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致漂亮的书台村安置房和中心广场。这里的房屋虽基本建成，但也大量空置。
2018年7月，巴州区成功摘下了“贫困”帽子，这是大好事。但另一面，根据记者获得的《关于抓紧整改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审计反馈问题的通知》，显示巴中市审计局对巴州区2016年至2019年7月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查出巴州区违纪违规及管理不规范问题金额17.7亿元。
田傲云/发自四川、北京
“材料款啥时候结？”9月8日上午，刘苗在路边加油站加满油后准备驱车离去，突然出现的两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你给不给钱？不给钱法院的人马上就来！”一分钟后，给不了钱的刘苗被法院带走。
这是分包了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易地扶贫搬迁项目100多个包工头的日常，刘苗只是其中一个包工头。
2016年1月，总投资规模约43亿元的巴州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被划分为七十多个标段、605个点位开始对外招标，之后，大部分标段经中标企业层层非法转包分包。作为其中一个包工头的刘苗，4000万元总项目合同款被拖欠近1600万元，层层拖欠之下，材料费、机械费、农民工工资等至今也无法得到兑现，涉及金额总计600万元。
9月6日至10日，记者深入巴州区实地探访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情况后还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房虽已基本建成，却因巴州区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将大量非贫困户进行同步搬迁，扩大工程规模，造成扶贫工程资金投入增加。且在资金紧缺之下，当地采取压低单价、减少基础配套设施、部分工程不计价等措施降低工程资金成本，使得村民生活、生产等基本条件没有得到保障，不愿入住安置点，安置房大量空置。
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此前，巴州区政府计划将非贫困人口同步搬迁后，将旧宅基地复垦，通过增减挂钩把节余指标在省内流转，哪想到土地指标并不好卖，好不容卖出去了却迟迟没收到钱，再加上部分非贫困户的自筹资金也一直没有收上来，使得易地扶贫工程大部分还资金没有到位。”
9月8日中午，巴州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易地办”）主任、巴州区发改局局长唐忆对前来讨要工程尾款的中标企业和包工头表示，“马上就有3000万元的进账，一到账就会拨付给你们。另外，我们正在催其他地方政府尽快把两个亿的土地指标流转款打过来，还在加紧办理银行贷款，这大概也有2亿元，会起到一定支撑作用。”
“4个亿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即便真的到账，对于目前的缺口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众人向记者表示。
截止到记者发稿时，中标企业和包工头均表示尚未收到任何拨款，“连倾向性的电话都没有。”
层层转包的扶贫工程
四川省是全国扶贫开发攻坚任务最繁重的省份之一，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是四川省扶贫开发工作中一直面临的状况。
巴州区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正是四川省帮助农村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创造条件尽快脱贫，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脱贫工程。
2016年1月，巴州区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对外招标。同年9月份，通过资格预审的建筑企业收到了项目入围通知书。经过随机抽取，入围的建筑企业确定承建的具体标段后，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陆续签订了施工合同。
“中标后，当地政府就安排人带我们去踏勘项目现场情况，踏勘过程中，那个人问我们愿不愿意把项目转包出来，如果愿意，我们就能得到项目合同价的2%作为管理费，之后就不用再继续做这个项目。”一家中标企业的项目负责人杨波告诉记者，根据规模，项目合同价也不一样，50户以上的中心村项目合同价大概在1000万元左右，少于50户的小组团项目合同价在200万元到600万元之间。
“易地扶贫项目点都在山上，很多地方当初都还是窄窄的黄泥巴路甚至没有公路，出行很不方便，材料也很难用车拉进去。”刘苗向记者介绍，20多家入围且中标的企业只有两家本地企业，外地企业看到巴州施工环境艰苦，加之三个月的工期又很紧凑，要么就退出，要么就把标段转包出去了，也有少数中标企业打算自己做，但可能会遭遇项目所在村镇政府部门的规劝，让其将项目转包给当地包工头。
“层层扒皮后，巨额国家工程款都流入到个人腰包，光是我分包的这一个项目流入到中标企业和中间人的金额已高达200多万元！”包工头武方回忆说，“我分包的项目合同总价为1371万元，约定买标价6%，先给中标公司支付70万元现金，再从工程拨款中抽走20万元给中间人，之后的每次拨款，中标企业会从中扣除4%的费用作为管理费和企业所得税。”
武方称，“中标企业为了规避风险，没有给我现金支付条据，之后的工程拨款也是通过中标公司与我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方式来支付。”
像武方这样通过中间人分包工程的包工头大概有200个左右。按照多位中标企业项目负责人及包工头所述，大部分符合资质的企业中标后，会通过中间人把项目转包给包工头，部分包工头会再发包给小包工头。转包后，中标公司会收取项目合同总价的2%~5%作为管理费，中间人会收取4%~6%作为介绍费。
在一份关于易地扶贫项目中标情况及实际实施者的材料中，据不完全统计，巴州区共建集中安置点605个，有超过90%的中标企业将中标标段交给中间人转包，产生的中标企业管理费及中间人介绍费总计在2亿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的《资格预审文件》中曾明确提出“严禁转包和违法分包”，具体而言，未经行政主管部分批准，中标人不得变更项目负责人；凡资格预审文件未明确可以分包的，中标人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分包；中标人派驻施工现场的项目负责人与预审文件申请文件承诺不符的，视同转包。
差异巨大的工程造价款
根据介绍，巴州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分两期完成，涉及人口数6万多人，到2017年12月底工程全面结束。第一期工程在2016年11月开工，实施易地扶贫搬迁6991人；第二期工程在2017年3月陆续开工，实施易地扶贫搬迁25739人。贫困人口之外，则是大量非贫困人口的同步搬迁。
“巴州现在的资金压力特别大。”巴州区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易地扶贫工程规模扩大化，工程投入增加，资金十分紧缺。“这个项目总资金规模43亿元，目前上级到位资金已经全额拨付，大概还有24亿元左右的资金缺口。”
按照巴州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户均生产生活附属设施建设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其中，对于贫困户，中央按照2.5万元/人标准用于补助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安置住房建设，安置房建好后，每户再缴纳一万元自筹资金；对于搬迁户，中央按照1.3万元/人、2万元/户的标准进行安置住房建设补助，安置房建好后，每户再按照实际建设金额减去减免费用后缴纳相关自筹资金。
资金紧张在刘苗等人看来并不意外。“按照政策，非贫困人口的搬迁户是要交纳自筹资金的，但就拿我包的几个项目来说，交齐自筹资金的非常少。”
刘苗告诉记者，除主要打造的示范点外，很多扶贫项目并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只完成了房屋主体工程，其他基础配套设施都没有，再加上部分房屋户型设计不合理，所以搬迁户都不愿意搬来住，更不要说交钱了。也有部分搬迁户是不想拆原来的老房子，或者对贫困户评选标准不认可也没有缴纳自筹资金。”
巴州区一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房子。田傲云/拍摄
搬迁户不愿搬出原来的老房子，这直接导致巴州区政府想要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与易地扶贫搬迁相结合的工作无法开展。
上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说，拆旧复垦与搬迁户旧宅腾退挂钩，只有搬迁户腾退之后，才能对旧宅基地拆旧复垦，再通过增减挂钩把节余指标在省内流转，产生的流转价款则用来补齐增加出来的易地扶贫工程投入。但在实际过程，却遭遇了搬迁户不愿搬出原来老房子的状况。“没办法，总不能把人赶出来强拆吧？”
工程规模扩大的同时，建筑工程成本也开始大幅度上升。
“为了赶工期，几百个工程同时集中开工，钢筋、水泥、砖等主材料和人工工资猛涨，再加上大多数施工点地势偏远，运输条件恶劣，造成二次转运成本畸高，这使得工程成本大幅增加。以人工费为例，正常情况完工后人工费在280元/平方米，这次涨到了420元/平方米左右。”多位中标企业项目负责人及包工头告诉记者，施工期间，他们曾多次向政府反映原材料价格及人工价格上涨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在召集施工单位负责人开会了解详细情况后，承诺会按照实际价格调价，直到2019年5月，巴州区易地办才出具调价文件。
调价文件提出，因市场建材紧缺而导致价格上涨，2016年建设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按照98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2017年建设的项目按照56.23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
调价标准并没有得到认可，杨波表示，调价明显和实际价格不符。“地方政府资金紧缺就压低单价来减少对我们的支出，这种做法合理吗？”
有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告诉记者，或许是种种原因之下，资金紧张的巴州区政府在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管理上出现了政策执行不到位、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等问题。
根据记者获得的一份巴中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9年12月出具的《关于抓紧整改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审计反馈问题的通知》显示，巴中市审计局对巴州区2016年至2019年7月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查出巴州区违纪违规及管理不规范问题金额17.7亿元。
空置的扶贫搬迁房
依河而建的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在2017年竣工，这是一个有着聚居农户82户，分散安置2户的中心村项目，安置房统一采用白墙黛瓦的两层小洋楼样式，并配有村卫生室、文化室、中心广场、健身器材等配套设施。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书台村通过整合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土地增减挂钩收益资金、财政涉农资金等近3000万元修建了这个中心村聚居点。项目建成后，不仅改变了书台村因房致贫现状，还按照“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引进业主发展巴药产业，建设了35个占地60余亩的食用菌大棚。通过“土地流转、入园务工、入股分红”三种利益联结模式，覆盖带动全村所有农户人均增收2000余元。
9月6日，记者前往书台村实地探访时却发现，安置房虽已基本建成，但实际却大量空置。已经竣工的房屋中至少有一半房屋门前杂草丛生，明显无人居住。
书台村村民用这些桶盆来往返挑水。田傲云/拍摄
多番询问之下，一位村民向记者说出了实情：“我们这里没有通水，平时都要靠自己步行40分钟左右去原居住点的井里挑水，只有在上级部门前来现场检查安置点情况时，才会通水，所以很多人都不愿住这里。不通水是因为专家说水质不达标。”
至于公开资料提到的药材种植基地，村民随手指了指路边说，“只种了些黄姜在草里，头一年摆摆样子，现在都没人管。”这位村民告诉记者，在安置点刚建成时确实曾引进药企，建成道地巴药基地1500余亩，但后来都逐渐撤离了，现在有自己村的村民承包了部分土地用来种植水果。
书台村种在路边草丛中的黄姜。田傲云/拍摄
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以上问题的书台村是被本地人称为“样板工程”的示范点，更多的扶贫项目到现在为止只建设了房屋主体工程。
9月6日到11日，记者深入巴州区探访多个乡镇的扶贫项目点后发现，这些扶贫项目大多是在原住地附近建设，或仅从乡村道路的一侧搬至另一侧，甚至部分安置点的选址地此前是村庄耕地。此外，这些项目还存在安置房大量空置的共性。
“搬来安置房后，发现安置点无地可种，也无法进行养殖，说好的配套设施没有就算了，为了防止雨水滑坡的堡坎和挡墙也没做，谁知道安不安全？”多个项目点村民告诉记者，安置点周边土地属于原住村民，目前还无法进行分配，各种原因导致村民不愿意搬来住。
“我们也想解决，但没有办法。”前述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巴州区部分安置点的确存在后续扶持力度不够，拆旧复垦进展缓慢的问题，导致住户陷入“务农远、务工难”的困境，“上级政府检查也发现并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尚未收到的工程尾款
“项目竣工快三年了，迟迟没有完成审计工作。”杨波称，2017年年底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全面竣工后，当地政府部门一直以工程还没有审计验收为由欠付工程款。“到现在为止，工程款支付不到70%。”
按照合同约定，工程全面竣工验收后应支付合同总价的80%，经相关部门竣工验收合格并审计确认后，付至审定工程总造价的95%，剩余5%作为质保金。
“现在当地政府声称已支付80%工程款，但这80%其实是把没有收缴上来的自筹资金算了进来。问题是，他们收不起来的钱为什么由我们买单？”杨波反问道。
刘苗称，由于工程款拨付缓慢，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材料款、机械费、农民工工资这些都是由施工方垫资。
巴州区一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田傲云/拍摄
说到这里时，刘苗的话明显多了起来。他告诉记者，扶贫工程全面竣工后，当地政府虽然拨过几次工程款，但每次拨款金额不到工程总价的1%，且每次拨款都强调这是农民工工资，材料、机械费用等则不再提。4000万元的工程合同，到目前为止，只分批拿到2400万元。
“这个项目涉及农民工大概三万多名，确实基数大，我们能理解地方政府要优先支付农民工工资。但能否也考虑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现在我不仅因为还不上钱被列入失信名单，在对方起诉我们的时候，法院也没有讲任何情面。”刘苗有些无奈地说道，“这几年巴州由易地搬迁工程引起的官司满天飞，我们这些包工头身上都是官司，有的人甚至多达七八起。但我们也很冤枉啊？不是我们不想给钱，几百万元的钱是真的拿不出来了。”
令刘苗他们耿耿于怀的远不止这些。杨波说，“招标文件和实际签订的施工合同在计价方式上严重不符，本应是按照经财政评审后下浮5%作为合同发包价，结果到实际签合同时，所有项目都是以1146元/平方米的包干价作为结算价格，还拒不提供该价格的内容和组成部分；入场时项目现场‘三通一平’还存在问题，施工图纸及地勘报告也迟迟没有提供；项目在建过程中，地方政府部门又新增内容，大幅度增加了施工项目和费用。”
“这个项目真的是从头到尾都不规范！”杨波感慨，“我真后悔，就应该把工程也转包出去，一个项目就轻轻松松几百万元到手，哪至于像现在这样还背负了一身债。”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除唐忆外，其余受访者为化名）
村民称房屋后杂草丛生，没有建设防止雨水滑坡的堡坎和挡墙。田傲云/拍摄
记者观察
扶贫是绝好之事，不能做成“糊涂账”
最近这些年，为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和扶持政策，脱贫攻坚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
很多地方在脱贫攻坚战中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不和谐的是，一些地方利用国家对扶贫工程的重视，不仅没有好好谋划，科学规划，而是好高骛远，大搞“数字指标”，盲目扩大扶贫项目规模，盲目包揽，一番劳民伤财之后，还得不到群众的认可。
值得警惕的是，上文提及的24亿元资金缺口的背后，正是巴州区政府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一笔“糊涂账”。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地区的最大考验就是“钱从哪里来”，从工程完工情况来看，当地政府在前期对工程预计上明显不足，导致了之后一连串的不良连锁反应。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从“产业发展”防止返贫的名义出发，将资金投入到产业规划中，这没有错，问题是没有科学合理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没有加强产业管理，导致产业规划发展多，落地成活少，没有切实提升产业扶贫效益，这将大概率让带贫减贫能力无法持续。
尽管2018年7月，巴州成功摘下了“贫困”的帽子，但防止“返贫”更是身处大山深处的巴州，值得长期注意的问题。
| 田傲云 | 编辑:本站编辑| 2020-09-18 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