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名士一直都是這一段亂世的特殊代表，其在文學、思想、行為等方面的特殊表現，一直為後世所熟知。而提起魏晉名士，很多人會首先想到“隱逸”、“隱居山林”、“縱情山水”這樣的情景，甚至“名士”在很多時候，會與“隱士”有着等同的含義。
而魏晉名士在不同時期，對於“隱逸”這件事的態度上，其實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不過，無論是世人譽之的“灑脱倜儻”，還是後世謗之的“欺世盜名”，魏晉名士對於“隱逸”這件事的選擇上，往往伴隨着 “存異”的目的。
自初期的“竹林七賢”到東晉江左“蘭亭名士”的演變，其實這當中已經包含了魏晉名士們，在隱逸這件事上主動性的改變。而魏晉名士在隱逸之事上主動性的演變，也可以反映出魏晉之世時局的發展。
公元263年，洛陽城東市，三千太學生感傷涕零。刑場正中，嵇康抬頭望了望太陽，輕撫古琴，一曲《廣陵散》悠然響起。
曲畢，嵇康死。
這一年是景元四年，在位的是曹魏魏元帝曹奐，不過朝中掌權的卻是司馬氏的司馬昭。這一年終，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在掌權司馬昭的堅持之下，曹魏發動了滅蜀之戰，最終覆滅蜀漢政權。
不過，對於當時的名士在來説，蜀漢的滅亡，並沒有比嵇康之死，更讓人震驚。而作為當時富有名望的“竹林七賢”之一嵇康被殺，體現出了當時名士的艱難處境。
來看一下當時的時局：司馬懿“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氏掌控了曹魏政權。司馬懿死後，司馬師掌權，廢掉魏帝曹芳，立曹髦為帝。司馬師死後，司馬昭又掌權，又殺掉魏帝曹髦，立了魏元帝曹奐為帝。
在這種局勢之下，當時的苦讀詩書的文人們，該如何選擇？“學而優則仕”、“忠君報國”的傳統思想之下，該如何面對司馬氏篡魏的時局？
這時候十分有名的文人們，便選擇了一條退而求其次的路，那就是“隱逸”。像“竹林七賢” 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大都與當時司馬氏的統治風格格格不入，才被動地選擇寄情于山水的隱逸之路。
當時司馬氏因“篡逆”之實，因而不斷削弱漢代以來“忠”的概念，大力推行以“孝”為主的名教思想。司馬氏藉由陳舊的儒學思想，來加強自身的統治。不過，對於司馬氏本身的篡逆之舉，和日益苛刻的政治手段，名士們逐漸表露出了相反的態度。
其中，作為竹林七賢領袖的嵇康，就多次拒絕了司馬氏的招募，還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這是對於司馬氏當時推行的以“孝”治天下的名教思想，作出了明目張膽的反駁。這可讓在曹魏肆無忌憚的司馬氏十分不滿，於是找了個藉口，便將十分有名望的嵇康處死。
嵇康的死，體現出了當時名士的困境。
因為司馬氏的統治太過嚴苛，還具有明顯的篡逆“司馬昭之心”，因此原本通過儒學成名的讀書人，便十分不滿司馬氏的統治，於是便選擇隱逸山林之中。
而司馬氏為了自身的統治，定然也會招募但是有名望的名士出仕，為了躲避司馬氏的徵召，於是名士們選擇像嵇康一樣，表達了自己與司馬氏統治不同的觀念。
不過，如嵇康一般，當時像“竹林七賢”一般選擇隱逸的名士，無法抗衡掌權的司馬氏，於是面臨了嵇康身死的結局。“七賢”當中其他人，在嵇康死後，也大都不得不接受了司馬氏的招攬出仕為官。
“竹林”期間的名士，所面臨的是與其所堅持的“禮義”“主張”衝突的時局，於是當時的名士不得不選擇隱逸，這個過程是被動的。而從結果來看，當時時局並未因隱逸名士的堅持而發生改變，反而當時名士在被時局影響。
“竹林”時期的名士，大概是不會高談闊論的，除了醉酒、彈琴、高嘯的隱士風度影響之外，當時司馬氏苛政時局下，妄議國事可能會遭遇嵇康那般結局。於是，名士們不再從名教的角度來議論國事，反而轉向了道家 “無為”“玄理”“空談”的言論。
於是，後世被認為是“誤國”的魏晉名士清談出現了。
清談何以“誤國”？
道理很簡單，清談所論大都涉及哲理和不切實際的內容，怎麼“空洞”怎麼來，要是説得在場之人沒一個聽得懂，讓人無法反駁，那更顯得清談能力強。而清談對治理國家的實際作用如何呢？可能很少，正是因為清談的這種特性，導致了清談成風的魏晉時期，讓人把毫無用處的清談當成了王朝覆滅的理由。
而魏晉名士，也是被動選擇“清談”這種方式的。試想一下，當時如果以儒生的角度，去談論司馬氏篡魏的歷史，會有什麼樣的遭遇？過於嚴苛的執政方式下，即便表達對司馬氏執政方式不同的觀點，都可能會遭遇如同嵇康那般結局，當時的名士還怎麼敢輕易“大談闊論”，為朝廷獻計獻策？
於是，名士們紛紛逐漸轉向了，符合隱士清靜無為之風的道家學説，當時只要是有名望的隱士，都是世人皆知的名士，而這些名士如何成名？當然不是以對抗司馬氏和對司馬氏執政指點而知名，大都是在與人清談時表達獨特的觀點和卓越的清談能力，才被人熟知。
如果説“竹林”時期的名士們，還不屑於妥協於朝堂，但後來的名士們，在不得不屈從於朝廷的時局下，也不得不依靠清談來適應那個時代。等到後來知名的名士們王衍、樂廣等人，早就不再需要用“隱逸”的方式，逃避朝廷，反而會藉助清談等方式逐漸靠攏朝廷。
並且，名聲如果不顯的文人們，還會以接近但是名士為榮，如果能與時下世人皆知的名士有過一場清談集會，那麼便是可以炫耀的經歷，自己的身份也可以藉以提升。
東晉宰相王導，曾經多次受當時名士點評，王導氣不過，便稱“我曾經在洛陽時，與當時諸位賢能名士同遊，汝等怎麼敢輕視我？”言下之意就是，我可是能夠與名士們一起參加清談集會的人，身份自然也十分尊貴，你們比不了。
由此來看，魏晉時期的名士們，在清談這件事上，由最初的妥協於時局，到最後主動去適應清談這種名士交遊形式，雖然依然是妥協大過於改變，但的確在主動性上已經超過了“竹林”時期，名士們被動隱逸的應對時局方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鹹集。——《蘭亭集序》
世人熟知的蘭亭集會，是發生在東晉中期太和年間的一場文人集會，參與者都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名士。像組織者王羲之，後來的東晉風流宰相謝安，當時著名清談家孫綽等四十餘人，無一不是當時響噹噹的“名流”。
而這些人當中，很多都是士族門閥子弟。像琅琊王氏的王羲之、王獻之、王徽之等，陳郡謝氏的謝安、謝萬等，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都有人蔘與。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名士的身份，已經與士族門閥很難脱離開干係。
並非出身士族的名士，有沒有？當然有，但很少，原因可以從當時時局的角度去看。
東晉建立之後，士族門閥壓制皇權，進而形成了以士族門閥為權力中心的門閥政治局面。於是，士族門閥發展到了鼎盛之期，進而士族子弟也佔據了東晉朝廷“高品”，而寒門庶族子弟便很難進入東晉的“上層”圈子。
不僅如此，經過“竹林”之後的發展，名士通過清談而不斷與朝廷靠攏，也因此逐漸發展成為後來士族門閥的主要構成，因此到了東晉門閥政治局面下，士族子弟們通過清談集會也成為士族階層的“內部圈子”。士族子弟通過清談集會，不斷加強士族門閥之間的關係，而寒門子弟因無法在江左出仕“高品”，於是便沒有了參與名士集會的機會。
於是，看蘭亭集會的名士，大都為士族門閥子弟，蘭亭集會在某種意義上，算是當時士族子弟的一次聚會。名士與士族的聯繫，在當時早已密不可分。
而如上所談及，像“蘭亭”這樣的名士集會，已經是士族階層的“自留地”，這也體現出了“蘭亭”名士所面對的局面，早就不需要像“竹林”時期的名士那般，還需要靠隱逸來逃避朝廷迫害。
可是，即便是士族之間，也存在朝廷之中的權位爭奪。像輪番在東晉掌權的琅琊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等門閥，士族之中的子弟在朝中的權位越高，士族門閥越能在東晉朝堂之中佔有掌控權。
但是，士族子弟需要靠什麼來獲得出仕關鍵官職的機會呢？
在當時出身都相差無幾的情況下，自身的名望，決定了可以依據出仕官職的高低。像陳郡謝氏的謝安，就因為名望很高，而被徵召入朝，最終才得以在其指揮下，擊敗前秦的南下護住了江左安寧；殷浩素有名望，也因此被簡文帝司馬昱重用，充當北伐主帥。
不過，名士的名望如何積累？除了在清談集會上的玄理玄談之外，還有一個更便捷的方式，那就是選擇隱逸，不過卻要高調。
謝安的“高卧東山”和“東山再起”中，東山就是謝安隱居的地方，在謝安出仕之前，一直隱居於東山，直到朝中的謝氏子弟受牀，謝安才以隱士的名望出仕。殷浩在被司馬昱徵召之前，也有過十年的隱居生涯。
不過，無論是謝安還是殷浩，隱居並不代表“隱姓埋名”，謝安和殷浩的名望一點都沒因隱居而減少，反而因遠離朝堂、寄情山水的“高風亮節”而愈加被世人熟知。也正是在隱居時的名聲積攢，謝安和殷浩才得以入世之後，得以出任高品官職。
包括組織蘭亭集會的王羲之，後來也因不滿長官王述的管轄，而主動辭官隱逸。可見當時東晉名士，已經不再如同嵇康等人那樣，會因為時局的逼迫不得不去選擇隱逸。
從“蘭亭”名士們主動選擇隱逸來看，此時名士們已經有了主動適應時局的選擇權。當時名士大都出自士族，而士族又是當時的權力掌控者，因此名士們可以不再懼怕朝廷的迫害。
而為了在權位爭奪之中獲益，士族名士們還會主動選擇隱逸的方式，來提升自身名望，以獲得更好的出仕機會。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刻意“存異”地去隱逸，已經是目的性非常強的獲益方式。
名士與隱士經常有比較，在大多數的概念當中，選擇隱逸的文人，也大都是名士。可是，魏晉名士的隱逸，在不同的時局之下，在主動性上也有着不同的選擇。
“竹林”名士，被動選擇隱逸，因不滿朝廷的統治，這是不得不去存異；
“清談”名士，妥協於朝廷，逐漸不再因逃避而隱逸，嘗試主動適應時局；
“蘭亭”名士，多出自士族，屬於權力中心，主動隱逸的刻意存異，以士族利益為基礎。
綜合來看，從“竹林”名士不得不為了避難而隱逸，到“蘭亭”名士為了權位而隱逸，這是魏晉名士由被動到主動的隱逸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