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的叛逆精神被狗吃了嗎? 2015.8.5日

  近日,作家閻連科在一個讀書會上表示:80後是相當懦弱的一代人,沒我們以為的那麼反叛。

  “80後”是個不新鮮,但依然非常有看點的話題。曾經,他們被批離經叛道,判詞是“垮掉的一代”。如今,他們的“叛逆”被質疑,判詞是“失夢的一代”。

  那麼,“80後”到底是叛逆的,還是順從的?什麼決定了一個時代人的特質?

  ●普通“80後”只有青春叛逆期

  “80後”這一名詞首先誕生在文學圈,作家恭小兵將出生在1980年代的青年寫作者定義為“80後”文人。隨後,“80後”迅速演化為一個社會人口學和文化概念,被廣泛採用。據南京大學統計,中國有近2億“80後”。

  大多數80後這樣回憶自己的青春:“小學時我們一邊在老師面前唱‘太陽當空照,花兒對我笑,小鳥説早早早,你為什麼背上小書包’;初中時我們一邊學人體生理衞生,一邊看古惑仔,研究金庸武俠小説;高中時我們一邊傳着紙條看着漫畫,一邊練習東西海三城模擬做四中黃岡試題;大學時我們一邊狂熱世界盃讀哈利•波特同居翹課,一邊學鄧論馬哲毛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在普通80後的成長軌跡中,書山題海埋頭苦讀仍是主旋律,除了青春期本身的躁動之外,看不出多少叛逆的影子。儘管他們一出生就遇上了改革,經歷了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又是計劃生育政策下的獨生子女一代。但較他們之前出生的人而言,那仍是一個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繁榮的年代,每個人的人生軌跡基本固定,很難出現大的動盪和轉折,更提不上驚世駭俗的反叛了。

  ●幾個“叛逆分子”攪亂了一池“死水”

  80後是如何被貼上“叛逆”的標籤的呢?

  除了青春期讓家長頭疼的遊戲、早戀、打架現象外,80後叛逆的印象大約是從新概念作文大賽建立。1999年,一場名為“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活動從上海蔓延至全國,吸引了大批“80後”學生參與。韓寒、郭敬明、張悦然等新鋭偶像年少成名,以叛逆者的姿態出現在大眾面前。

  2004年2月2日,作家春樹作為“80後”的代表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亞洲版的封面。春樹與韓寒、曾經的黑客滿舟、搖滾樂手李揚等4人被《時代》週刊認為是“中國80年代後的代表”,並將其與美國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並論。文章以“ling lei”(另類)來稱呼他們,認為他們是中國的新激進分子。

  本來“叛逆”、“另類”只是幾個少數人的標籤,隨之它迅速落到了一個龐大的羣體頭上。

  分析這幾個“叛逆”的代表,他們叛逆的實質並不同。

  如果叛逆體現的是主動精神和自覺意識,韓寒大概是最具反叛精神的的一個。他抨擊“老師”、“教育體制”和“純文學”,被主流視為異端;他的“退學”行為也被中學老師和家長當做反面教材。那時,韓寒的無畏對被學業和老師壓得牢騷滿腹的同齡人來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至於春樹、郭敬明和張悦然,則是用一支筆提供了諸多“反叛”形象,主要寫的是叛逆青春,是撕X、墮胎、性和死亡,而不是普通人的青春。

  現在看來,80後沒那麼叛逆,否則韓寒不會如此扎眼。但每個時代的叛逆者,永遠都是少數,韓寒能被相當一部分同齡人視作“領袖”,這説明80後身上仍有叛逆的基因留存。

  ●“80後”進入社會後,人們發現叛逆的帽子扣錯了

  2010年,是“80後”開始邁入30歲的元年,他們的人生進入到工作、婚戀、生育模式。許多媒體也開始對“80後”做系統性的總結。

  “80後”身上的標籤也變了。“叛逆”早已是往日雲煙,屌絲、蟻族、啃老、剩男剩女成了80後的新形象。

  網上流傳的《史記•八零後列傳》描述了“80後”的一生:“夫80後者,初從文,未及義務教育之免費,不逮高等學校之分配,適值擴招,過五關,斬六將,碩博相繼,數年乃成,負債十萬。覓生計,十年無休,披星戴月,秉燭達旦,蓄十萬。樓市暴漲,不足購房,遂投股市,翌年縮至萬餘,抑鬱成疾。入院一週,傾其所有,病無果,因欠費被逐院門。醫保曰,不符大病之條例,拒賠。友憐之,賒三鹿一包,衝而飲,卒。”

  一段戲説道出了絕大多數80後的痛點。武漢大學發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住房、婚戀、競爭壓力、人際關係、父母贍養、個人亞健康狀況、保險保障等,構成了“80後”青年普遍面臨的現實枷鎖。對於來自中小城市工薪家庭及農村家庭的人而言,上述壓力尤為明顯。

  “80後”自嘲是最慘的一代。比較對象是1960-1975年出生的人,因為他們基本上每個點都踩準了,讀書趕上高考恢復,畢業遇見鄧小平南巡和互聯網創業潮興起,受益於改革最多。而“80”後什麼都沒撈着。

  謀生不易,前途渺茫,“逃離北上廣”和迴歸體制曾一時成為“80後”討論的熱點。2010年,馮侖對當時“80後”迴歸體制內的行為頗感興趣:“市場經濟環境下,自由就是枷鎖,選擇就是恐懼。大家開始害怕自由,因為不願承擔責任、承擔壓力。‘體制內’理所當然地成為了‘80後’所假想的安全島。”他同情這代人:“我們當年可以推卸責任,把所有的困難推向了單位。現在的年輕人,只能將處境的喜憂歸結為能力或者運氣,別無他法。”(《南方人物週刊》)

  工作,賺錢,買房,結婚,生子……生活就像一個又一個的坑,等待着人去填滿。“80後”融入了這套生活秩序,他們以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來激勵自己,滿腹怨言但勤勤懇懇,不敢鬆懈。

  “懷舊”過早地降臨在“80後”身上,而懷舊被認為是早衰的徵兆。青春時代對美好生活的承諾被資本時代叢林規則的邏輯擊得粉碎,所以無論是初中英語教材裏的李雷韓梅梅,還是《老男孩》裏“當初的願望實現了嗎?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嗎?任歲月風乾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的悲情唱腔,都會勾起80後的懷舊情緒。

  一個社會的中堅力量,似乎都是隱忍的。當初簡單扣在“80後”頭上的叛逆帽子,明顯不合適了。那麼,曾經的叛逆“旗手”呢?

  韓寒學會了掌握尺度,不越雷池,雜文家、公民韓寒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國民岳父、段子手韓寒。而郭敬明因勤奮、善於經營和對社會規則的良好適應成為比韓寒更受歡迎的偶像。

  ●一個時代的青年特質是由什麼決定的?

  閻連科説,相對於50後、60後,80後是相當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們今天面對現實的時候,我們找不到80後的聲音了。

  50後是紅衞兵主力,經歷革命風潮、上山下鄉,60後大玩地下搖滾和行為藝術,70後成為天之驕子。與他們相比,80後的生活波瀾不驚、乏善可陳。

  但時代的土壤不同,人的選擇也就不同。革命時代的青年有多少人是真的反叛?又有多少人是被時代洪流裹挾?

  到底什麼能決定一個時代的青年特質?

  《萌芽》雜誌主編趙長天認為:“從近現代史的發展軌跡來看,經歷最具爆炸性變革的青年一代,只有五四時期和當下。前者是出來個‘德先生’、‘賽先生’,後者則透過互聯網,到達了全世界。正因為身處變革漩渦,才會有更大的壓力,才會更加趨向現實,屈服現實,無法浪漫。”

  浪漫需要土壤。“80後”的時代,工業化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社會秩序,浪漫的空氣空前稀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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