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東南亞經濟體快速復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表現亮眼。加上近年來，中國產業鏈不斷向東南亞轉移。這些現象引發了公眾的焦慮和擔憂——越南、印度是否會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圍繞這一話題，新京報貝殼財經採訪了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奇淵。
在徐奇淵看來，從中國、越南的競爭壓力指數看，中國仍然完全佔據絕對優勢，同時兩國出口的互補關係仍然明顯大於競爭關係。從當前越南、印度的製造業發展看，不論是越南還是印度，要取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難度都很大。短期內越南對中國產業鏈替代的壓力更突出，但從中長期來看，印度才是中國更大的挑戰。
從中國製造業面臨的外部競爭環境看，除了越南、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製造業在崛起，歐美髮達國家呼籲製造業迴流的聲音高漲。對此，在徐奇淵看來，要求製造業迴流的政策本身是逆全球化的非市場行為，當前製造業迴流歐美國家遇到了很大障礙。“而在俄烏危機的爆發之後，能源、糧食等供應鏈的穩定遭受巨大挑戰。中國如何增強外界對中國供應鏈的確定性預期，這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徐奇淵提醒。
對於中國製造業未來的發展，徐奇淵表示，只要自己的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做好，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是穩固的。應對產業鏈向東南亞的轉移，應不斷實現產業升級、推動全球競爭力的提升。同時，對於中西部地區如何更好承接產業轉移，他給出了三個建議：實施普惠性減免+依區域、產業、用途、企業規模差別減免的税收優惠，降低企業税負成本；提升市場化水平和政府效率，補齊營商環境短板；在中西部邊境省份積極與越南開展勞務合作。
“短期內越南對中國產業鏈替代壓力大，但中長期看印度是更大挑戰”
新京報貝殼財經：近年來中國製造業向越南等東南亞地區轉移的現象引發關注。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如何看待中越製造業的關係？
徐奇淵：首先，產業鏈“外遷”是一箇中性表述，即可能出現有利於中國的結果，當然也可能出現不利的結果。從不利的情形來看：產業過度外移可能導致中國的產業空心化。從有利的情形來看：合意的產業外移，是我國產業升級自然發生的過程，而且有助於形成以中國為關鍵節點的國際分工網絡，擴大中國產業鏈的國際影響力。
我們同時看到這兩方面的事情都在發生。一方面從競爭關係來看，2007年以來中越兩國的出口競爭關係在明顯上升，但以中國對越南仍然保持絕對優勢。2020年越南對中國出口的競爭壓力指數為9.3%，是2007年3.7倍。這意味着中國出口金額當中有9.3%的產品直接面臨越南的競爭壓力。但是與此同時，中國對越南的出口競爭壓力指數為85.5%，這意味着越南出口金額當中有85.5%的產品直接面臨着中國出口的競爭壓力。顯然中國、越南的競爭壓力指數是完全不對稱的，中國仍然完全佔據絕對優勢。
另一方面是從互補關係來看，中越之間的經貿互補性很強，越南對中國進口的依賴度也越來越大。2000年中國對越南出口金額約為8億美元，2007年中國對越南出口也只有70億美元左右，2021年已經上升到了約1260億美元。2007年時，越南在中國的所有出口目的地中排名為第22位，其排位甚至在東盟國家中位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之後。2021年越南已經成為中國第4大出口目的地，僅次於日本、美國和韓國。甚至在2020年疫情衝擊之下，中國對越南出口一度還超過了韓國。越南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體量比廣西還略小一些，能夠成為中國的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可見中越經貿關係的互補性以及越南對中國進口的依賴度之高。2020年3月前後，中國疫情衝擊對越南供應鏈產生了巨大沖擊，越南許多行業的供應鏈面臨停頓，也正是反映了這種互補型的依賴關係。
新京報貝殼財經：從歷史來看，“世界工廠”的頭銜多次易主。短期看和長期看，越南以及印度是否會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和全球供應鏈核心？越南以及印度想要發展成“世界工廠”，面臨哪些挑戰？
徐奇淵：越南、印度各有優勢，但也各有侷限。越南的優勢除了改革深化、開放力度大之外，其地理位置距離中國的大灣區較近、處於東亞生產網絡內部。而印度遠離全球三大生產網絡（北美、歐洲、東亞），因此參與全球分工的成本較高。不過印度的人口、經濟體量夠大，遠超越南。因此短期內越南對中國產業鏈替代的壓力更突出更大，但從中長期來看，印度才是中國更大的挑戰。當然，印度也面臨一系列固有的問題，比如國內大市場相對割裂、社會體系中長期形成的種姓制度等等。因此不論是越南還是印度，要取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難度都很大。
“製造業迴流是逆全球化的非市場行為，遇到障礙在預料之中”
新京報貝殼財經：在2020年疫情剛暴發時，歐美等發達國家呼籲製造業迴流的聲音高漲。當時很多人在討論疫情是否會加速產業鏈從中國的轉移。如今來看，製造業迴流歐美髮達國家的情況如何？
徐奇淵：製造業迴流歐美國家遇到了很大障礙。儘管美國、日本、歐洲國家都出台了相應的政策，甚至提供了補貼和優惠措施，但是其政策空間有限。因為其遵循“競爭中性”的產業政策理念，這就決定了其政策補貼要麼在很大範圍內鋪開、從而財政壓力很大，要麼就只能針對個別重點企業展開、但這又不符合“競爭中性”的政策理念。要求製造業迴流的政策，本身就是逆全球化的非市場行為，因此其遇到障礙在預料之中。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在俄烏危機的爆發之後，能源、糧食等供應鏈的穩定遭受巨大挑戰。在此背景下，西方國家越來越強調價值觀貿易，越來越強調基於政治互信的經貿關係。在這種條件下，一些國家、跨國公司對現有供應鏈佈局進行重大調整的動力明顯增強。在此背景下，中國如何經營、改善外部環境，如何增強外界對中國供應鏈的確定性預期，這將成為一個非常迫切、重要的問題，這將影響到中國在全球產業鏈重塑中新的地位。
“只要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做好，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是穩固的”
新京報貝殼財經：從當前國際形勢看，中國製造業面臨着前有猛虎、後有追兵的現實——一方面，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的製造業在加速崛起。另一方面，歐美等國自08年金融危機之後開始了再工業化進程。面對這一現實，中國製造業如何應對？
徐奇淵：任何國家，能否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維持其核心地位，主要不是靠單純打壓競爭對手做到的，而是靠做好自己的事情、增強自己的產業競爭力。就像特朗普政府打壓中國的出口，事實上2018年以來中國出口在全球當中的份額不斷上升、屢創歷史新高。遭受美國打壓的重點科技企業，其經營狀況也總體平穩、業務轉型也做得很有特色，甚至盈利還大幅上升。因此，我們要應對產業鏈向東南亞的轉移，從積極應對的角度來説就應該繼續做好自己、不斷實現產業升級、推動全球競爭力的提升。事實上，就算越南、印度對中國的趕超失敗，這對於中國實現產業升級、提高產業鏈的全球競爭力也沒有直接的幫助。中國要從根本上鞏固產業鏈地位，不能老是往後看，要多往前看，我們要着眼於產業升級、提升產業競爭力。
一直以來，中國企業家都特別善於面對新挑戰、適應新環境、利用新技術。2021年全年我國新能源乘用車銷量在全球市場份額佔比達到53%，在全球純電動車銷量份額佔比高達61%，光伏組件企業出貨量佔全球總需求的75%。在這些綠色新能源產業領域，中國企業已經展現出了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只要自己的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做好，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是穩固的。當然，要做到這些，我們一定要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增強國際合作，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保護企業家精神，同時通過擴大內需戰略為產業升級提升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中西部地區要提升市場化水平和政府效率，補齊營商環境短板”
新京報貝殼財經：根據“十四五”規劃綱要，我國將優化區域產業鏈佈局，引導產業鏈關鍵環節留在國內，強化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能力建設。今年4月，工信部等10部門聯合印發《關於促進製造業有序轉移的指導意見》。和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相比，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吸引力和競爭力如何？對於中西部地區更好地承接產業鏈轉移，你的建議是什麼？
徐奇淵：中西部地區與東南亞國家相比，缺乏區位優勢和貿易便利度，應繼續加大基礎設施改善力度。完善包括航空、鐵路、公路、內河運輸等綜合運輸大通道、綜合交通樞紐和物流網絡，加快城市羣和都市圈軌道交通網絡化，加大信息化基礎設施投資，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同各產業深度融合。
中西部地區如何承接好產業鏈轉移？我認為，有三個方面可以着手：
首先，實施普惠性減免+依區域、產業、用途、企業規模差別減免的税收優惠，降低企業税負成本。我國税收執行梯度優惠，隨改革開放由沿海向內陸推進。中西部地區可以試點對標東南亞國家，加大減税降費力度，以税收政策工具引導和支持產業有序轉移，加強省級協調，減少橫向税收競爭。
其次，提升市場化水平和政府效率，改善政企關係，補齊短板。中西部省份市場化程度低，以10分計的市場化指標中，北京和上海分別為9.1和9.9分，東部省份平均為8.5分，中西部平均為5.8分，提升空間很大。北京、上海率先對標國際標準開展了營商環境優化。以開辦企業耗時天數為例，國際最優成績是新西蘭0.5天，經合組織國家平均9天。泰國6天，越南16天，均顯著低於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平均的26天。北京和上海分別為8天和9天，已處於國際先進水平。中西部省份可以借鑑北京、上海經驗，補齊營商環境短板。
第三，在中西部邊境省份積極與越南開展勞務合作。越南勞動力成本低，年輕勞動力資源充裕，可在我廣西、雲南等與越南接壤省份，佈局中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嘗試我國產業鏈+越南勞動力的經濟一體化模式，通過提供語言培訓、學歷教育等方式吸引越南年輕勞動力入境學習、工作，緩解我國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的年輕勞動力短缺狀況，通過引入境外優勢勞動力要素把產業留在國內。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侯潤芳
編輯 宋鈺婷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