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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業無傳，資料並不多，光憑晉書武帝紀和刑法志的三言兩語，看不出曹髦個怎麼樣的人。畢竟也可能他單單的覺得曹髦成功性不高，為了自保。而不是像王沈那樣奉承司馬氏，唐修晉書的取材挺廣的，甚至用了很多的黑司馬氏的材料。倒不一定是揚馬抑曹，王經，王沈，王業肯定是沒有兵權的，至於有沒有其他人，實在沒辦法猜測。曹髦被殺這件事，記載其實很多也是真真假假，後世的附會也不會少，很多東西挺難說的。
一般化的原理並不能解釋某些具體問題。裴注有幾個特點，包括引文首尾連貫，也就是比較“全”，當然這只是比較而言；還包括“備異”，也就是注重對於不同說法的記錄（即使裴松之對這種說法的可靠性持否定態度）。那麼，裴注沒有出現“守株待兔”的記載，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裴松之本人沒有見到這種說法，從而增加《晉書·文帝紀》中的“守株待兔”是出自《晉書》作者臆測的可能。甚至，這裡還有一個主語的問題，也就是“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的主語和賓語究竟各是誰——這其中是有討論的空間的，儘管我們都認為主語是曹髦而賓語是司馬昭，但並不意味著相反的理解不可能出現。
我簡單再補充幾點：（1）曹芳被廢后，皇宮兵甲寡弱，而中戶軍賈充顯然是司馬氏的心腹，拉攏他是自投羅網；（2）王經有帶兵經歷，而王沈被曹髦引為心腹（曹髦甚至為他起了別稱，加以禮遇）；（3）《魏氏春秋》有關於曹髦召見石苞的記載，石苞當時並非禁軍將領，但的確手握重兵。還有，《漢晉春秋》在這件事情上，恐怕並無替司馬氏粉飾的意思。我只是推斷其中的記載可能是從《太后令》中吸收了部分史實罷了。無論是出黃素詔於懷，還是出討司馬昭，似都有《太后令》的影子。
我也是認可《文帝紀》的參考價值的，否則我也沒必要做那樣的回答。然而，我還是要指出，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尤其要警惕的是不要陷入迴圈論證：先從合乎情理的角度，採信《文帝紀》而否定《漢晉春秋》等，再透過《文帝紀》來證明曹髦的舉動合乎情理。總之，應該保留爭議。
關於《漢晉春秋》，還是那句話：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其一，《漢晉春秋》使用了《太后令》，只是一種推測。其二，《太后令》不是絕對的不可使用。其三，《漢晉春秋》《晉紀》等在司馬昭弒君事件上的記述，堪稱秉筆直書，史家已有定論（參劉知幾《史通》），至於整體上褒馬抑曹是另外一回事。
我舉個例子，《太后令》說曹髦是欲入宮殺她，而《漢晉春秋》則說曹髦是入宮將自己討伐司馬昭的計劃稟告太后，這能說是透過《太后令》來為司馬氏貼金嗎？再如，就曹髦之葬禮，《漢晉春秋》甚至被裴松之認為有汙衊司馬氏的問題，即“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當然就此是否汙衊司馬氏，可以爭論。其四，恰恰《晉書》存在明顯的揚馬抑曹的問題，《景帝紀》中關於“天子受璽惰，舉趾高”等的記載，就是明證；不排除《文帝紀》透過將曹髦的計劃“溫和化”而為司馬氏諱的情況。
當然，反向的理解也可以成立，就是說，計劃的相對的溫和塑造的是一個相對冷靜、務實的曹髦的形象，反過來襯托出司馬氏的狠辣。其五，召見的人（“三王”）中沒有掌握兵權的將領，的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點，但不能作為曹髦決心在宮中動手的確證——因為曹髦當時可以作為心腹的，也只有這些人；而事實證明，就是這些人，也並不可靠。其六，迴圈論證的問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