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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比起“明亡于李自成”的扎心历史来，比这更“扎心”的事实就是：不管有没有李自成，明朝的灭亡，都差不了那几年。比如“取代”明王朝入关的清朝顺治皇帝，就对这“扎心事实”感同身受。
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坐稳天下的顺治帝下令，要官员们好好整理保护明朝留下的黄册文件，以便新朝统筹人口赋税。但接着就被雷了一下：户部尚书孙廷铨叫苦说，晚明的黄册，这些理论上该每十年“造册”，做到精确统计的珍贵资料，内容却是胡编乱造扎堆，各地的人口户籍状况，特别是农村人口，竟都是相互间乱抄，有的崇祯年间的“黄册”，竟拿着朱元璋年间的“黄册”抄一气，把老祖宗都“挖”出来造假。
尤其搞笑的是，明末“造册”的官员，还喜欢搞“超前思维”，为了图方便，干脆把几十年的黄册，“一次性”统统造完，需要核查时就拿出来凑数。明思宗朱由检明明是崇祯十七年（1644）上的吊。清朝官员竟然还清理出了“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如此“穿越作品”，让顺治帝君臣也哭笑不得，只能当垃圾一样扔了。过了没几年，这些“黄册”更常堆在南京街上公开售卖。以明朝遗民方文的叹息说“路旁堆积如芦柴”，就是一堆废柴啊。
为何如此废柴？想想也就明白，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大量本该为国家纳税的土地，全被权贵官僚们巧立名目侵占，一代代本该“上黄册”的自耕农们，也就成了苦命的破产流民。蛀虫们像吸血一样侵吞着明朝的土地，再拿这些造假黄册糊弄事，也疯狂地催生着各地的“李自成们”。以学者马伯庸的话说，“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溃”，而这些黄册，则是“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而比起被雷得不轻的顺治帝君臣们来，明朝文学家吴应箕，却早在明末大乱前夜，就深味了这细思极恐的未来：明朝天启七年（1627），清晨路过河南真阳的他吃惊的发现，自己走过了这几十里道路，本该都是肥沃的良田啊。就连田亩之间的边界，都依然清晰可见，可土地上却是一片荒茅白草，显然已弃耕了好些年。那年还是河南风调雨顺的一年，可走过附近村镇，遇到的也全是老人，青壮年都稀少，更别提耕地了。
为何会“放着好好的地不耕”？吴应箕细一问才直到，这些他走过的荒地，前些年都是“膏腴之业”，可明末土地兼并加剧，地给“兼”走了，多出来的赋税，就得其他苦老百姓买单，甚至“人去而粮尤在”。外加从知县到衙差，简直是层层加派，正常交一份税，就要“加码”到七八倍。交不起就只能跑，“贫者则尽弃户而去”，就留了一片光秃秃的地。如此惨景，吴应箕当时也“不觉浩叹”。接下来的事情，“浩叹”后就可以想。
此情此景，并非是哪一年的特例，而是从万历晚年到崇祯上吊的近半个世纪里，明王朝国土上每年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的活剧。比如就在吴应箕“浩叹”的河南，权贵们的土地兼并，就已进入到疯狂阶段，“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者亦不下五六百顷”。看过这疯狂场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末一度穷途末路的李自成，在河南振臂一呼，就立刻如烈火燎原般复起。
如此危机，难道大明朝堂上就没有明白人？那些当时喜欢怒怼皇帝骂权臣，然后常被后人大书特书“刚正”的“言官”们呢？明朝两个多世纪里，拥有“以小制大”权力的言官们，确实曾是大明朝堂的“净化剂”，可到了晚明年间，明朝兵部尚书梁廷栋的一句话，就戳穿了这群人的画皮：“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督查腐败的言官，下去巡视一番，竟就趁机大肆受贿，相当于“加派百余万”。
对比下来，梁廷栋的这声斥骂，还是客气的。崇祯年间的民谣就说“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言官们把持的考核官员大权，都成了吸金神器。负责督查六部的“给事中”言官，更公认“纳贿之魁”，有些言官的捞钱手段，更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一听说参加“考选”的官员进京，京城言官们就成了闻了味的狗，立刻找着“苦主”要钱。有时嫌钱给的不够，甚至半夜大咧咧来敲门，整一堆“黑材料”勒索……
连朝堂的“净化剂”，都“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晚明的吏治当年也可以想。比如号称励精图治的崇祯年间，崇祯皇帝如此恶治百官，结果却是“贿赂之盛，莫如此日”。腐败程度“完美超越”明朝任何时代，官场日常行贿受贿，用黄金都被嫌没品位，都得用珍珠开路。官场上还流行“借京债”，想要跑官要官就得送钱，没钱就得借高利贷，也就是京债，得了官再还。那怎么还？当然就是靠贪污腐败，勒索压榨百姓。
如此情景，连崇祯皇帝本人都心知肚明：“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具是一般”。可就算这样又如何？他还是“心知肚明”的上吊了。
至于号称“工资很低”的明朝官员生活？发展到晚明年间，比起那让吴应箕们“浩叹”的民生来，却还真是有声有色。南京的秦淮河上，各色的“花船”上夜夜笙歌。无论“东林”还是“复社”，只要入得这“圈子”，秦淮河上的寻花问柳，就是“精英”们的日常功课。多少名躁江南的“花魁”，更都是“精英”们的被中客。当然“精英”们纵横秦淮河，也不忘了日常工作，多少浩大的“复社”活动，就是从秦淮河上密谋。
此情此景，以清朝诗人秦际虞的感慨，那真是“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内忧外患的晚明年间，那些号称“肩负天下”的“精英”，都在忙活这个。
官员们的个人生活，那更成了“明末文化”的生动代表。河南官僚们“田之多者千余顷”的幸福生活，比起江南官僚又成了小儿科。以明末清初遗民顾炎武的话说，明末的江南百姓，百分之九十都“为人佃作者”，大大小小的当地官僚，动辄就富可敌国：东亭的华家，每年田租四十八万两白银，仅仆人就养了三千。苏州的钱家，每年田租九十七万两白银，吴兴的董家和嘉兴的项家，资产更过百万两白银。
这些有钱的“精英”们，当然也没落了享受，明末年间疯狂大起豪宅，多少今天还被看做“文化遗产”的江南园林，都是这么来的。甚至“收健壮为奴”“收债急于纳税”。朝廷的法度被他们踩在脚下，大明的土地赋税成了他们疯狂吞噬的血肉。直到清军入关，山河变色，再一个个着急忙活跑出来，剃头做了“大清忠臣”。
官僚如此，王公贵族以及野史里常见“很爱国”的公公们呢？攻破北京的李自成，拼命拷掠京城百官同时，捎带也给百官们“正了名”：“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确实，比起“侯家”“阉人”来，文武百官的“发财手段”，又差了一大截子，大明亡国的全过程，其实也是这帮人的“另类比阔”。
只是这明王朝，就在这样的“比阔”里，陷入到亡国的厄运中。看过全过程就知道：一个上上下下烂透的王朝，表面繁荣却民生艰难的末世，又能有几天活头？没有李自成，也会有张自成王自成。一个李自成背后，就是多少这样发人深思的兴衰真相。
参考资料：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商传《走进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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