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如果沒有李自成,明朝會不會滅亡?

由 公松臣 釋出於 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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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比起“明亡於李自成”的扎心歷史來,比這更“扎心”的事實就是:不管有沒有李自成,明朝的滅亡,都差不了那幾年。比如“取代”明王朝入關的清朝順治皇帝,就對這“扎心事實”感同身受。
清朝順治十三年(1656),坐穩天下的順治帝下令,要官員們好好整理保護明朝留下的黃冊檔案,以便新朝統籌人口賦稅。但接著就被雷了一下:戶部尚書孫廷銓叫苦說,晚明的黃冊,這些理論上該每十年“造冊”,做到精確統計的珍貴資料,內容卻是胡編亂造扎堆,各地的人口戶籍狀況,特別是農村人口,竟都是相互間亂抄,有的崇禎年間的“黃冊”,竟拿著朱元璋年間的“黃冊”抄一氣,把老祖宗都“挖”出來造假。
尤其搞笑的是,明末“造冊”的官員,還喜歡搞“超前思維”,為了圖方便,乾脆把幾十年的黃冊,“一次性”統統造完,需要核查時就拿出來湊數。明思宗朱由檢明明是崇禎十七年(1644)上的吊。清朝官員竟然還清理出了“崇禎二十四年”的黃冊。如此“穿越作品”,讓順治帝君臣也哭笑不得,只能當垃圾一樣扔了。過了沒幾年,這些“黃冊”更常堆在南京街上公開售賣。以明朝遺民方文的嘆息說“路旁堆積如蘆柴”,就是一堆廢柴啊。
為何如此廢柴?想想也就明白,明末土地兼併嚴重,大量本該為國家納稅的土地,全被權貴官僚們巧立名目侵佔,一代代本該“上黃冊”的自耕農們,也就成了苦命的破產流民。蛀蟲們像吸血一樣侵吞著明朝的土地,再拿這些造假黃冊糊弄事,也瘋狂地催生著各地的“李自成們”。以學者馬伯庸的話說,“大明的覆亡實際上是一次系統性的崩潰”,而這些黃冊,則是“一件充滿諷刺意味的死亡物證。”
而比起被雷得不輕的順治帝君臣們來,明朝文學家吳應箕,卻早在明末大亂前夜,就深味了這細思極恐的未來:明朝天啟七年(1627),清晨路過河南真陽的他吃驚的發現,自己走過了這幾十裡道路,本該都是肥沃的良田啊。就連田畝之間的邊界,都依然清晰可見,可土地上卻是一片荒茅白草,顯然已棄耕了好些年。那年還是河南風調雨順的一年,可走過附近村鎮,遇到的也全是老人,青壯年都稀少,更別提耕地了。
為何會“放著好好的地不耕”?吳應箕細一問才直到,這些他走過的荒地,前些年都是“膏腴之業”,可明末土地兼併加劇,地給“兼”走了,多出來的賦稅,就得其他苦老百姓買單,甚至“人去而糧尤在”。外加從知縣到衙差,簡直是層層加派,正常交一份稅,就要“加碼”到七八倍。交不起就只能跑,“貧者則盡棄戶而去”,就留了一片光禿禿的地。如此慘景,吳應箕當時也“不覺浩嘆”。接下來的事情,“浩嘆”後就可以想。
此情此景,並非是哪一年的特例,而是從萬曆晚年到崇禎上吊的近半個世紀裡,明王朝國土上每年每時每刻都會發生的活劇。比如就在吳應箕“浩嘆”的河南,權貴們的土地兼併,就已進入到瘋狂階段,“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者亦不下五六百頃”。看過這瘋狂場面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明末一度窮途末路的李自成,在河南振臂一呼,就立刻如烈火燎原般復起。
如此危機,難道大明朝堂上就沒有明白人?那些當時喜歡怒懟皇帝罵權臣,然後常被後人大書特書“剛正”的“言官”們呢?明朝兩個多世紀裡,擁有“以小制大”權力的言官們,確實曾是大明朝堂的“淨化劑”,可到了晚明年間,明朝兵部尚書梁廷棟的一句話,就戳穿了這群人的畫皮:“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督查腐敗的言官,下去巡視一番,竟就趁機大肆受賄,相當於“加派百餘萬”。
對比下來,梁廷棟的這聲斥罵,還是客氣的。崇禎年間的民謠就說“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言官們把持的考核官員大權,都成了吸金神器。負責督查六部的“給事中”言官,更公認“納賄之魁”,有些言官的撈錢手段,更到了不要臉的地步:一聽說參加“考選”的官員進京,京城言官們就成了聞了味的狗,立刻找著“苦主”要錢。有時嫌錢給的不夠,甚至半夜大咧咧來敲門,整一堆“黑材料”勒索……
連朝堂的“淨化劑”,都“髒”到了不要臉的地步。晚明的吏治當年也可以想。比如號稱勵精圖治的崇禎年間,崇禎皇帝如此惡治百官,結果卻是“賄賂之盛,莫如此日”。腐敗程度“完美超越”明朝任何時代,官場日常行賄受賄,用黃金都被嫌沒品位,都得用珍珠開路。官場上還流行“借京債”,想要跑官要官就得送錢,沒錢就得借高利貸,也就是京債,得了官再還。那怎麼還?當然就是靠貪汙腐敗,勒索壓榨百姓。
如此情景,連崇禎皇帝本人都心知肚明:“未用一官,先行賄賂,文武具是一般”。可就算這樣又如何?他還是“心知肚明”的上吊了。
至於號稱“工資很低”的明朝官員生活?發展到晚明年間,比起那讓吳應箕們“浩嘆”的民生來,卻還真是有聲有色。南京的秦淮河上,各色的“花船”上夜夜笙歌。無論“東林”還是“復社”,只要入得這“圈子”,秦淮河上的尋花問柳,就是“精英”們的日常功課。多少名躁江南的“花魁”,更都是“精英”們的被中客。當然“精英”們縱橫秦淮河,也不忘了日常工作,多少浩大的“復社”活動,就是從秦淮河上密謀。
此情此景,以清朝詩人秦際虞的感慨,那真是“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內憂外患的晚明年間,那些號稱“肩負天下”的“精英”,都在忙活這個。
官員們的個人生活,那更成了“明末文化”的生動代表。河南官僚們“田之多者千餘頃”的幸福生活,比起江南官僚又成了小兒科。以明末清初遺民顧炎武的話說,明末的江南百姓,百分之九十都“為人佃作者”,大大小小的當地官僚,動輒就富可敵國:東亭的華家,每年田租四十八萬兩白銀,僅僕人就養了三千。蘇州的錢家,每年田租九十七萬兩白銀,吳興的董家和嘉興的項家,資產更過百萬兩白銀。
這些有錢的“精英”們,當然也沒落了享受,明末年間瘋狂大起豪宅,多少今天還被看做“文化遺產”的江南園林,都是這麼來的。甚至“收健壯為奴”“收債急於納稅”。朝廷的法度被他們踩在腳下,大明的土地賦稅成了他們瘋狂吞噬的血肉。直到清軍入關,山河變色,再一個個著急忙活跑出來,剃頭做了“大清忠臣”。
官僚如此,王公貴族以及野史裡常見“很愛國”的公公們呢?攻破北京的李自成,拼命拷掠京城百官同時,捎帶也給百官們“正了名”:“進拷索銀七千萬兩,侯傢什三,閹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確實,比起“侯家”“閹人”來,文武百官的“發財手段”,又差了一大截子,大明亡國的全過程,其實也是這幫人的“另類比闊”。
只是這明王朝,就在這樣的“比闊”裡,陷入到亡國的厄運中。看過全過程就知道:一個上上下下爛透的王朝,表面繁榮卻民生艱難的末世,又能有幾天活頭?沒有李自成,也會有張自成王自成。一個李自成背後,就是多少這樣發人深思的興衰真相。
參考資料:馬伯庸《顯微鏡下的大明》、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商傳《走進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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