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對於金融，政策面大動作頻出。
上週末，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昨天，中央領導小組會議召開，最高領導人對金融業的改革發展密集發話；
同期，《人民日報》在頭版連續三天刊發“本報評論員”文章，三論如何做好金融工作；今天，《人民日報》則再刊出對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陸磊的採訪，題為《國務院金穩會做什麼怎麼做》。
這兩天，資本市場、尤其是A股市場比較動盪。以週一為例，創業板開盤15分鐘“閃崩”，全天下挫5.11%，A股3000多隻中有540只跌停。股市的反應是長短期綜合因素造成的，不過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市場對會議精神理解的“超調”（調整量超過穩定均衡值）。
應該如何理解這樣的政策走向和市場反應呢？
其實，只要看看《人民日報》三論的標題就可以明白理解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正確姿勢。這三篇的標題核心內容，分別是“服務實體經濟”、“防範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
換句話說，“破”與“立”結合。既要嚴管，又要改革。
既要加強監管，說明是要解決問題。什麼問題呢？
可以讀讀金融穩定局局長陸磊今天的表態。相對於前一篇島文指出的問題，陸磊的說法更為直接——
“當前，我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不良資產風險、流動性風險、影子銀行風險、外部衝擊風險、房地產泡沫風險、政府債務風險、網際網路金融風險等正在積累，金融市場上也亂象叢生，套利投機氾濫，利益輸送嚴重，大案要案不斷滋生。而金融監管不協調、監管缺失、執法不嚴等問題不斷暴露，不適應跨行業、跨市場金融產品創新發展。”
17日，原國開行黨委副書記、監事長姚中民受賄一案在河北保定審理，其利用職務便利為相關單位在獲批銀行貸款、承攬工程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3600多萬元。像這樣的金融反腐，證監會的姚剛、保監會項俊波、以及徐翔等案件，已經可以說明問題。
但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顯然不是為了查案子。那，是做什麼的呢？
從“統籌協調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職能定位看，金穩會將一定程度上延續目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構成，包括一行三會、發改委、財政部等主要經濟部門的負責人；
從“權威性和有效性”的角度看，央行將進一步強化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範的職責；同時過去金融監管不協調、監管缺失、執法不嚴等影響跨行業、跨市場金融產品創新的問題將得到改善。
說到底，是為了解決體制機制問題的。
金融嚴監管，離不開人這個重要因素。這次金融工作會議就特別提到，要“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建好金融系統領導班子，強化對關鍵崗位、重要人員特別是一把手的監督”、“努力建設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備的高素質金融人才隊伍”。
前一篇島文說到，習近平在講到金融工作的根本原則的時候，第一條就是“迴歸本源”，即服務實體經濟。這個觀點，也是人民日報系列評論的第一篇、當頭炮。我們引用過這樣的資料：2016年，我國GDP的增量是5萬多億，而金融業的增量是30萬億。
不可否認，金融業為實體經濟的發展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畢竟目前，銀行還是我國社會和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
但在貨幣政策、金融創新和金融抑制等多重因素共存下，影子銀行野蠻生長、泡沫化繁榮，帶來了金融和實體的加槓桿，以及整個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影子銀行是個很大的問題。簡單說，它的出現，不只是金融一個部門的問題。
從銀行角度看，利率市場化和存款脫媒的趨勢下，銀行利潤收窄；同時，銀監會對資本充足率、行業投向限制的約束下，也使銀行有動力繞開監管，將業務從表內挪到表外；
從實體角度看，宏觀調控下，國家對“兩高一剩”行業、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的銀行信貸控制，也使得實業的融資需求轉向信託、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等影子銀行；
而從居民角度看，隨著財富管理理念的增強，存款“搬家”、各類理財產品受到青睞，資金也就最終輸送到影子銀行。道理我們都懂，在實體經濟收益率下行和資產荒的環境下，影子銀行資金就難免在金融體系內空轉、加槓桿，一定程度造成了股市、債市、樓市的波動。
要治理監管套利、約束影子銀行，就要客觀認識影子銀行的歷史作用和弊端。加強金融監管補短板、深化金融改革，則是治本之策。
金融業天然是要加槓桿的。去槓桿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也不是要達到“無槓桿”的結果。無槓桿自然也代表著停滯。
換句話說，引導資金更多地投向實體經濟是方向，同時也要把握節奏和力度。既要對槓桿部門保持壓力，也不能變相地傷害實體經濟、更不能觸發系統性風險。
金融去槓桿的資料也是明顯的：M2（廣義貨幣）同比增速，從今年1月的11.3%，4個月內下降到了9.6%；銀行同業負債從今年1月份的13.9萬億下降到5月份的12.5萬億。
“一管就死，一放就亂”，是監管最差的結果。要避免這樣的結果，就要理順體制機制，真正源頭性預防問題，並能及時發現解決。換句話說，嚴監管，不是為了管死，而是為了管好。
用習近平的話說，“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改革也列在全國一盤棋當中。尤其是在金融開放度越來越高、全球“資本無眠”的背景下，全球金融的合作和競爭也將越來越頻繁，中國需要建立起和自身國際經濟地位相匹配的金融體系，就唯有深化金融改革。
全國人大常委、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對於本次金融工作會的解讀非常值得一讀。她指出，本次會議提出了新的監管理念，即區分“功能監管與行為監管”。
怎麼理解呢？以前是機構監管，各管一攤；之後，要從功能上區分，對相同功能、相同法律關係的金融產品按照同一規則由同一監管部門監管。比如銀行銷售基金產品要到證監會獲得基金銷售牌照。而行為監管，則是針對從事金融活動的機構和人，從事金融業務就必須要有金融牌照，從事哪項業務就要領取哪種牌照。
她提到，相同金融產品不按照同一原則統一監管是造成監管空白、監管套利的重要原因，也是當前金融秩序混亂的重要原因。比如現在混亂的理財市場，“銀行、證券、保險、信託和基金管理公司都在發行各自的資管產品，其特點都是集合投資，法律關係是信託，產品屬性是證券。但由於認識的不一致，資管產品無法實行統一監管，非法從事理財業務也沒有一個部門去查處”。
她打了一個比方：這就像公路上，交通規則一致，但如果站了軍方、政府、公眾三個警察指揮三類車輛，是不能期望交通秩序改善嗎。因此，法律的修訂調整、部門職能和監管理唸的轉變，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
17日的中央領導小組會議上，“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被高層定性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方面”。
金融行業是競爭性服務業，封閉的金融環境，就會滋生高槓杆、不良貸款、財務軟約束等現象。過去大型國有銀行在對外開放、引入外資行戰略投資者後，學習到先進的業務模式、風險管理經驗，提升了競爭力；金融監管在對外開放合作過程中，也學習了先進的監管理念，提升了治理和風險防控能力，形成了有益的探索。
比如說，金融危機以後，全球加強金融協調和監管，特別是美聯儲被賦予更大的監管職能，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進行全面監管。這對我國的金融監管部門來說，就是一種借鑑，當然要結合實際進行。
那麼，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機構應該如何業務轉型？
簡單說，在經濟新常態、金融法制體系逐漸健全的背景下，過去金融業依靠拼規模、監管套利的外延式路子將難以為續，打著金融創新的名義搞金融詐騙更是無路可走。而諸如“一帶一路”、供給側改革、金融普惠、精準扶貧等領域，都大有可為，也還有不小的金融創新空間。
說白了，未來，金融業要注重內涵式發展，將“賺快錢”的觀念，轉變為“賺乾淨的錢”、“賺穩健的錢”，真正地服務好實體經濟。
綱舉目張，服務實體經濟就是那個“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