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踐耳。高劍平 澎湃資料
朱踐耳花甲之年才開始創作第一部交響曲，80歲之前，他完成了十部屬於中國人的交響曲（還有一部《小交響曲》），為中國音樂文化的軟實力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8月15日，曾為中國交響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朱踐耳，在瑞金醫院去世，享年95歲。
此前，朱踐耳在瑞金醫院搶救了一個星期，但因大腦大面積出血，一直處於昏迷狀態。朱踐耳太太舒群表示，“遵踐耳生前所囑，喪事從簡，家裡不設靈堂，不搞遺體告別儀式和開追悼會，遺體按生前協議捐給醫院。”
踐行聶耳走過的路
朱踐耳一生著作等身，獲得了矚目的成績，然而他坎坷的少年經歷卻少有人知。
1922年10月18日，朱踐耳生於天津，在上海長大，他的音樂起點來自病床上的自學。
高中畢業後，朱踐耳因氣管破裂大出血，住在姐姐家，臥床四年，這四年也是開啟他音樂生涯的關鍵時期。
彼時，上海仍處殖民時代，各國在上海設立的電臺除了宣傳意識形態，也宣傳文化。這期間，朱踐耳就靠著一臺借來的老式小收音機學習音樂。
“我很早就聽到肖斯塔科維奇的曲子了。從古典聽到現代，到最新的音樂，躺在床上閉著眼睛什麼都不想，就是聽，幾乎把所有音樂聽遍。當時我住在一樓與二樓之間的亭子間裡，邊聽邊記下來，也不能訂正，那時候聽得很仔細，一直到解放之後才有譜子。”
躺了四年，病竟然漸漸痊癒了。“音樂救了我的命，它就是我的生命。”朱踐耳說，自己的音樂底子來自病床上的四年，音樂給了他生活下去的動力和發現外部世界樂趣的機會。
比如聽柴可夫斯基的《悲愴》，“撕心裂肺的感覺都聽出來了，奇怪的是我聽《悲愴》不但不覺得悲觀厭世，反而從中獲得了一種力量。”
那個年代少有文藝偶像，朱踐耳卻對聶耳感興趣，被他的歌曲深深打動。聶耳成了朱踐耳終身的偶像，他的名字也由原來的朱榮實，改成了“朱踐耳”。
“只要他的作品出來，我馬上要買來。我現在的名字就是根據聶耳改的，聶耳有四個‘耳’，沒人能超越。‘踐耳’就是踐行聶耳走過的道路。”
1935年，年僅23歲的聶耳在日本藤澤市海濱溺水身亡。知道這個情況後，朱踐耳覺得非常可惜，連連感嘆，“聶耳如果沒有走得那麼早，他一定是中國的貝多芬。”
朱踐耳譜寫的曲子。高劍平 澎湃資料
留蘇五年求學深造
1945年，朱踐耳加入了新四軍蘇中軍區前線劇團，1947年擔任華東軍區文工團樂隊隊長兼指揮，創作出《打得好》等傳遍部隊的軍樂曲。
“《打得好》出來之後，部隊當時士氣高漲，打到哪裡歌唱到哪裡，宣洩打勝仗的感情，就像幹活喊號子一樣。當時別人介紹我，就說‘這個就是寫《打得好》的（作曲者）’。”
1954年，命運開始眷顧已過而立之年的朱踐耳。透過考試，他被上影廠選上送入蘇聯學習作曲，同去的還有身處延安的作曲家瞿維。
為了準備考試，他在北京學了一年俄文，參加考試的曲目是其1952年為紀錄片《偉大的土地改革》創作的插曲《翻身的日子》。用朱踐耳的話說，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結合民樂與西樂寫作手法的創作成果。
根據組織安排，留學蘇聯是讀三年的研究生，朱踐耳卻主動申請改為大學生，時間延長至五年，“我連大學生水平都沒有，怎麼讀研究生啊？我說不行，我要改成讀大學，這樣就可以讀五年了。”
按規定，留學生留學期間不許回國。32歲已結婚生子、育有兩兒一女的朱踐耳不得不將此規定瞞著家裡人，踏上了求學蘇聯的道路。
留學期間，朱踐耳師從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巴拉薩年教授學作曲。
沒有受過科班式專業教育的朱踐耳，憑著自己豐富的生活經歷和民族音樂素養，開始了一生中第一個創作黃金期，創作出鋼琴曲、合唱、雙簧管獨奏、絃樂四重奏、交響詩等大量作品。
1959，朱踐耳的第一首管絃樂作品《節日序曲》在莫斯科首演，廣受好評，被前蘇聯國家廣播電臺作為永久性曲目錄音收藏。
年過花甲寫交響曲
1960年，朱踐耳從蘇聯學成歸國，在上海實驗歌劇院任專職作曲。
1963年，全國掀起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高潮。朱踐耳偶從《雷鋒日記》中讀到雷鋒摘抄的小詩，“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
他旋即將其譜成山歌風味的三段式獨唱曲。同年，經由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瑪再度演繹，《唱支山歌給黨聽》唱響了大江南北。
“很多報道把這首歌的首唱說成是才旦卓瑪或另有其人，其實首唱是任桂珍，把它唱紅的才是才旦卓瑪，這個不能搞混。”朱踐耳說。
1975年，朱踐耳調入上海交響樂團，直至去世，他一直是上海交響樂團的駐團作曲。
1982年5月，上海交響樂團在第十屆“上海之春”首演了朱踐耳的交響組曲《黔嶺素描》，該曲用音樂的刻刀對民族民間音樂做了出色的描繪，至今盛演不衰。
改革開放後，朱踐耳厚積薄發，迎來創作生涯的第二個黃金期——進入花甲之年的他，開始寫大型交響曲。
上海大劇院原藝術總監錢世錦，是朱踐耳《第一交響曲》誕生的見證者。
早在1960年，錢世錦就與朱踐耳相識。那時，他還在上海音樂學院學小提琴，班主任舒群正是朱踐耳的太太。偶爾，舒老師會把丈夫新寫的歌帶來給學生唱，其中就有他為學雷鋒寫的《接過雷鋒的槍》。
1985年，錢世錦調入上海交響樂團任總經理，與朱踐耳的交集更多了。
1986年6月12日，朱踐耳《第一交響曲》在北京音樂廳演出，正是由錢世錦帶隊，陳燮陽執棒上海交響樂團。錢世錦還記得，音樂廳現場爆棚，萬里、王震等國家領導人均到場觀看。
《新民晚報》資深記者沈次農當時也受邀同往，與朱踐耳同室而寢，日日交談。
“在京時，時有北京音樂界朋友來訪，朱老有些應接不暇，當時沒有手機，賓館總機也沒有留言服務，因此客人往往是臨時敲門，是‘不速之客’。朱老一概熱情接待。”
沈次農說，朱老心裡天天記掛著哪天有空去看瞿小松（作曲家），沈次農幫他聯絡後應約而往，“那天我作陪，瞿小松、劉索拉在家恭候，雙方相談甚歡。不容易啊，瞿小松是晚輩，朱老卻毫不在意，當面提出一個個問題詢問求教。這樣的音樂家，朱老是我見過的唯一。別人或也有，但那是作秀，朱老是發自內心的真誠。”
1985年-1999年，朱踐耳先後寫出了十部屬於中國人的交響曲。
這個數字，是一個耄耋老人用毅力製造出的傳奇，其中部分交響曲在觀念和技法上的現代程度，甚至遠超許多年輕作曲家——他不僅有古典音樂創作的技藝，而且努力學習和掌握現代作曲技法，為己所用，不僅創作內容是新的，技法也是新的。
“前蘇聯時代，肖斯塔科維奇每有新交響曲問世就是文化界大事，在中國只有朱踐耳可以與之比肩。”錢世錦感慨，有些人寫了一兩首歌就變作曲家了，其實最多算歌曲作者，要寫了管絃樂、交響曲才能算作曲家，“朱踐耳是真正的作曲家。”
“差不多每隔一兩年，朱老就有一部新交響曲問世，也沒多少稿費，但他耐得住寂寞，覺得要在中國交響樂事業的發展上做這個貢獻。因為交響曲、歌劇是音樂創作裡的重頭戲，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體現。”錢世錦說。
（本文部分文字援引自2014年11月13日《東方早報》刊文《“踐耳，就是踐行聶耳走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