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叔導讀：雖然隔著千年乾枯的時光，太史公的文字，依然裹挾著熱氣騰騰的氣息，還原著驚心動魄的鏡頭，將我的思維帶入一個個歷史事件的現場。從故事到政事，從人物到命運，字裡行間無不翻湧、激盪著情感的波濤。
研究中國歷史，必以《史記》為宗。倒不是說《史記》裡的所有記載都準確可信，這是任何史書都做不到的事情，而是因為《史記》的作者太史公司馬遷，他比《春秋》的作者以及後來的史書作者不但更具才略，也更可信——因為他是最後一個真正的太史令。司馬遷，字子長，西漢龍門夏陽人，即今天的陝西韓城縣人，生於公元前145年，卒年不可考。他是我國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一生主要活動在漢武帝時期。他的父親司馬談為太史令，學識廣博，深通天文歷算，喜黃老之學，立志以繼《春秋》修史為己任，這些都給司馬遷以很深的影響。
司馬遷十歲隨父到長安後，開始學習古文書傳，並向當時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訪尋古蹟，採集傳說，瞭解風土，接觸各方人物。人生的轉折點，就在那場宮刑風波。對於司馬遷遭受變故歷史上的說法是各有不同，但是比較普遍的還是因為李陵攻打匈奴，但是因為匈奴人數多於李陵所帶領的軍隊，在加上李陵多日作戰，雖斬殺了一萬匈奴，但是由於後備軍沒能及時趕來，糧草也急需補給，最後還是兵敗於此，成為匈奴的俘虜。
所有的大臣都在奉承皇帝，終日看著他的臉色，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見，將之前日日誇讚李陵的話改成虛偽小人。漢武帝就問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麼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肯定有他的想法，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李廣利在戰場上的表現相當不盡如人意！他取得一些勝利後，就遭遇大敗，損失了六七成的軍隊。李廣利這樣的沉重損失，就顯得李陵更加英勇了！李陵是主動請戰偏師，而李廣利是漢武帝安排的主力，結果二人表現卻是截然相反的。越是把李廣利和李陵相提並論，就會越體現漢武帝的用人失當。而我們的太史令司馬遷就是在做這樣危險的事！
不久，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判處司馬遷以宮刑。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蒐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拋開個人身體折磨和精神壓力，全神貫注地投入到寫作之中。那時候，判了死刑，未必就一定真會死。《漢書·武帝紀》有記載：太初四年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啥意思呢?就是說有錢就可以免死!而釋出這條命令，就是在司馬遷替李陵辯解之前的兩三年。所以說，此時司馬遷完全可以遵循這道命令，交錢就可免死。
可惜的是，最終結果我們知道了，他受的是宮刑，交錢和交命根子，都可以免死。那麼司馬遷為何不交錢呢?我們只能認為，他家裡窮，根本沒有那麼多錢。當時他在朝中的職位是太史令，主要職責就是負責起草文書，記載史實，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等，俸祿一年只有六百石。所以說，司馬遷再如何湊也是湊不出來這五十萬錢的。
公元前91年，曠世名著《史記》經過司馬遷13年的艱苦寫作，終於全書完成。共有130篇，52萬餘字。《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對歷史事件真實記錄，在稱讚漢武帝功德的同時，也斥責了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武帝對此勃然大怒，將《史記》手稿付之一炬。
因而，讀《史記》的那些日子裡，我常常開啟悲憤激昂的第五交響曲——《命運》。總有一種感覺：司馬遷筆下的文字，和貝多芬指下黑白分明的琴鍵異曲同音，那情感、氣勢、力量，像奔湧的潮水，直抵肺腑。每每文終，我仍心潮澎湃，想起陳元帥筆下“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堅強與剛毅，想起空谷幽蘭嫋嫋不絕、孤芳自賞的王者之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