不再為貴族和教士等特權階層所壟斷，開始面向社會大眾。文學由此成為一時風尚：在威尼斯以及佛羅倫薩，新富階層對但丁詩作極為青睞，不惜出高價延請薄伽丘為他們每日講解；不久，連普通市民也成為但丁的讀者。文學內容既然發生變化，包括彼特拉克、薄伽丘在內的作家詩人開始創作反映城市中產階級品味的作品，目的在於迎合並教化這些讀者。於是，這一羣“啓蒙”的讀者很快便成為文藝復興的生力軍和同盟軍。
與市民階層一道崛起的還有各地的大學。黑死病之前全歐共有30所大學；大瘟疫接近尾聲時，其中相當一部分已完全消失。隔離和防疫封鎖等舉措限制了學生外地求學的機會，本地的大學便應運而生。包括博洛尼亞大學在內，幾乎每個主要新興城市都有自己專屬的大學。各地新建的大學一方面削弱了巴黎、劍橋等幾大傳統教育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引發了學制以及課程改革，授課語言也趨向於用本地方言取代艱深的拉丁文。可見，大學的興起和市民階層的壯大，打破了沿襲數百年的陳規陋習，解除了基督教神學的桎梏和壓迫，通過一場思想大解放使全體民眾獲得“新生”，便順理成章成為天下大勢之所趨。
正是在這樣一種浩浩蕩蕩的社會洪流之中，面對教會的冥頑不靈和顢頇無能，若干有識之士開始尋求救世的良方——儘管今日看來收效甚微，但這些嘗試給世人帶來一種嶄新的信念，即在理性的思想下，不斷探索科學的方法來拯救自己，而不是依靠上帝的救贖。換言之，即倡導人類擺脱神權的主宰、恢復人的主體地位。正如被稱為“人文主義之父”的詩人彼特拉克所説，“我不想變成上帝，或者活在永恆中……屬於人的那種光榮對我就夠了，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這也可視為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想的最初萌芽。
當然，文藝復興在佛羅倫薩等城市的萌芽，説到底黑死病只是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更深層次的原因乃在於“意大利商人”——以美第奇家族為代表的銀行家和資本家協力造就了商業的繁榮與城市的發展，城市的發展創造出一個商業社會，進而又催生出世俗的、追求理想生活的市民社會。因此，由中世紀教會所主導的思想觀念，再也不符合市民社會的需求。教會的力量逐漸式微，商人逐步取得城市的主導權。他們不僅從事結算買賣、簽訂合約以及金融保險等商業事務，更熱心襄助文學藝術，從而為文藝復興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關於黑死病對歐洲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朱孝遠在其專著《歐洲涅槃：過渡時期歐洲的發展概念》中曾予以深刻評述：“黑死病是歐洲歷史的恥辱，因為它暴露了封建政府一切的渙散，當時歐洲的人們除了逃離，幾乎沒有能力來克服危機……黑死病對於歐洲人來説，是一個嚴重的教訓，它使人們認識到了自己居於危巢之中的本質。”簡而言之，黑死病帶給人們的啓示是：人類的無知和盲從可能導致滅頂之災；唯有依靠理性自我拯救方能獲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