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分美劇《美國夫人》完結，在關注女權發展的觀眾群體中，引發了不少討論與關注。
不同於常見的女性題材影視劇高呼女性獨立或女權口號，《美國夫人》聚焦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反女權鬥士——菲莉絲·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和她領導的反女權運動。
《美國夫人》劇照，中間的女性為凱特·布蘭奇特飾演的菲莉絲·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
《美國夫人》的主線故事圍繞著《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簡稱ERA）的推行與反對展開。ERA為美國憲法的修正案，旨在透過立法形式保障男女平等，為第二波女權運動的主要主張之一。本劇的主角，也即美國夫人——菲莉絲·施拉夫利，她以家庭主婦自居，並於1975年組建“鷹派論壇”（Eagle Forum），成為反ERA的主要陣地。菲莉絲以家庭主婦自居，聲稱ERA的透過會將女性送上戰場，並且使女性失去婚姻中現有的權益。
她為何會在女權運動高漲的七十年代發起並領導反女權運動？女權與反女權背後，還深藏著保守主義的回潮。在當下，女權主義的理論與行動仍然伴隨著諸多反對與挑戰。而透過《美國夫人》，我們看到的不只是當時美國社會的種種博弈力量，也能映襯著當下世界的轉向。而在話語與思潮的論爭之下，真正應當受到關注的則是具體的個人。在這一點上，《美國夫人》正是試圖在不同陣營的個體中架起一座橋樑，在保守與激進之間尋找彼此作為個體的共同之處，並建立溝通的可能性。只有對於個體的悲憫與理解，才可能超越觀念上的攻訐，使溝通成為一種可能。
上世紀七十年代無疑是介於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年代。六十年代的反文化運動轟轟烈烈，民權與反戰主張在遊行中彰顯，嬉皮士精神的叛逆在巴黎的五月革命中達到頂端。而八十年代則是保守的，從里根到撒切爾夫人，新自由主義盛行，民權運動亦不再是主流。七十年代正是從激進轉向保守的過渡期。
政治上，1972年水門事件爆發，1975年越戰結束，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到1981年裡根上臺，冷戰思維再次大行其道。在文化上，七十年代則是新舊好萊塢之交，《大白鯊》開啟大片時代，《星球大戰》的崛起則打開了青少年市場，政治與時代命題被包裹進娛樂的糖衣中。在這種背景下，第二波女權運動逐漸展開，在七十年代達到頂峰，而《美國夫人》的故事也由此開始。
圖為七十年代標誌性女星黛安·基頓，她常以中性造型示人，代表著當時流行的一種女性形象。
《美國夫人》的主線故事圍繞著《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簡稱ERA）的推行與反對展開。ERA為美國的憲法的修正案，旨在透過立法形式保障男女平等，為第二波女權運動的主要主張之一。該修正案於1971年被美國眾議院批准，1972年被美國參議院批准，根據美國憲法規定，該修正案仍需在1979年3月22日之前獲得38個或以上州議會的支援方能正式透過。
與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等女權先鋒們一同在劇中出現的，則是反對者代表，本劇的主角，也即美國夫人——菲莉絲·施拉夫利，她以家庭主婦自居，並於1975年組建“鷹派論壇”（Eagle Forum），成為反ERA的主要陣地。
菲莉絲·施拉夫利在劇中初亮相時是一位失意的共和黨政客，畢業於哈佛的她在國防戰略上頗有見地，然而政治生涯並不順利。當ERA作為女權運動的產物出現時，菲莉絲也找到了自己新的政治目標。她以家庭主婦自居，聲稱ERA的透過會將女性送上戰場，並且使女性失去婚姻中現有的權益。
左為菲莉絲本人照片，右為劇中角色。
“家庭主婦”的身份認同無疑是菲莉絲整個主張的基礎與核心。根據研究者對17位支援ERA的女性領袖與13位反對ERA的女性領袖的調查，在支持者中，64.7%有全職工作，35.3%有臨時工作或無工作。而在反對者中，僅有30.3%有全職工作，高達69.2%有臨時工作或無工作。從這一結果不難推斷，家庭主婦對於ERA的反對首先是基於一種對自身既得利益的維護。
女權主義者認為，女性與男性擁有同樣的工作權利與工作能力，然而對家庭主婦而言，工作既是對現有生活秩序的擾亂，其教育過程中亦未曾學習過工作所需的技能，因而，工作未嘗不是一種挑戰。事實上，女權主義者對此亦有所知覺，劇中格洛麗亞·斯泰納姆便曾說過這樣一句臺詞，“革命總會有犧牲者”，而家庭主婦某種程度上正是這次革命的犧牲者。
貝蒂·弗裡丹對此亦曾有過反思，在她的《非常女人》（Beyond Gender）一書中，她這樣寫道，“我們極端反對妻子、母親角色，反對全身心地依靠男人，養育孩子、充當家庭女性的角色。而事實上，這種角色一直以為是許多女性獲得權力、地位和身份的源泉，是她們實現自我目標、自我價值並獲得經濟保障的源泉——儘管這種角色早已不再那麼安全了”。
圖為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左為本人照片，右為劇中角色。她被譽為“女權運動之母”（Mother of the movement），著有《女性的奧秘》等著作。
因而，家庭主婦不僅是一種身份認知與社會角色分類，更是美式價值觀的一個重要符號。對家庭主婦這一身份的維護，某種程度上亦是對於異性戀中產家庭的維護，對於基督教普世價值觀的踐行。換言之，在這次運動中，家庭主婦正代表著沉默又保守的多數人，當菲莉絲·施拉夫利打破沉默，“家庭主婦”則成為政治籌碼。
菲莉絲雖然聲稱自己是家庭主婦，但事實上，她寫文章、辦報、參與電視辯論、到各州議會遊說，她帶領著家庭主婦們完成了向職業女性的轉變。“家庭主婦”對於菲莉絲而言已經成為一種遊說工具，她使用這一話語以獲得保守者的支援，在行動上卻並非如此。正如劇中的女權主義者貝拉·艾布扎格（Bella Abzug）對菲莉絲的評價，“她是全美思想最解放的女性之一”。
對於這一矛盾，劇中亦嘗試從菲莉絲的個人生活做出一定的解釋。在該劇的演繹中，菲莉絲的律師丈夫雖年長她許多，但財力雄厚。菲莉絲政治生涯的展開，既得益於丈夫的經濟支援，亦受到丈夫精神上的鼓勵與專業上的幫助。由此來看，菲莉絲似乎可說是傳統價值的受益者，但另一方面，經濟上的不自主未嘗不是一種限制。
更普遍地講，男性供養女性的傳統模式，正是社會構建出的性別分工。當代女性主義的論爭中對於這一問題亦進行過諸多探討，如巴勒特便認為，社會性別不應當被建構為一個固定的身份，而應被視為結果，是身體姿態、動作和不同風格的有規律的重複的產物。根據該觀點，“家庭主婦”便是這樣一種構建的結果。回到現實層面上，家庭主婦作為一種“結果”，已然穩定地存在著，而如何看待家庭主婦，仍然是當下女權運動所需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美國夫人》展現了極為豐富的女性群像，尤其是女權陣營的女性們。被譽為女權運動之母的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和廣為人知的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都分別作為單集主角獲得了詳實的介紹。隨著故事的深入，女性之外，女權主義者的其他身份亦開始進入觀眾的視野。
如第三集的單集主角雪莉·奇瑟姆（Shirley Chisholm），作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參與總統競選的黑人，同時亦是民主黨首位參與總統候選人競選的女性，她的出現無疑是極具意義的。然而在劇中，無論是女權組織還是黑人團體，都未給予雪莉足夠的支援，她的競選活動因此也常被認為是一種象徵性的符號。
雪莉·奇瑟姆（Shirley Chisholm），左為本人，右為劇中角色。
真實歷史中同樣如此，Shirely在日後的回憶中表示，她在競選的過程中，作為一個女性所受到的歧視遠多於作為一個黑人。她更是特別指出來自黑人群體內部的壓力，“黑人男性需要向前，但這並不意味著黑人女性必須要後退”。Shirely的例子正是性別與種族議題的碰撞與融合。
貝爾·胡克斯的女性理論便注意到了黑人女性的雙重邊緣位置，她提出了女權主義的三分法，認為應當將性別、種族與階級三個因素合而為一，來考察女性問題。從這三個維度來看，黑人女性無疑都是邊緣化的，她們在六十年代積極投身民權運動，然而黑人男性才是這場運動的主角。七十年代，當黑人女性參與第二波女權運動時，無疑同樣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命運。因而，1973年，美國黑人女性成立了“全國黑人女權主義組織”（National Black Feminist Organization）。
該劇第五集中的一個細節同樣展現了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一位名為Margaret Sloan-Hunter的黑人女性在這一集中從格洛麗亞主辦的《MS.》雜誌社辭職。儘管劇中並未呈現其辭職的具體原因，但卻向觀眾展現了選題會上，這位黑人女性被其他編輯無視的場景，某種程度上，她的存在似乎只是出於多樣性的考慮，而非對黑人女性的關注。而在真實的歷史中，Margaret的請辭亦確有其事。
第五集中同樣展現了另一位女權先鋒，布蘭達·費根-法斯托（Brenda Feigen-Fasteau）的性向探索。作為《MS.》雜誌的創始人之一，Brenda畢業於哈佛法學院，在七十年代多次與菲莉絲進行公開辯論。在該集中，Brenda在一次偶然的豔遇中發現了自己的同性戀傾向，然而為了避免迎合“女權主義者都是女同性戀”的刻板印象，Brenda選擇維持與丈夫的婚姻，並與丈夫一同，和菲莉絲夫婦展開夫妻辯論。
布蘭達·費根-法斯托（Brenda Feigen-Fasteau），左為本人，右為劇中角色。
這段軼事與Brenda的自傳亦是相吻合的，她與當時的丈夫於1987年離婚，隨後她則與自己的同性伴侶生活在了一起。Brenda的例子直接展示了性少數群體與女權運動之間的分野。1969年的石牆運動標誌著同性戀運動的大爆發，不久，同性戀運動內部產生了分裂。女同性戀運動並未完全融入女權運動中，一方面早期的女權主義者，如女權運動之母貝蒂·弗裡丹便曾多次聲稱自己對同性戀的反對立場，另一方面在女權運動的諸多訴求中，女同性戀議題並不佔據主要位置。雙方甚至多有矛盾，激烈的女同性戀者甚至直指異性戀女性“與敵同眠”。
吉爾·拉克爾豪斯（Jill Ruckelshaus）作為第六集的單集主角則展示了一位共和黨女權主義者的掙扎。作為一位已婚、五個孩子的母親與端莊甜美的美式中產主婦，Jill的存在本身便打破了大眾印象中對女權主義者的刻板印象。其相對溫和的立場確實為女權運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然而同樣因為其女權主義者的身份，她的丈夫在政治競選中失去候選人資格。（這一原因為劇中推斷，並未得到證實。）
吉爾·拉克爾豪斯（Jill Ruckelshaus），左為本人，右為劇中角色。
從以上梳理來看，女權運動與種族、同性戀運動的分野七十年代便已初見端倪。在左翼話語中，黑權、女權、同性戀權益同屬“人權”的範疇，因為在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中，三者可以合流。然而當運動繼續深入，種族、性別與性向議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優先權之爭奪，從而走向分裂。而女權運動因其革命性，更是不可能被納入右翼話語。當運動細化到個體，對於女權主義者而言，女性是一種身份，卻並非全部。
在國會規定的截止日期前，ERA並未獲得38個州議會的透過，菲莉絲·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與其領導的反女權組織獲得了“勝利”。與此同時，在里根競選總統的過程中，菲莉絲公開表示支援，1980年11月4日，里根當選為美國第四十九屆總統，保守主義在八十年代回潮。
宗教精神與對家庭價值的重視成為這一時期保守主義的重要精神核心。這一點在劇中亦有所展現，菲莉絲早在未獲得勝利以前，便與右翼宗教組織領袖Lottie Beth Hobbs結成同盟。Hobbs領導的團體名為Women Who Want to Be Women (簡稱WWWW，可直譯為“想要做女人的女人”），該團體的主張則是反墮胎與反同性戀。Hobbs本人則在隨後成為里根領導下的家庭價值（Family Values）委員會的成員。
《美國夫人》劇照，菲莉絲在反ERA活動中做演講。
而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保守主義所代表的正如里根的競選口號一樣——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可直譯為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句話同樣是特朗普的競選口號）。《紐約時報》在1980年的一篇名為《什麼是保守主義？》的文章中同樣指出了保守主義在八十年代的全面回潮這一現象，在該年的總統競選中，民主黨與共和黨都選擇了立場保守的候選人。這篇文章更進一步指出在美國社會，右轉的五種表現，可簡單概括為：經濟下行；過度自由對社會公正的損害；民眾對政府能力的失望；對傳統家庭與社群的擔憂；對軍事力量的關注。
這五點某種程度上亦可構成保守主義回潮的原因。經濟下行意味著凱恩斯主義的失效，從而導向對新自由主義的需求。越戰的失敗直接打擊了政府的公信力。民權運動在六七十年代發展到高潮，對傳統價值發起巨大挑戰，男權、宗教、中產社群等固有的社會秩序遭受到劇烈衝擊。外部的冷戰壓力激起民族主義情緒，促成對強勢領導人的渴望。在這種背景下，以菲莉絲·施拉夫利為代表的群體，正代表著以往被壓制的保守派，他們在七十年代向自由主義發起反擊，並在八十年代獲得勝利，而里根順應保守主義的時代潮流，成為保守年代的代表。
九十年代以後，隨著冷戰的結束，保守主義陣營失去了一致對外的動力，逐漸落潮。而2001年的“9·11”事件激起了一致的“反恐”共識，保守主義再次崛起。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後，儘管奧巴馬連任成功，但“醫療法案”的艱難推行已經反映出“大政府”的不合民意與時代思潮的轉變。2016年，特朗普當選，右轉再次發生。保守派知識分子歐文·克里斯托曾指出，現代保守主義的三大支柱為宗教、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八十年代以來保守主義起起落落的過程，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一說法的驗證。
與此同時，以女權為代表的左翼思潮同樣經歷著起伏與變遷。女性主義理論在八九十年代達到高峰，後現代文化進一步消解著傳統的性別觀念，二十一世紀後，第一位黑人總統在美國出現，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取得重大進展。到了特朗普時代，從好萊塢爆發的＃MeToo運動席捲全球，成為近年來最受矚目的社會運動之一。
在當下，以女性主義為代表的左翼思潮則被統一包含在“政治正確”的主流話語中，成為一種外在的社會規範與言行約束，曾經的少數激進派在話語上獲得了道德正確的地位。不過，“政治正確”一方面有流於表面之嫌，未必能真正改變社會性的群體觀念；另一方面，對政治正確的過分推崇反而引起保守派的攻擊，左右之間的交流無法建立，被汙名化的“政治正確”亦可能成為一種“不正確”。
而在話語與思潮的論爭之下，真正應當受到關注的則是具體的個人。《美國夫人》正是試圖在不同陣營的個體中架起一座橋樑，在保守與激進之間尋找彼此作為個體的共同之處，並建立溝通的可能性。這種傾向尤其體現在“美國夫人”這一角色的塑造上。最後一集中，全力支援里根的菲莉絲卻並未在其內閣中獲得一席之地，懷抱著巨大的失落，這位野心勃勃的反女權鬥士像一個真正的家庭主婦一樣，在廚房中無聲地做著家務。故事在此處落幕，對於個體的悲憫與理解則超越了觀念上的攻訐，溝通亦成為一種可能。
《美國夫人》劇照，廚房中的“美國夫人”。
注：文中所附本人與角色對比照均來源於Slate Magazine。
本文參考資料：
【1】李銀河：《女性主義》，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2】王業昭：《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婦女的反女權運動——基於社會性別的視角》，《社會科學家》，2015年03期。
【3】周曉豔，《美國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4】龐金友：《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譜系與危機》，《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8年2月20日。
【5】佟德志、樊浩：《美國“政治正確”的語義流變及其三重向度》，《探索與爭鳴》，2020年03期。
【6】Moran, Sheila (April 8, 1972). "Shirley Chisholm's running no matter what it costs her". The Free Lance–Star.
【7】CORNELIA CHANNING, APRIL 29, 2020,What’s Fact and What’s Fiction in Mrs. America Episode 5 ? Slate Magazine.
【8】CORNELIA CHANNING, MAY 06, 2020,What’s Fact and What’s Fiction in Mrs. America Episode 6 ? Slate Magazine.
【9】CORNELIA CHANNING, MAY 27, 2020,What’s Fact and What’s Fiction in Mrs. America Episode Final ? Slate Magazine.
【10】Steven R. Weisman , Aug. 31, 1980 , WHAT IS A 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S . The New York Times.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王一平；編輯：張婷。校對：危卓。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女權主義的流行標籤，已更像一場身份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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