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獨生子女家庭漸漸成為社會主流的今天，這些來自西南部貧困山區的家庭，在“多子多福、生兒養老”的思想影響下，依然養育著成群兒女。
從上世紀70年代，中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至今已有40多年。急劇膨脹的人口得到了抑制，獨生子女家庭漸漸成為社會主流。然而，一些出生在貧困山區的家庭仍然在“多子多福、生兒養老”的思想影響下，養育著成群兒女。攝影師近幾年走訪了在浙江打工的多個來自西南部地區的多子家庭，他們大多生活艱難，常常為了躲避計生部門的處罰而四處流動，戶口問題難以解決，生活與教育環境也落後許多。攝影：項新平
吉忠德，39歲，老家在雲南昭通。吉慶德25歲時與同村15歲的張美結為夫妻，結婚第二年就生了第一個孩子，如今，已有6個兒女。吉忠德說，他們村最少也生3-4個，生10多個的都有，一定要生到男孩。吉忠德家的兄弟姐妹有8個，本想自己也生8個，2014年，給兒女回老家上戶口時交了4000罰款，也做了結紮手術。攝於2014年。
吉忠德一家在浙江中部生活了4年多，租了兩間房子，一年的房租1000元。他們在居住的鎮上承包了兩個村的衛生打掃工作，每月收入3600元，剛夠一家人的溫飽。攝於2015年。
楊洪江，49歲，妻子樂惠敏，45歲，老家在江西樂平縣觀峰鄉。他們五年前來到浙江金華，寄居在鄉下一個陰冷、潮溼的破舊民房裡。男人由於沒文化，年紀大，工廠技術活幹不了，只能打零工，做過木工、打梁、上門裝修、敲洞等等，一般每天工資160-180元，下雨下雪天就沒活幹，一個月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而一家9口人基本的生活費就要2000多元。攝於2014年。
楊洪江和樂惠敏生有7個兒女，他們堅持要生兩個以上的兒子，幾乎一年生一個。樂惠敏懷上第七胎時，本不想要了，但由於到醫院做手術要花1000多元錢，沒有錢一直拖著到生下來，這更給此後的生活帶來不可想像的困擾。如今，小孩子讀書、生病都要常常借錢，衣服也穿換季的或好心人送的舊衣服，家庭生活十分困難。攝於2012年。
朱振軍，28歲，老家在貴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縣中寨鄉楊坪村朱家組。朱振軍和妻子生有4個兒女。朱振軍幾年前跟隨舅舅從貴州到浙江，在舅舅廠裡做煅造工，月收入5000元左右，但很累、很髒，特別是夏天，車間溫度超過60度。妻子田美荷在另一個工廠做工，月收入3000元左右。攝於2015年。
朱振軍一家租住在一個10多個平方的民房裡，平時孩子們都在學校，到了寒暑假，大女兒會在家裡帶年幼的弟弟和妹妹。攝於2016年。
雷春燕，26歲，老家在雲南鎮雄，18歲時嫁給了比自己大5歲的王高富。雷春燕是彝族，現在育有3個女兒和1個兒子。王高富在建築工地打零工，月收入3000元左右。攝於2015年。
雷春燕一家在城郊村租了一間13平米左右的房子，房租每月130元，還有水電費的開支。攝於2015年。
趙美仙，33歲，老家在貴州畢節，18歲時嫁給了比自己大5歲的熊建平。趙美仙在20歲時生了第一個女兒，現在有4個孩子。夫妻二人都在浙江中部一個個體企業打工，丈夫做壓機工，月收入3000-4000元，趙美仙做塑膠雜工，工資也有2000多元。學校放暑假時，12歲的大女兒會幫他們燒飯做菜。攝於2015年。
趙美仙一家住在一間18平米的老村出租屋內，兩張床，加上廚房也在一起，相當擁擠。女兒們都已上學，雖然免了學費，但各種補習、培訓費用也要不少。攝於2015年。
田燕霞和黃建東來自貴州畢節，生有4個兒女。第一胎生女兒上戶口時，因沒登記而被當地罰了款，第四胎生兒子因超生也罰了款，一共交了5000元。田燕霞在一個做腳踏車的健身廠做踏板，月工資2000多元。黃建東在私營企業做鋁輪轂包裝，為了多賺錢，黃建東每天早上7點上班，晚上一般要8點才回家，中飯也只有20分鐘，沒有節假日，每月可以拿到4000-5000元。攝於2015年。
田燕霞和黃建東已在浙江生活10多年了，每月房租300多，再加上水電和孩子們的學費，收入也剛夠他們生活。黃建東老家已沒有親人，田燕霞老家還有健在的父母，平時也沒有多餘的錢寄給他們用。攝於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