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特點，制定能夠切實保障勞動力權益的社保政策。”
“當前，新的就業形態多元化，就業方式明顯增多。靈活就業非標準的勞動關係已成為就業常態和趨勢。”
……
疫情突如其來，“新就業形態”脱穎而出，成了代表委員的熱議話題。
關於“新就業形態”，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完善創業扶持政策，加大對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的支持力度。”去年底，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穩就業工作的意見》，指出“支持勞動者通過臨時性、非全日制、季節性、彈性工作等靈活多樣形式實現就業”，明確表示支持社會新就業形態和勞動者靈活就業。
“新就業形態”這一政策性概念，概括了新一輪技術革命所導致的就業模式、工作模式的巨大變化，引發廣泛關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不少企業開復工時間推遲，勞動者返崗時間交錯進行，而與疫情相關的行業企業缺工明顯；網絡購物、遠程辦公等新經濟異軍突起，數字化就業、情感勞動、遠程就業、共享員工等新型就業形態大量湧現，勞動者的就業選擇更多樣，就業方式更靈活，“新就業形態”脱穎而出。
新事物，有生機勃勃的一面，也有“煩惱”的一面，“新就業形態”也不例外。從固定崗位到靈活職務，從定時定點勞動到隨時隨地工作，從單一崗位到身兼數職，“新就業形態”有其自身特點，卻也遭遇不少現實難題。如，“共享員工”紓解了一些企業人員短缺，有利於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效益最大化，但目前我國《勞動合同法》中提供的靈活用工政策並無法適用，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風險。再如，外賣、快遞、網約車等新業態快速發展，新業態就業者與平台企業之間的法律關係卻經常模糊不清，勞動關係認定、工傷賠償、社保繳納等問題亟待規範。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新就業形態”是民生問題，也是經濟社會發展問題，還是法治問題。重視就業，重視“新就業形態”，關鍵要以問題為導向，加快系統化勞動規則的建設，加強統籌資金、技術、技能培養等政策體系的配套，破除新就業業態的相關障礙。
“新就業形態”的煩惱，是發展中的問題，發展中的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我們相信，有關方面及時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時補齊，保障“新就業形態”下各方主體，尤其是就業者的合法權益，“新就業形態”一定能健康成長！
（大眾報業·大眾日報客户端記者 孫秀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