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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约前2070~前1600[1-3]）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4]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5-6]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河南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
一般认为，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7-8]（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延续约471年[9]，为商朝所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10]。
经夏商周断代史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初步勾勒出了公元前2500至前1500即尧舜时代到夏商之际的社会图景。中原地区包括禹都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王城岗遗址）在内的夏朝时期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都邑，被列入了研究重点。
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一直未能出土类似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文字记载。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斟鄩（河南洛阳偃师夏都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是夏朝都城的遗迹
夏族起源
夏朝建立者启的父亲大禹像
据史书记载，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夏部族大约是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以后逐渐兴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献均把夏族追溯到颛顼。[16]其中《史记·夏本纪》与《大戴礼记·帝系》称鲧为颛顼之子，但很多文献都说鲧是颛顼的玄孙（五世孙）[17]：黄帝次子曰昌意，生颛顼，颛顼之子名鲧，鲧之子名叫禹，为夏后启（即夏启）父。[18]这些记述表明，夏族很有可能是颛顼部落的一支后裔，是黄帝后裔颛顼高阳氏与炎帝的一支共工氏通婚形成的一个部落，夏部落一开始居住于渭水中下游，后东迁至晋南、豫西伊洛流域。[13][18-19]
鲧禹治水
参见：大禹治水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一位夏氏族成员是鲧。《国语·周语》中说鲧作为夏族首领被封在崇，故称“崇伯鲧”。
鲧，公元前2037年至公元前2029年在崇伯位，他是在大河南岸中岳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20]在尧舜时期，为了争夺王权，鲧与共工先后对尧、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失败了。之后禹继承了鲧，为“崇伯禹”。这表明夏族早期活动于崇山附近[21]。当时河水泛滥，为了抵抗洪水不少部落形成了部落联盟，鲧被四岳推选领导治水，历时九年而最终失败。
治水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不善于团结族人及其他部落。《尚书·尧典》记载，尧最初认为鲧方命圮族、毁败善类而反对鲧领导治水[22]，说明鲧在领导治水时，有不少部落对他不满。《尚书·洪范》与《国语·鲁语》中又提到“鲧障洪水”，说明鲧治水的方法主要用土木堵塞以屏障洪水，或许这亦是鲧治水九年失败的原因之一[23-24]。鲧治水失败后，被殛死于东方黄海海滨的羽山。
夏禹王立像[25]
禹是鲧的儿子，鲧死后，禹受命，又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26]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27]禹放弃了鲧“堵”的治水方略，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20][28]
由于禹治水有功和促进农业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封建世袭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其刻苦精神得到后世传颂，治水过程也促进了各部落族人的团结。
因此，夏朝建立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源自三皇五帝时代泛滥的黄河，由于洪灾长期影响着周边人民的生产生活，而大禹动员华夏各族展开的历时二十年的治水工作不仅空前的团结了华夏先民，也极大的提升了自己的声望。洪灾得到根治后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首个统一王权的产生也就得以奠定。
讨伐三苗
参见：三苗
禹治水有功，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禹屡败三苗，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巩固了君权。《墨子·非攻》中说道禹克三苗后，“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这说明禹在治水与讨伐三苗胜利后，夏部族已成为部族联盟首领。
建立王朝
参见：禅让制、涂山之会、世袭制、有扈氏、皋陶作刑
相传尧、舜、禹时，部落联盟内采用“禅让”的方式“选贤与能”，推举联盟的共主。如尧老时，把“王”位禅让给了贤能的舜。[20][29]
夏王启
舜把王位禅让给禹，禹在涂山召集部落会盟，再次征讨三苗。据《左传》记载“执玉帛者万国”参加了涂山会盟，[30]可见夏部落的号召力。[11]有一次在会稽（浙江绍兴）部落会盟时，防风氏首领因迟到而被禹处死。古文献中亦记载禹以诸侯部落路途的远近来分别纳贡约多少，可见夏氏族对其周边部落经济上的控制。[20]
禹曾推举东方颇有威望的偃姓首领皋陶为继承人，以示对传统禅让制的尊重。[31]然而皋陶没有等及禅让，比禹早死。禹又命东夷首领伯益为继承人。
禹死后，益（伯益，也有人认为益不是伯益，而是同一时代的两个人）按照部落联盟的传统，为禹举行丧礼，挂孝、守丧三年。三年的丧礼完毕后，益没有得到权位，而启在民众的拥护下，得到了权位。
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说法不一：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益即位后，启杀益而夺得君位“；另一说”益继位后，有些部族并没有臣服益，而拥护启，并对益的部族展开战争，最后启胜而夺得权位。之后益率领着东夷联盟讨伐启。经过几年的斗争后，启确立了他在部族联盟中的首领地位“，但其共同观点是“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20]
从此，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这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所替代[32]，应该说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是，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必然会遭到部分反对。随后不少倾向禅让传统的部族质疑启的权位。启都郊外的有扈氏仗义起兵，率领部族联盟向启都讨伐，与启军大战于甘。战前启称他的权位是“恭行天”的，这便是之后周朝天子论的雏形。启拥有中原民众的赞同，在人数方面占有绝大优势，最终击败有扈氏，罚贬做牧奴。这次胜利代表中原地区的主流社会观念已从原始的禅让制度转向了世袭制度。[20][32]
夏氏族原姓姒，但从启开始改用国名“夏”为姓。同时启不再使用伯这个称号而改用后，即“夏后启”[33]。启能歌善舞，常常举行盛宴。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钧台，此即钧台之享，还在“天穆之野”表演歌舞。《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到启在舞蹈时“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34]。甚至有些文献传说启曾经上天取乐舞。中国古老的乐舞文献《九辩》、《九歌》与《九招》均称启为其原作者。
启统治期间，其子武观时常作乱。《韩非子·说疑》说他“害国伤民败法”，最终被诛杀[35]。除了夏氏族内部的纠纷，为争夺部落联盟的权威，亦常常与东夷作战。
行政区划
禹贡九州图[59]
夏朝是城邦联盟到封建国家的过渡期，因此没有明确的疆域。夏氏族与其他城邦的关系很多就像是宗主国与朝贡国一样，但又有些方国是受夏室分封的，就如同诸侯国，故仅能以势力范围来表示其影响力。
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亲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朝的核心领土范围[60]。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安徽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61]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21]。当时夏的势力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
夏朝早期，夏族主要在山西中南部的河内地区活动，沿汾水、河水向东南方向迁途，晚期至河南中部伊、洛河流域。《国语·周语上》谓，“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见伊洛河水对夏晚期都畿的重要性。[62-63]
对于夏朝的行政区，世传为“九州”：
1.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三面距河，是各州贡道必经之处。（今山西、河北省境、辽宁西部。）
2.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今山东西部、河北东南角。）
3.青州，浮于汶，达于济。（今泰山以东之山东半岛。）
4.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今淮河以北之江苏、安徽以及山东南部。）
5.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今淮河以南之江苏、安徽以及浙江、江西北部。）
6.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湖北、衡山以北之湖南以及江西西北端。）
7.豫州，浮于洛，达于河。（今河南省境、湖北北部、陕西东南、山东西南部。）
8.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今四川以及陕西、甘肃南端。）
9.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夏启
启（生卒年不详）：也称夏启、帝启、夏后启、夏王启，他是禹的儿子，夏朝的第二任君王，前1978年―前1963年在位。其母是涂山氏族的女子。儿子至少有五人，其中有太康及中康。根据《竹书纪年》，帝夏启王在位39年，约78岁驾崩。
禹死后，启通过武力征伐伯益，将其击败后继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自此，宣告原始社会结束，开始了奴隶社会，启是传统上被公认的中国第一个帝王。他放弃阳翟，西迁到大夏（今汾浍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此后，又通过甘之战，击败强有力的有扈氏，消除了华夏族内的反对势力。在位晚期，发生了武观之乱，以至政局动荡。他一生四处征战，最终病死，葬于安邑附近。
相传禹本来要按照禅让制传位给皋陶，皋陶早亡，就决定传给皋陶子伯益。史籍记载：“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禹死后启按照尧舜禅让和舜禹禅让的惯例避位，让伯益作君主。结果却是诸侯也离开伯益的根据地到启的根据地，臣子和人民也支持启，随即启即位。此后，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武则天改国号周时，追尊启为齐圣皇帝。
生平事迹
身世传说
启的母亲是涂山氏，屈原在其《天问》中曾记载“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与涂山氏相遇于台桑，怀孕的涂山氏女生下了启”。
王位之争
舜以后，王权进一步强化，传说姒禹涂山会盟时“执玉帛者万国”[1]，“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3]。此涂山就是河南嵩县的三涂山，亦即会稽山，正在夏人活动中心地区附近。可见经鲧、禹两代经营，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王权的产生，氏族制度的机关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抛弃，唯继任领袖的人选要经议事会认可的形式尚存。而从妫舜到姒禹正处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各种人才辈出，
首先被举为姒禹继任者的是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陶。皋陶先姒禹而死，部落联合体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他是颛顼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费，与皋陶有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曾协助姒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妫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4]，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之说，有学者认为他的功绩在首创畜牧业[5]。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姒启作为领袖之子在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无法与益相敌，益很自然的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6]
然而，在益和启的时代，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禹死后，启立即发动了对法定继承人的攻击，夺取了领袖的职位。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有记载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或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7]；还有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8]。总之，斗争很激烈，而几经波折，“叛乱”的姒启曾遭益的有力反击，一度处于劣势，甚至被拘禁，终于因有姒禹的经营和培植，夏后氏根基更深、实力更强，在拥护者的支持下，夏后氏及其拥护者联合起来对益发动战争，终于杀益，使启夺得领袖的权位。[9]
甘之战
启夺得领袖职位后，在今河南禹县举行盟会，通报联合体内部各部落和附近酋邦，争取支持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启有钧台之享[10]。但是姒启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从姒启作新的领袖，从而发生了姒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11]
有扈氏是当时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酋邦。传说姒禹时就曾发生过“攻有扈”，“以行其教”[12]的战争。战前，姒禹在誓师之辞中说：“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宣告要和有扈氏决一死战，标榜自己不是为了贪图有扈氏的土地、人民、财货，而是代天行罚。
还传说：“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这些传说都反映姒禹与有扈氏之战，是一场权力之争。有扈氏以其强大，意欲僭取联合体王权而起兵，所以姒禹伐有扈“以行其教”、“行天之罚”，而且将战争的手段与加强政教的手段结合，最终才战胜有扈氏。姒启伐有扈，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禹伐有扈的继续。[11]
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是两强相遇，因而打得十分激烈，但留下的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主要是姒启的一篇战斗动员令《尚书·甘誓》，全文为：“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13-14]
文中第一段介绍《甘誓》背景，是启在战于甘之前，召集左右高级官吏申明纪律约戒的誓师词。“六卿”过去的解释多认为是六军之将，实际上“六卿”和“六军”都是周代以后出现的，是成书时借用的后代词汇，其所指当即下文中的“六事之人”。在古文字中事和史是一个字，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所称的“我史”、“朕史”、“东史”、“西史”等往往参与征战，所以夏后启召“六事之人”传达战争约戒就很容易理解了。
第二段是誓师词全文，首先宣布有扈氏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意思是指责敌人上不敬天象，下不敬大臣，引起天怒人怨，所以伐有扈是代天行罚。其次宣布军事纪律，命令部属各自奉行命令，忠于职守，努力战斗，还申命奉行命令者将在祖庙中受到奖赏，违背命令者，将在社坛前处死。和伐三苗的《禹誓》相比，可见启时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威是前一个历史时代无法相比的。[14]
相传启初“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总结原因说“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于是励精图治，“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15]。可见姒启取得甘之战的胜利，“灭有扈氏，天下咸朝”[16]是很不容易的。[17]
武观之乱
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终于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权力，国家出现了，但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姒启用暴力手段结束“禅让制”后，他的儿子们又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骨肉相残，这就是武观之乱。[18]
在周代文献中，曾将“夏有观、扈”和“虞有三苗”并论[10]，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观则为武观，或作五观。还将他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汤子太甲、文王之子管蔡相比，说“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19]，可证姒武观是姒启之“奸子”。关于武观之乱的经过留下的记载很少，仅见今本《竹书纪年》中有：“(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师师征西河，武观来归。”[20]
后人评价
启禀承天命，赞继大禹之道，顺利地实现从禅让走向世袭，实在是众望所归，启无疑是历史一个重德修贤的圣明君主。——许风申
自姒启建立夏王朝以后，逐渐抛弃了姒禹的节俭传统，毫无顾忌地“淫溢康乐”，管磬并作，“湛浊于酒、渝食于野”，饮酒无度、游田无度。[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