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史上，能與耶穌之死相提並論的僅有蘇格拉底之死。勸人向善的耶穌為了替人類贖罪死於十字架上，得以殺身成仁而名垂青史；同樣勸人向善的蘇格拉底因“褻瀆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死於雅典監獄被歷史銘記。然而，與耶穌的殺身成仁、死而無憾相比，蘇格拉底的死更具悲劇色彩，他死於不理解自己的雅典同胞之手，被認為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更是一大悲劇。對於這樣的大悲劇，後人理當一探究竟。
蘇格拉底早已遠去，其一生述而不作，未給我們留下片紙短張，歷史上有關他的生活和思想言行的記載主要從其朋友兼喜劇詩人阿里斯托芬、弟子色諾芬和柏拉圖的著作裡獲得。一般認為，阿里斯托芬描寫的是遭戲弄、調侃的、具喜劇色彩的蘇格拉底，色諾芬記錄的是作為常人、平庸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是作為哲人的蘇格拉底，無論誰筆下的蘇格拉底更接近歷史上的蘇格拉底，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能夠讓歷史銘記，被後人津津樂道的是柏拉圖筆下的作為哲人的蘇格拉底，這樣的蘇格拉底也許有理想化的成分（歷史上又有多少人和事是原本的面目而沒有後人的穿鑿附會的成分呢？），然而後人寧願相信這樣的蘇格拉底，至少並不反感。拙文對於蘇格拉底悲劇性之死的探究姑且就以柏拉圖的記載為主要文字依據。
根據柏拉圖的《自辯詞》中所記載的蘇格拉底的自辯詞，蘇格拉底自稱控告他的起訴書大致如下：“蘇格拉底是個做壞事的人，因為他腐蝕青年，不相信國家（城市）所信奉的神祇，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神存在。”表面上看，蘇格拉底是以“褻瀆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被起訴的，但在這兩項罪名背後隱藏著蘇格拉底與雅典民主派在對待其時民主政體態度上的深刻分歧——蘇格拉底的強烈不滿與民主派的無條件擁抱。至於為何民主派不直接以“反對民主政體”而以“褻瀆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起訴蘇格拉底？那是因為蘇格拉底從來沒有公開反對民主政體，他只是對其時被別有用心的民主派利用、已然變質的民主製表達強烈不滿。
民主派將“褻瀆神明”和“腐化青年”這兩頂大帽帶在蘇格拉底頭上在當時的雅典城邦還是能服眾（庸眾）的，畢竟蘇格拉底出於對其時雅典民主制的不滿確實不信奉雅典城邦專有的神祇——說理女神倍多和議會之神宙斯阿戈拉奧斯，此二神祇是雅典民主的象徵。蘇格拉底不信奉城邦專有的神祇，還在任何可能的場合向任何人宣稱有自己個人的神靈指導自己的思想與行動；蘇格拉底也確實吸引了一批富家子弟投靠自己，無所顧忌地揭示其時民主制的弊端。
其時的民主制究竟如何令蘇格拉底如此不滿？蘇格拉底心目中的民主制又當如何？這是兩個必須首先搞清楚的問題。
蘇格拉底身處雅典民主制面臨深刻危機的時代，民主政體幾經被推翻，經歷過寡頭政治統治的普通雅典人痛恨寡頭政治的專制和暴虐，他們懷念雅典民主制曾有的輝煌，但並不真正領會民主制的精髓，將民主制簡單理解為嚴格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沒有是非善惡判斷的民眾自治。而重新掌控政權的民主派已如驚弓之鳥，大搞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為使自己的意圖和慾望現實化，行為合法化，他們搖唇鼓舌，透過巧妙的“辯論術”將正義等德性置於拋棄了真理客觀標準的、以利己為價值取向的個人臆見及其自由意志的肆意玩弄之下，以民主代言人、民眾利益維護者身份自居的他們利用民眾對民主制的好感和誤解以及對個人利益的追逐，盡其所能地取悅大眾，煽動民眾情緒，將大眾民意牢牢操控在自己手中，使大眾淪為人云亦云的應聲蟲和失去是非善惡判斷力的庸眾，使民主完全淪為實現其少數人利益的工具。這種完全受已然墮落的民主派操控的民主制，在蘇格拉底看來只是“非正義的民主制”和“庸眾的暴政”。雅典民主制的這種弊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充分暴露。公元前406年，雅典海軍在阿吉牛西之役大敗斯巴達海軍，政客們卻以陣亡將士的屍首沒能及時運回為由，濫用冠冕堂皇的民主對10名海軍將領提起訴訟，公民大會判處其中9人死刑，大會核心人物蘇格拉底認為審判不合法，投了反對票，得罪了操控民意、排斥異己的民主派，被結黨營私的他們懷恨在心，這為後來被控告埋下了隱患。雅典民主制的工具化、庸眾化和民主精神的敗壞，使得曾經顯赫一時的雅典民主制已然成了徒具民主驅殼的累贅。富有哲學反思精神、眾人皆醉惟其獨醒的蘇格拉底對此痛心疾首，他決心做一個勤勞的、清醒的、執著的卻令人反感的牛虻，去叮咬雅典這匹昏睡在虛假民主制溫床上的、血統高貴的惰馬。
在蘇格拉底看來，民主本沒有什麼不好，只是民主不應被簡單理解為嚴格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沒有是非善惡判斷的民眾自治，不應是被少數利己主義者利用的工具，不應是未經省察的苟同；真正的民主應經受省察，應受到制約，應合乎正義，應體現公眾利益，應是“智者（真正的智者，非‘智者學派’）統治”的精英治理，儘管這一民主理念並不完全符合現代民主精神，但與其時的空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的民主派相比已經很了不起了。
除了與雅典民主派在對待其時民主政體態度上的深刻分歧導致蘇格拉底遭記恨並被控告以外，其證實“神諭”的行為惹惱了雅典的上流階層及其盲目追隨者也是其遭記恨並被控告的原因。
雅典德爾斐神廟的“神諭”認定蘇格拉底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蘇格拉底對此大惑不解，因為他自覺自己並無智慧，於是他決心對“神諭”進行求證。他每天出沒雅典的各種場所，與任何人以追根究底問答的方式討論人的各種德性問題，那些本來自認為很明白的人最終都被蘇格拉底這個自覺無知的人問得自相矛盾、無話可說，陷入思維困境，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終於明白，原來眾人都是自作聰明，神諭說我蘇格拉底最聰明，是借我蘇格拉底之名告誡人類，“自知其無知”是人的唯一有價值的、可以稱之為擁有“智慧”德性的東西，而人只有擁有這種自覺反省才能追求關於“善”的真正意義的知識，才可能踏上通往“幸福”的道路。同時他體會到神要賦予他以天職，那就是透過他讓別人也達到對自己的“無知”有清醒的自覺，這是一種比自己優秀得多的存在者的神聖命令，如果不服從就意味著選擇了惡行，背離了“善”。由此，他苦口婆心勸說人們要潛心向善，清醒認識自己的無知。然而他證實“神諭”的行為惹怒了許多有身份、有臉面、享有智慧聲譽的上流階層。常常自以為是、自作聰明的他們覺得蘇格拉底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故弄玄虛、故意找茬，是不安好心地扒光他們身上的華麗服飾，令他們當眾出醜，為此懷恨在心，欲除之而後快。
蘇格拉底被判處極刑則與其在法庭上的表現有關，說蘇格拉底主動求死也不為過。雅典審判蘇格拉底的法庭是由500名來自社會各階層民眾的陪審員組成的，陪審團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本來，憑蘇格拉底的智慧完全有能力準備一份雄辯有力的辯護詞，憑蘇格拉底的辯護能力完全有能力說服陪審團中的多數成員站到自己這一邊，但蘇格拉底不願向徒有其表的民主制屈服，寧願一死也不屑於利用其認為的失去了精神核心的、被民主派利用的其時民主制的缺陷為自己獲取背叛了靈魂的身體的自由，他不能容忍讓自己的活命替徒具外殼的雅典民主製作最後的辯護，，如果自己利用言論自由、獲得多數人支援而獲勝的話，這將不是我的勝利，而是雅典現行民主制的勝利，這是一個陰謀，如若這一陰謀得逞的話將是對自己、對民主制的精神都是災難和悲哀。在法庭上，蘇格拉底目中無人、口出狂言，毫無畏懼地聲稱自己的言行是遵循了自己的神靈的旨意，這一藐視法庭的傲慢態度將陪審團中的多數成員推到自己的對立面，判定自己有罪。在量刑表決是否判處飲鴆自盡的時候，他本來可以交付一筆贖金，可以把妻兒帶上法庭求情，用婦孺之情感化陪審團，或直接向陪審團低頭，請求自願流放，這樣做都可以使自己免於死刑判決，如若蘇格拉底這樣做了就等於承認自己有罪，這些做法都是民主派願意看到的，甚至是夢寐以求的，這比將蘇格拉底處死還要過癮。然而視正義等德性勝過生命的蘇格拉底怎麼可能讓民主派得償所願呢？他說：“我不是因為沒有盡力為自己辯護才被判有罪，而是我沒有厚顏無恥地進行表演，沒有以取悅你們的方式向你們獻媚。你們願意聽我哭泣哀號，願意我去說些和做些我認為毫無價值、而你們習慣於從別人那裡聽到和看到的事”。並且他再次激怒陪審團，先是荒唐地、狂妄地要求陪審團宣佈他有功於雅典，是公民英雄，後又提出繳納為數只有1邁那的象徵性罰款，令陪審團和在場公眾譁然，蘇格拉底決意趕走部分陪審團成員的猶豫不決和內心不安，似乎欲故意將陪審團手中的鴆酒搶過來送至唇邊。（《克里託篇》）。
臨刑前，學生、朋友們為他安排好了越獄逃離雅典的道路，被其斷然拒絕。蘇格拉底對勸逃的克里託闡述了他的公民道德思想：作為雅典城邦的公民，幾十年來在城邦的保護下成家立業、接受教育，過著安定無憂的生活，這說明自己接受了城邦對自己的保護，同時也意味著自己對城邦法律沒有異議，既然對自己的審判是以城邦法律的名義進行的，那麼自己必須接受城邦法庭對自己的判決，哪怕判決是非正義的。這是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關係問題，公民有權選擇自己的城邦，既然選擇了、並接受了這個城邦法律的保護，公民就得履行公民維護城邦法律的義務。如果自己不服從城邦法庭對自己的判決而逃亡國外，就會造成對城邦法律的否定和損害，城邦的基礎就會因自己的貪生怕死而動搖。如果每一個被控告的公民視城邦法庭審判不公，然後設法逃亡國外，那麼城邦法律就會名存實亡。（《克里託篇》）此其一。其二，即使城邦法律被惡用，一些人借用城邦法律的名義對自己實行了不正義的審判和判決，而如果自己越獄逃亡，就是以非正義對付非正義，這種“復仇”行為將違背追求正義之士的行為準則，別人作惡決不應該成為自己作惡的理由。並且自己若越獄逃離雅典就是故意作惡、自甘墮落，較陪審團、庸眾出於無知對自己的不正義更糟糕。因此，他認為，自己無怨地等待服刑是作為城邦公民應有的、必然的道德選擇，符合自己的道德理想。他提醒克里託，作為有道德理性的人，不應該只是追求活著，而應該活得好，那就是省察人生，追求“善生”。他說：“如果人非要在實行不正義與接受不正義兩者之中做出一種選擇的話，我寧可選擇接受不正義而絕不實行不正義”（《高爾吉亞篇》）。他就是從這種道德理想出發從容就死，以對生的無悔放棄履行作為雅典公民的道德責任，實現自己的“善生”理想。
蘇格拉底無懼無悔地飲鴆自盡，但他知道雅典這匹血統高貴的純種惰馬一時不會從虛假的民主制的溫床上醒來，老“牛虻”在叮咬完最後一口後遭到雅典鍍了金的民主大棒棒擊無悔地倒下了，蘇格拉底閉眼的那一刻是無懼的、無悔的，因為他堅信自己的任何言行都合乎自己的神靈的旨意，自己的赴死也是去和神靈相伴，但他應該是有憾的，他至死都沒有得到雅典民眾的理解，即便在其死後，雅典公民仍然視他為雅典的公敵，認為他咎由自取、死有餘辜。雅典的民主制也終究沒有恢復它昔日的榮光。因此黑格爾將蘇格拉底之死視為“雅典的悲劇，希臘的悲劇”。
蘇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是悲劇，不在於死於一些偽民主人士和一些心胸狹隘的小人之手，而在於死於不理解他的一片苦心的正直善良平庸的雅典同胞之手，他們將經歷過寡頭政治災難的雅典城邦及其民主政體視為自己的孩子，卻不知這孩子已重病纏身，作為父母的雅典公民諱病忌醫，對蘇格拉底這一良醫恩將仇報、痛下殺手。可以說，普通的雅典公民與至死不願離開母邦的蘇格拉底在愛國上沒有什麼不同，但在如何愛上是有距離的，這段距離是導致蘇格拉底之死悲劇性的深刻原因。
蘇格拉底之死的悲劇性還在於，以他的智慧是明知難以喚醒被矇蔽、沉溺於虛幻的民主假象中、渾然不覺民主危機的雅典人，但“眾人皆醉惟其獨醒”的蘇格拉底仍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苦心勸人省察人生、潛心向善。然而處處標榜自己推崇民主、言論自由的雅典人實際上是以言論有罪的名義控告蘇格拉底並處以極刑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諷刺和一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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