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趙娥受表彰，唐朝徐元慶被處死，同是為父報仇為何判決不同？
提起「血親復仇」，大家一定不會陌生，無論是在文學作品，還是現實生活中，「血債血償」的情節並不少見。
殺人是不對的，可如果因為自衛或為了給親人報仇而殺人，就難免有些遲疑了。
那些血親復仇案例，總是伴隨著熱血憤恨、快意恩仇，但也伴隨著人們對這種做法的爭議。
為父報仇的案子該怎麼判，確實是個難題。
《禮記》講，「父之仇，弗與共戴天」，這是禮。
《韓非子》講，「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私者所以亂法也」，認為私自復仇，就是亂法。
這是一場「禮」與「法」的衝突。
的確很難辦。殺人償命，似乎天經地義；但父母被冤殺，無人主持公道，這是國家的失職與正義的缺失，當國家不能維護公義，百姓自己為何不能動手？
這條「悖論」的爭論，自古便有。唐代詩人陳子昂與柳宗元，就有過一場精彩的辯論。
今天，在知鴉·通識課程《何老師歷史掌故》中，我們就來講講這個古代的「血親復仇」案，以及這場跨越時空的「禮法之辯」。
一千三百多年前，正值女皇武則天當政時期。當時在同州下邽（guī），也就是今天的陝西渭南縣，發生了一起殺人案。
在那裡，一個朝廷命官在驛站裡被一個服務生給殺害了。被殺的這位官員叫趙師韞，是中央的御史，需要到各地區監察工作，相當於今天的監察部官員。
這個天天監督人的職位，平時肯定不少得罪人，很多風言風語就出來了。
還沒等人們對它大書特書，兇手就來投案自首了。
原來，這個驛站服務生是個叫徐元慶的年輕人，他的父親徐爽當年被擔任縣尉的趙師韞枉法殺害了。
殺父之仇，怎麼能忍？
礙於當時年紀尚小，徐元慶只好暗中觀察，等待時機再去報仇。
可還沒等到這個機會，趙師韞就升官了。這一升就升為御史，直接奔中央去了，這下想要報仇就更難了。
於是徐元慶更名改姓，到下邽的一個官辦驛站做僕役，等待機會降臨。
為什麼選這個地方？
當時下邽是西都長安與東都洛陽之間的中轉地，身為御史的趙師韞一定會來這裡過宿的，他就在這裡靜靜地等。
這個機會真的就被等來了。一天，趙師韞真的住進了這個驛所，徐元慶手起刀落，終於血親之仇得報。
報了仇之後，徐元慶也沒有逃跑，反正大仇已報，人生夙願已了，索性自首去了。
這兇手是來了，可一眾官員卻判不出個所以然來。按照法律來說，殺人當誅，這有什麼好猶豫的呢？
自漢代以來，儒家成為中國的官方學問，儒家的「禮」就愈發受到人們的尊崇。《禮記》中說：
「父之仇，弗與共戴天。」——《禮記·曲禮上》
既然國家教導的是要與殺父仇人不共戴天，那徐元慶為了自己的父親報仇，自然是個大孝子，理應嘉獎；而且人家還來投案自首，按理也不該是死刑。
中國人自古以來受儒家「禮」的思想影響很重，關於報仇這件事，在春秋時期，孔子的弟子子夏就問過他。子夏問：遇到殺父之仇、殺母之仇的時候，對待那個仇人應該怎麼做呢？
孔子說：那應該要每天睡在草蓆上，枕著盾牌，不去當官，把報仇雪恨這件事時時刻刻記掛在心，誓不與仇人共存世上，如果在街上碰到了這個仇人，連回去拿兵器都不必，直接上前拼命，最好是平常都隨身帶著兵器。
「弗與共天下也」，這叫不共戴天之仇。
可見，孔子對於「禮」、「孝」是十分看重的。《周禮》中也對報仇這件事做了說明，凡是那些想要報仇的人，只要去官府那裡登記了，再去殺人，就判為無罪。
這是儒家對待血親復仇的看法，但法家就不這樣認為了。
韓非子說過一句話：
「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韓非子·詭使》
韓非子說，我們之所以立法，是為了禁止私刑，像這些私自報仇的行為，就是在亂法。
這是先秦時期諸子對待禮與法的不同看法。到了漢代，儒家思想成為官方正統，血親復仇的事情變得普遍，這樣一來，連官方有時也受不了了。據歷史學家瞿同祖考證，他說：
「至少在西漢末年已經有禁止復仇的法令……以防止惡風之滋長而已。」
到了三國時期，《三國志》中也記載了曹丕的一條詔令：
「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三國志·魏書二·文帝紀》
|唐代畫家閻立本筆下的魏文帝曹丕畫像。
圖片來源：Wikipedia
由此可見，隨著法律的完善，以及國家權威愈加受到重視，民間報仇這種事越來越不被允許了。
到了唐代，中國的法律更加完善，《唐律疏義》是中國古代最完備、影響最大的一部法典。
但同時，經過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戰亂與儒家衰落，唐朝時期儒家思想又開始重新確立起地位。所以在唐代，禮法衝突就顯得格外嚴重，關於禮與法的爭論也就更多。
《唐律疏義》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父母為人所毆擊，子孫即毆擊之，非折傷者勿論；折傷者，減凡鬥折傷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唐律疏義·卷二十三》
這是說，父母被人打了，子女當然可以打回去，如果沒有打傷，就不算犯法；如果打傷了，就按普通鬥毆罪再降三等定罪；但是如果把人打死了，那隻能依常律處以死刑。
可是中國人骨子裡對於骨肉之親的「孝」、「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的「禮」，這些觀念仍是根深蒂固。人們寧願受刑，也不願背上不孝的罵名。
而且，自漢到唐，有許多士大夫官員都認為「禮」是高於「法」的，「禮」是儒家的治國理念，是仁政的根本，而「法」不過是國家執行的工具。當兩者產生衝突時，自然應該「禮」先「法」後。
因此，當徐元慶這件難斷的案子層層上報，去到了武則天手裡時，這位女皇帝是同意放人的。
唐代的法律雖然禁止民間報仇，但因為前朝的種種先例和皇帝的允許，案子照理說該從輕發落，徐元慶也罪不至死。
|武則天像
圖片來源：Wikipedia
但是，後來武則天卻改變了主意。
當時武則天有個拾遺（唐代官職）叫陳子昂，就是那個吟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陳子昂，他的職位就是專門來指正皇帝的不足，給皇帝出謀劃策的。
聽說了徐元慶的案子，陳子昂跳了出來，專門作了一篇《復仇議狀》，他在裡面把「禮」和「法」顛來倒去地論證了一遍，殺人者死，是法律，是國家權威，怎麼能不顧？這一次放過了，以後再有人謀殺朝廷官員，那可怎麼辦？可是徐元慶替父報仇，大孝大義，儒家信條，不可不遵，又該怎麼辦？
他出了一個主意，他說，照我看來，應該先根據法律將他處死，但是在他死後，在他的鄉里大力表彰他，給他的墓插個錦旗什麼的，使他為同鄉、後輩敬仰。
這個辦法一提出來，當時的人都覺得好，既施行了法制，也保全了禮義，看起來是個「禮法合一」的好辦法。武則天也同意了這個折中的方案，並將它編入到典章法令裡，作為後世此類案件的參照。
這件事按理說也就塵埃落定了，可是它在一百年後又有了轉折。
那時，時任禮部員外郎的柳宗元有了不同看法。他當時所處的部門禮部，就是專門掌管禮儀的，他在搜尋前朝卷宗時就注意到了徐元慶一案，發現了不對勁。
|柳宗元像。柳宗元，唐代著名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圖片來源：Wikipedia
柳宗元認為，陳子昂的做法並沒有達到「禮法合一」，反而自相矛盾。為了反駁陳子昂，他特意寫了一篇《駁復仇議》，裡面寫：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
禮的作用，就是為了防止暴亂，刑法的作用也是為了防止暴亂，兩者本質相同，不應該是對立的。但陳子昂的做法「既誅又旌」，把懲罰和表揚用在同一件事上，懲罰一個應當表彰的人，又表彰一個應該受懲的人，其實是把「禮」和「法」割裂了。這樣的做法可能導致刑法的濫用，也會破壞禮制，後人看來，怎麼能不混淆呢？用這樣的方法作為國家法典，既不會懲罰到壞人，也沒有起到規範的作用。
他又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論點，引用了儒家經典《春秋公羊傳》裡的話來佐證：
「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
他認為，如果一個父親是蒙冤而死，那他的孩子當然應該為他報仇，如果一個父親作惡多端，就是該死，這時候孩子為他復仇，並不能除害，冤冤相報何時了。因此，柳宗元認為，徐元慶的父親徐爽明明是受了冤屈的，趙師韞徇私枉法，上邊的人沒有體察、沒有主持公道，還把復仇的孩子判了刑，就是國家的失職。既然國家失職，百姓為何不能自己動手、維護正義呢？
因此，他認為徐元慶的做法既維護了私義，也維護了公義，其實合「禮」又合「法」。這樣一個英雄，國家應該獎勵他，而不是對他又捧又殺，這一次的「以禮入法」，才是真正的「禮法合一」。
柳宗元特意在卷宗上做了標記，請求人們把自己這篇文章加到後面，以提醒後人在看徐元慶的案例以及陳子昂的處理時，可以參考自己的意見，更加審慎對這類案件予以置評。
後來，柳宗元的這篇文章被收錄到《古文觀止》裡，足見它在後人心中的地位。
陳子昂、柳宗元的辯論雖然是跨越時空的一場對辯，卻是法律史上的一次重要辯論，禮法之爭在司法實踐中屢屢出現。
歷史上的血親復仇例子非常多，之所以挑出徐元慶案，也是因為陳子昂和柳宗元的辯論非常精彩，它給了我們一個思考，當法的正義缺失時，我們應該如何彌補這種缺失。
中華法系自古以來就有自身的特點，本質是禮法合一，而不單單隻論法，儒家理念也是人們行為準則的重要依據。
因此，中華法系的實質是在處理「禮」與「法」的衝突，以實現「禮法合一」，也正因如此，才會有這些爭論的不斷髮生。
從古至今，從帝王將相到平民百姓，每一個歷史故事都發人深思，每一個歷史故事都是我們理解真實歷史的最優方式。
有時，換一種角度看歷史故事，又是另一番風味；通過歷史掌故還原歷史人物，也會體會到人性的衝突；通過歷史深處的悲涼與真情，體會歷史粗糙而真實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