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王安石變法是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其中，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可以說，這次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也有弊病，期間，在一定程度上也對貧苦大眾造成了一些損害。但總得來說變法的初衷的好的，這一點毋庸置疑。
說到王安石，我們就不得不再提到一個人，他就是司馬光。這個人大家還是很熟悉的，從司馬光小時候砸缸這件事，我們就能看出來，這人不但頭腦精明，下手還非常果斷。在司馬光的從政生涯中，“殺伐果決”這點也被充分的體現了出來。
宋神宗駕崩後，還沒到兩個月，司馬光便被急調回朝輔政，同年六月被提拔為資政殿大學士，主持朝政。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司馬光先是廢除了保甲法，隨後，又廢除了“市易法”、農“田水利法”、“保馬法”等等。雷厲風行，這是司馬光上位執政後的真實寫照。
司馬光一股腦廢除了半數新政，然而，他卻並未收手，將目標瞄準了新政中的“四害”——“將官法”、“差役法”、“青苗法”，還有與“西夏人議和”。所謂“四害”，其實，就是王安石當年提出的四項改革。
大家比較熟悉“差役法”與“青苗法”，在此筆者便不再贅述。今天，我們著重來講“將官法”和“西夏議和”這兩項改革。
很多人把“將官法”歸功於王安石，其實，若嚴謹地說，這是范仲淹的主張，王安石只是借鑑罷了。早年，范仲淹跟西夏打仗時，范仲淹發現軍隊裡的制度存在很大的漏洞，那就是：每逢上陣殺敵，官職小的武將身先士卒，而官職大的武將則壓陣，不到迫不得已的時候並不出陣。
可以說，這種制度極大影響了軍隊計程車氣。所以，為了杜絕這種現象，范仲淹命令手下的大小將官們：不論官職如何，通通協同作戰。最終，此舉極大的增強了宋軍的作戰能力，這就是“將官法”。范仲淹雖然已死，但是，他的影響力仍在，王安石變法之際，則沿用了范仲淹的“將官法”。
然而，在司馬光上臺後，即便這項制度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他仍執意將其廢除。當然，司馬光也有自己的理由，畢竟，“將官法”講究的是“協同作戰”，有悖於官場“上下有序”的準則。倘若，司馬光廢除“將官法”屬“師出有名”，是為了保證官場秩序，那麼，面對西夏和談上的態度就有些離譜了。
司馬光沒有任何理由地廢除了王安石的和談計劃，自作主張，甚至，不惜以割地賠款換取雙方和平。甚至，為了促成與西夏人的和議，司馬光竟不惜粉碎王安石苦心經營數年的大格局。無數士兵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原本就屬於本朝的河湟地區，竟然被司馬光當作籌碼送給西夏人，其目的只是為了“聊表誠意”。
司馬光這番說辭一經傳出，朝中大臣們紛紛表示不滿，大家都站出來勸說司馬光：“將土地拱手讓人，這不是一件小事，我們無權做決定。此外，就算是要割讓土地，也得找一個熟知當地情況的人，倘若，那些土地用處不大，割讓出去也無妨。”於是，司馬光便找來駐守西北的武將張路，向其詢問西北土地事宜。
史書中是這樣說的：當張路聽說要將河湟地區要拱手讓人後，當即火冒三丈，揣著地圖來找司馬光理論。張路將地圖展開，並指著地圖上的西北地區說道：“司馬大人請上眼，河湟地區乃軍事重地，可使西夏與南方其他部落失去聯絡，並將西夏團團包圍。倘若，將這塊土地割讓出去，不但會讓西方守軍的多年努力付諸東流，還會讓我國西北邊防陷入危機。”
司馬光仔細端詳地圖，終於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便向大家說道：“如果不是張路及時指出我的錯誤，恐怕會釀成大禍。”此後，司馬光再也不參與跟西夏的外交事務了。
那麼，起初連地圖都沒仔細看的司馬光，又為何會執意割讓軍事重地給西夏呢？
當然，司馬光定然不是叛徒，他只是為了廢除王安石的新政，將其一切政策全盤否決罷了。也幸虧司馬光懸崖勒馬，及時醒轉過來，倘若，他真的將土地割讓給西夏人，司馬光恐怕會落得萬古罵名，死後也得不到“文正”之諡號。
熟讀史書的朋友都知道一個典故，就是“牛李黨政”：
唐朝時期，牛僧孺竟絲毫不講原則，為了打壓政場上的宿敵，禁止唐軍攻打吐蕃，同時，拒不接收吐蕃的流民。當時的吐蕃正值內戰，在牛僧孺的主張下，唐朝並未插手吐蕃事務，結果，大唐落得言而無信的罵名，吐蕃內戰結束後便將矛頭指向大唐。
以至於，牛僧孺就這樣揹負罵名，因為這一個汙點遺臭萬年。由此可見，倘若，司馬光真的做出割地求和之舉，他的下場恐怕與牛僧孺不遑多讓。牛僧孺頂多落得“不作為”的罵名，而司馬光就得揹負“割地叛國”的大罪！
沒過多久，西夏人服了軟，主動求和。
西夏問題被解決，司馬光也就不再糾結於王安石的西夏方針，轉而針對“差役法”和“青苗法”。按說軍政才是國家大事，廢除掉面向農民的“青苗法”和“差役法”應該不算難題，可是，偏偏廢除這兩項政策時，司馬光遇到了空前的阻礙。
在廢除“青苗法”和“差役法”時，有一個官員時常站出來與自己唱反調，不論如何都不妥協，這個硬骨頭就是蘇軾。
史籍記載，經過常年的“下野”後，蘇軾已經成了一個體察民情的好官，再也不是那個高高在上不知民間苦楚的“庸人”了。在廢除法令的問題上，蘇軾認為：這些都是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尤其是“差役法”，萬萬不可廢除。
在堅決反對司馬光的同時，蘇軾還不忘嘲諷司馬光幾句：“你的這番言論，就像是兩個王八互相踹對方一樣。”司馬光卻沒聽懂，於是，追問道：“難道兩個王八不能互相踹嗎？”蘇軾答道：“它們本來就沒法伸腳踹啊！”
話說到這，司馬光才恍然大悟，蘇軾這是在諷刺自己，將自己廢除兩法的舉措比喻成兩個互相打架的“王八”。從表面上看似乎挺用功，實際上王八腿短，根本沒辦法踹到對方，實屬無用功罷了。於是，被諷刺的司馬光火冒三丈，與蘇軾辯論起來。
蘇軾卻嘆了口氣，慢慢說起一件司馬光的往事：“相公可曾記得，早在宋英宗時期，為了抵禦西夏人，宰相曾主張強徵一直西北民兵，在他們的臉上刺字，組建一支義軍，讓他們作為先鋒對抗西夏大軍。當時，是您第一個站出來反對此事，您難道忘了嗎？”
司馬光答道：“沒錯，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真的組織一支民兵，能為我方增加二十萬軍力，但是，這支義軍的戰鬥力十分堪憂，他們沒有受過正統的訓練，只是一支空有人數優勢的雜牌軍罷了，只能作為肉盾炮灰，根本起不到作用。”
蘇軾說：“後來，事情的發展就像您預料的一樣，這支義軍抵達前線後，平添傷亡，反倒給西夏人增加了士氣。”司馬光嘆道：“倘若當年宰相肯聽我的勸阻，就不會釀成大禍了。”
蘇軾繼續說：“當年，您勸阻宰相時，我就在旁邊，您的一番言語如今仍縈繞在我腦海。當時，宰相根本不聽您的勸阻，您顯得十分懊惱。如今，你也當上了宰相，為什麼聽不進去別人的勸告呢？難道不能讓我把道理說通嗎？”
《續資治通鑑》中寫道：面對蘇軾的追問，司馬光久久不語，最終“不悅而罷”。可惜的是，這番金玉良言，最後，換來的也只是司馬光“不悅”罷了，根本沒起到半點作用，司馬光一意孤行，仍廢除了“差役法”。
見自己的苦心沒得到半點收穫，蘇軾氣急敗壞，回家後，將官帽隨手一扔，破口大罵道；“你司馬光就是一頭不進油鹽的倔牛！”幾年前王安石秉政，剛愎自用，凡事以自己為尊，從旁輔佐的司馬光恨得牙根直癢癢，罵王安石為“拗相公”。
然事過境遷，上位後的司馬光竟與王安石如出一轍，背上了“司馬牛”的罵名。
眼看著利國利民的差役法就這樣被廢黜，蘇軾傷心至極。可是，有一個人比他的心情更糟，還因為這件事患上了抑鬱症，鬱鬱而終。他就是蘇軾的好朋友，也是新政的奠基者——王安石。當政策被廢的訊息傳到江寧府時，王安石簡直不敢相信這件事是真的。
王安石四處求人打聽，確認此事真實無誤後，嘆息道：“這個政策能廢除嗎？當年，我與先帝反反覆覆探討了一整年的時間，才優化了這項方案，將之公諸於眾，頒佈執行。這項舉措非常周詳，沒有絲毫紕漏。‘差役法’一廢，天下還有真正的好政策嗎？司馬光怎麼能這樣做！”
氣急敗壞的王安石氣倒在床上一病不起，開始絕食抗議，不論誰勸他都不肯妥協。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的身體每況愈下，元祐元年，王安石在連日苦愁中閉上了雙眼，長眠不醒。他帶著自己利國利民的理想，離開了這個世界。一代治國奇才，就此隕落。
關於王安石的死，很多朋友都提出了不同說法。筆者認為：王安石的死因非常簡單，就是氣死的。人這一輩子，還有什麼遭遇比親眼看到自己追求一生的夢想毀於一旦更讓人絕望的呢？據史載：王安石病逝後，葬鐘山南麓東三里，原寶公塔與草堂寺之間。
參考資料：
【《王安石變法》、《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續資治通鑑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