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首付比例那麼高，炒房可以用的槓桿越來越少，那炒房本身也沒有太大的意義。”一位從事房地產投資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不過，讓炒房者們望而卻步的，可不僅僅是“無錢可貸”這麼簡單，在購房資格、資金門檻、交易時間、交易品類等方面的監管嚴控也給炒房行為帶來了極為巨大的壓力。
2016年國慶前後，北京、深圳等一線城市率先出台限購、限貸、限價新政，提高購房門檻，意在凍結市場，此後多個環一線的二三線城市跟進;到了2017年，政策再次升級，延伸到三四線城市，河北涿州、浙江嘉善、安徽滁州等多個市、區相繼出台或升級限購、限貸政策。
幾乎同步，在限購、限貸、限價的手段之外，限商與限售政策也被制定：從北京開始，各地相繼發文清理整頓商辦類項目，嚴格限制了其改居住用途以及轉讓、分割銷售等方面的條件;而限售制度也在各熱點城市，明確了新購買住房需取得產權證後滿一定年限方可上市交易。
至此，限購、限貸、限價、限售、限商“五限”已齊，從一二線到三四線，國內樓市全面進入深度調整時期。炒房者徹底進入無房可炒、無錢可貸、無人接盤的“三無”境地。
活躍在深圳房地產投資圈、已小有名氣的郎先生(化名)在與記者的交流中表示，不方便透露手中持有的房產數量。不過，他也坦言，已經一年多沒有交易了。
一位從事二手房交易並與職業炒房者有較多接觸的林輝(化名)看來：這一輪上漲之後，炒房的門檻已經大幅提高，加上政策對交易時間進行了嚴格限制，投資房產的空間變得十分狹窄，普通人投資房產的意願大幅下降。
迴歸居住本源的房屋、沒有瘋狂轉手買賣的市場，這樣的現狀或許才是樓市的最常態。而在這樣的常態下，除了炒房客之外，最難以適應的恐怕便是開發商與房產中介了。
鏈家地產此前發表聲明稱，截至今年5月，已累計關閉近87家門店。其預計，北京今年約有400餘家中介店面關閉，佔比將超過7%。而記者走訪多家房產中介後也發現，門店幾乎沒有客户。“這個月沒有開單，有同事都離職了。”一位業務人員吐槽。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些路邊密密麻麻的房產中介曾是此前樓市火熱的最大受益者。而事實上，一部分的地產中介與開發商，在上一輪的樓市投機瘋狂之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追求利潤與去庫存的開發商、高度依賴交易量的房產中介，在各自利益的驅動下，不惜採取違規行為，煽動消費者購房，推高房價、刺激成交量，真正成為炒房者的“羽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