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興:寬厚仁和的朱佑樘更新庶政,言路大開

弘治中興:寬厚仁和的朱佑樘更新庶政,言路大開

弘治中興:寬厚仁和的朱佑樘更新庶政,言路大開

“弘治中興”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現了的短暫而輝煌的“治世”。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於他寬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現了君子眾多,君臣關係融洽等政治特色,為這一朝帶來了美譽,明孝宗在位期間“更新庶政,言路大開”使成化朝以來,奸佞當道的局面得以改觀。

明孝宗即位初期,對於大明王朝來説,是一個多難之年,黃河發大水,陝西鬧地震,外加遇到國喪,件件都是麻煩事。明孝宗在位期間,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凡是明憲宗親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於是,吏部尚書萬安、禮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繼曉等,或殺或貶,或逐出京師;獲罪較輕的貶官放逐,流放邊地。大量起用正直賢能之士。同時,更定律制,複議鹽法,革廢一應弊政。致使一時政治清明,朝野稱頌。

明孝宗在內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繁榮經濟。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開封一處的黃河決口,明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領五萬人修治。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蘇松河道淤塞,氾濫成災。明孝宗命令工部侍郎徐貫,主持治理,歷時近三年方告完成。從此,蘇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為魚米之鄉。

由於明孝宗勵精圖治,使明朝再度中興盛世,國家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歷史上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和平時期之一。所以,後世史學家稱其為“弘治中興”。他本人也被譽為“中興之令主”。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明憲宗駕崩。太子朱祐樘於九月壬寅日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弘治”,是為明孝宗,又稱弘治皇帝。

事實上,明憲宗留給兒子的朝政局面並不樂觀。首先,是財政虧空,為了鎮壓成化年間聲勢浩大的荊襄流民起義,大藤峽地區瑤族和壯族起義,財政支出日益增加,國庫儲蓄減少。在內亂的同時,且有外憂。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韃靼部首領孛來與小王子、毛裏孩等,先後進入河套地區,並以此為基礎,不斷騷擾延綏、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韃靼各部則去而復來,迄無寧歲。

還有就是行政效率差,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都是混日子。最後,是自然災害多,四川、河南、陝西等地相繼鬧災,各類問題成堆。

對於這些情況,明孝宗在宮中為太子時,應該是已經有所瞭解的。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後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還在於解決這些危及統治的社會矛盾問題。不過,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員的人事安排上,待到這些問題基本解決之後,他便開始注重於對內憂外患的治理。

成化時期,許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術、房中術進獻皇帝,得到寵幸。然後,與太監梁芳一起,狼狽為奸,禍亂朝政,打擊忠臣,扶植朋黨。明孝宗即位之後,立即逮捕了兩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興。

接着,明孝宗開始整頓吏制,將成化朝通過賄賂,溜鬚拍馬發跡的官員一律撤換,改革首先從內閣開始,罷免了以外戚萬安為首的“紙糊三閣老”。萬安遇事除了喊“萬歲”,沒有半點主張,明孝宗罷免他不久,和他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離職回鄉,只留下了劉吉。明孝宗看得出來,劉吉除了混事,也會幹事,接替內閣首輔的劉吉,在弘治年間一反常態,不但時常建言國事,更是對工作極其負責,特別是西北的哈密戰事,正是在他的統籌下,得以圓滿解決的。

明孝宗還罷免了大批的“傳奉官”,在明憲宗時期得寵的諸多僧道門,也都被趕走,少數罪大惡極的,依法懲治。比如,成化年間的和尚繼曉,由於仗着明憲宗的寵信,作惡多端,弘治元年被斬首示眾。

斥佞用賢的弘治初政,給成化後期混亂的朝廷打了一針興奮劑,使明朝有了中興的希望。後來,又去掉佞臣李廣。

明孝宗對於文臣極其禮敬,特別是對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謝遷、劉健、李東陽幾位閣臣,更是體貼備至。

在清洗了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時,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賢能之士。象王恕、懷恩、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於直言被貶的官吏;徐溥、劉健、謝遷、李東陽等賢臣。為于謙建旌功祠,使得無論是朝中還是宮中都為之一新,時稱朝序清寧。

明孝宗登基後,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後,沒有辜負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開展了官場考察,考察的標準也極其嚴格:不但經濟有問題的要被追查,就連身體不健康不能勝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罷免。僅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從中央到地方經過吏部考察被罷免的官員,就多達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樣,馬文升在部隊裏,也開展了整頓。除了罷免大批不合格的武官外,還清理屯田,整頓地方武備,明軍的戰鬥力,一度煥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馬文升的強力行動下,基層的一批慵懶官員被清除,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治水有功的劉大夏,成為明孝宗身邊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劉大夏被拜為兵部尚書,代替了原任兵部尚書馬文升。從此以後,明孝宗幾乎事事都不能離開劉大夏了。過度的寵任頗遭誹議,有些大臣不平劉大夏獨蒙眷顧,私下裏講些“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類的話,也傳到皇帝耳中,但是,他只是對劉大夏更為迴護。

劉大夏是正直而傳統的官員,他得以重用,固然出於本人極強的辦事能力,同時,也得之於朝臣們的交薦,當時他是頗具清望的。也正因為如此,劉大夏對弘治後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劉大夏更被認為是“弘治三傑”之一。

儘管許多官員都有直言上諫,但是,像劉大夏一樣,更能具體細緻地道出種種弊端的,恐不多見。明孝宗不由嘆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之後,在朝中掀起了一個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運動,結果,涉及的不僅有反貪倡廉,而且提出了裁革傳奉官、控制捐納等等主張。

當時人稱:“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幄中,從容講論,天顏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劉大夏、戴珊以及內閣諸臣均為正人,明孝宗身邊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難以得逞。這使弘治後期政治顯得十分謹嚴有度。

這一年冬天,明孝宗採納劉大夏建議,將保定班軍萬人,發回原衞團操,引起以私役班軍為利的內臣不滿,於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語,貼於宮門,誣陷劉大夏。明孝宗對箇中因非常清楚,也知內臣貪弊之甚。而劉大夏提及鎮守太監一事,也使他想到宮中弊端,此後,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給事中、御史清理裁革,歲省光祿寺金錢八十餘萬。 但是,內臣們從此對劉大夏心懷忌恨,這便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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