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課堂的首要任務是為教師減負增效 | 專訪

圖源：廣州市執信中學官網

在廣州，越來越多的中小學開始運用平板電腦開展教學。

廣州市執信中學（以下簡稱“執信”）作為廣州市優秀案例當中的示範，不少教育同行都將眼光聚焦於此。彭斌校長作為分管教學、科研和資訊化的引路人，一直親身投入AI式學習實驗班的教學。

“課堂變革能否為教師實現減負？從而讓教師專注於教育本質的工作。”彭斌校長認為這是非常值得思考與探討的問題。

眾所周知，“減負”是很多一線教師的心聲，“現在的難題就是，教師想要的——沒有，教師不需要的——太多！”。

彭斌校長說，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從整個教育資訊化發展的歷程來看，最成功的無疑是Word與PPT。

為什麼老師們現在喜歡上用Word文件來備課，因為Word優化了教師備課時手寫教案的做法，可以輕鬆地運用貼上複製。而PPT，毫無疑問代替了黑板的板書，教師只要做簡單的修改，就可在課堂中重複利用。

雖然對年輕老師也不一定是好事。但說到底，實際上是在給教師做減負，這樣的資訊化變革彭斌校長覺得才是值得推廣。

所以說教育資訊化的核心其實在於需求，比如，2004年，新第一輪的高考改革，在高考改革檔案裡提到“學生的過程評價”。那個時候很多學校都使用紙質來收集，所以就變成了一堆的材料放在那裡。

彭斌校長直言，一個學期下來，他覺得受不了了，因為實在是太多了。在這樣的工作需求下，推動他去研發了相關功能的平臺，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開發了學校裡的整個應用管理平臺。目前執信已經將管理中的大部分功能遷移到微信企業號，而且在遷移中只做減法不做加法。

圖1 廣州市執信中學應用平臺

反觀，現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資訊化平臺，各種各樣非常複雜的，需要思考的是：為什麼“平臺”都落不了地。

“辦公系統被吐槽，教學平臺被孤立，教學資源建好了，但沒人用。錄完了課放在那裡，但學生點選量很低。這些都是現狀，那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呢？”彭斌校長在學校裡聽到過無數這樣的質問。

因為它不是教師需求下的產物，而是在設計者或者管理者意願下創造的。教育資訊化的推動一定是從需求出發，而不是設計者的一廂情願。最大的需求，正是教師的減負增效。

那教師與學生到底需要什麼？

如果這個問題不破解的話，使用者、開發者、管理者，三者很難在一個頻道上，導致智慧校園、智慧教育都不過是兩張皮。

但我們往往很難捕捉也不易精準匹配教師與學生的需求。彭斌校長分析道，“跟人工智慧分析不一樣。比如在淘寶，當我們點開一個頁面，淘寶馬上推薦你曾經瀏覽過的類似產品。但是教師與學生的需求是分析不出來的，即使透過訪談也很難找到，因為需求是變化的、是動態的。”

作為校長，圍繞著高考的標杆，有兩點是可以去嘗試與努力的。彭斌校長說：“一定要了解教育理論方面的頂層設計，你才能夠把資訊化融入到現在的新課程基因。其次，一定不能夠脫離了學校的使命。”

以學校文化作為一個基礎積澱，然後才去引進一些適合自己的能夠被老師們廣泛接受的，而且能夠真正對老師減負增效的系統和平臺。

“我是很願意去把學校智慧化的，但是我們的老師覺得智慧化對他來說幫助不大，我拿支粉筆拿個備課本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了。”彭斌坦言，在跟一線教師交流時，他聽到許多這樣的反饋。

特別是作為教師身上，帶有文化人的特質，往往有足夠的自信。彭斌校長笑談：“作為優秀的老師，說實話，很少東西能吸引和打動他們。”

“現在前沿有很多教育技術的理論、資訊化的觀點正在不斷被研究、被提出，但這些在實際上對老師的觸動是很少。”彭斌提出這樣一個難題。怎麼樣讓使用者，也就是教師，能夠深度的瞭解和參與到資訊化變革當中來？

教師，畢竟是一個長期在教學一線工作的人。要改變一個長期在相同環境或者一種模式上工作習慣的話，是需要給教師足夠的獲得感與足夠的危機感，只有這樣教師才會嘗試去接觸和接受前沿的理論和技術應用。

今年年初的疫情，對於全國甚至全球的各行各業來說，都是一個災難。但從樂觀的角度看，不失為教育領域的一次契機。

“很好的契機在哪裡呢？今年的疫情期間，的的確確讓全中國的老師都真實的體驗了一次‘線上教學’。”彭斌校長說道。

同時，也激發了教師的危機感，不得不去學習怎麼樣去有效開展線上教學。

一開始，執信也嘗試了很多工具與平臺。從電信的平臺、騰訊會議，也用過騰訊課堂、叮叮等等線直播平臺。最後由老師選出了，較為簡便的騰訊課堂。

但是接踵而至的是下一波危機感：怎麼樣上好課。

雖然選嘗試了很多平臺，但是教師對線上教學的畏懼感反而更重了。

一來是因為容量大。相同時長下，線上教學一節課的容量比一堂傳統面授課的容量要大得多，因為缺少課堂的互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教師的講授，而且很難把控好課堂的節奏。

二是精度高，在網路上，出錯是回不過頭去的。“講的東西，你一旦講出去了，你回過頭來再重新去糾錯，會大大降低學習的有效性。”

然而在這樣的緊迫環境中，也激發了很多教師的智慧。

比如，師生都透過直播平臺的聊天區，約定好“暗語”。用不同的數字和各種各樣的符號來表示不同的意義。

圖2 廣州執信中學線上教學情況

再談到教師的滿足感時，彭斌校長認為，智慧教育不能只是校長的事，應該是全體老師共同的事。教師在智慧教育中主體的地位是不可代替的。所以，需求被滿足，情感上就會有滿足感，從而自然而然地發揮出教師的能動性。

“絕大部分執信的老師認為線上教學實際上來說推動了一樣東西，那就是豐富了老師們對學生跟蹤、學生反饋的一個路徑，聽到這個反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直到暑假期間，還有很多教師利用騰訊會議，在週末開展線上師生溝通和答疑。老師們利用騰訊會議開展教學研討交流，還開展跨校區的集體備課和公開課。這些都大大豐富了教學、教研等活動的互動手段，打破了空間的限制。

彭斌校長最後也說道，“疫情推動下的這種資訊化變革能不能延續到線下課堂，這是一個我們現階段要去解決的一個問題。”

彭斌校長除了分管資訊化以外，也一直紮根一線的數學教學。講到AI試點實驗班，彭斌校長先談了初衷：“這能解決老師最大的負擔：改作業。”

彭斌校長一把抓住中小學教師的“剛需”——批改作業，特別是主觀題的批改。讓教師的工作重心就從課後批改作業，轉移到“設計作業”。

從2018年入學的新生裡，彭斌校長選擇了兩個平行班，並在他任教的數學學科做起了嘗試。學生透過在平板上完成課前預習題、課堂小測和課後作業。

大量繁瑣的批改工作，可以交給系統來完成，教師可以從批改作業當中解放出來。透過平臺，彭斌校長能夠及時掌握學生上一次學習的情況，進而選擇適合學生的學習素材和訓練題等，這樣大大提高了課堂的有效性和針對性，實現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目標。

彭斌還提出了，基於整個AI教學實驗，希望達到螺旋式閉環的學習。“也就是說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實際上既接納原有知識，同時也有形成新的知識，這兩個東西它是分不開的。知識是載體，能力是潛移默化出來的。透過資訊化手段能夠實現知識與能力雙螺旋的快速閉環，有利於學生將知識內化為能力。”

圖3 廣州執信中學AI試點班級作業報告

當再提到，AI試點班級馬上進入高三的學習，是否有計劃向全校班級推廣時。彭斌校長提到了“不能急”。

智慧教育也好，教育資訊化變革也好，同樣也是這個道理。彭斌校長一直認為，教育資訊化的變革不能做到面面俱到，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應該是有先行先試，也應該是有區域的差異。無論是不同的學科，還是不同的領域。

比如執信選擇先在兩個班試點，理科教學上先做出嘗試。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探索，如文科如何有效開展？閱讀課是否能有新的智慧化方向？

“由一部分人先去做一些實踐，並得到一些成功的體驗，再慢慢帶動大部分人去嘗試，可能更加有效。”彭斌校長最後這樣總結道。

那經過近兩年的嘗試，彭斌校長怎麼看智慧教育呢？

他說：“一開始人工智慧做人工智慧的事情，人類也就是老師，做老師的事情。當兩者可以互相交融的時候，智慧教育才會真正產生。”在達到交融之前，只能說教師運用了技術輔助的教育，還做不到“智慧”。

因此在智慧校園建設上，執信並沒有展現出“瘋狂”的引入。不做完完全全地重建，而在原有的基礎上“做加法”，尋求循序漸進，避免對裝置、對系統的依賴度過高。

圖4 廣州執信中學Ai教學

比如，在2019年的報道中，彭斌曾舉例，“執信中學是高考、中考的考點，教室都是有高畫質攝像頭並且可以聯網的，我們在這個基礎上配備了一個收音器，在沒有增加太多投入的情況下，每一間教室就成為一個錄播室。老師們可以把課錄下來回看，做教學反思；也可以在網路平臺上收看其他老師的課。這個加法做得物美價廉”

彭斌校長提倡，用積木式的方式去開展智慧校園的建設。他說：“我不做這種整套系統的簡單遷移和簡單應用，我主要是我需要哪個模組，我去找對應的供應商來實現，因為這樣才能做出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圖5 廣州執信中學智慧校園設計理念

不斷地嘗試和積累，其實就是慢慢做“試點”與“加法”。

未來，彭斌校長將繼續圍繞AI試點班級，嘗試以學生為中心的深度學習、嘗試將學生學習思維視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