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就業流行,然而政府該如何解決就業難問題。九月十月，是校園招聘的高峯季節。據統計，2016屆高校畢業生達到765萬人，比上屆增加16萬人，再加上往年未就業畢業生，據説有近1000萬人準備投入就業市場。而另一方面，經濟進入“L型增長”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足以斬釘截鐵地下個結論——今年又是一個“史上最難就業季”，比往年的“最難”還要難。在此背景下，光明日報頭版發表題為《“慢就業”不失為一種選擇》的短評，並引來不少媒體附和。對於“慢就業”，到底該如何看呢?
要點速讀1“慢就業”或“間隔年”對於個人或許有一定意義，但政策制定者不應看重這個。2“充分就業”作為一種政策目標和責任，其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有關部門應及時採取行動。作為一種個人選擇，“慢就業”有其意義;但作為一種政策輿論導向，人們確實有理由擔心
近日來，“慢就業”的説法在許多媒體上都能看到
光明日報頭版的這篇短評，寫得確實非常簡短，只是籠統地肯定擇業觀變化是好事，認為“磨刀不誤砍柴工”，認為“慢就業”給了人們“沉靜下來仔細觀察、學習、思考的時間”，“可以讓自己以更成熟的面貌面對人生”。這種説法毫不意外招致了批評，被認為是官媒在替當局推卸責任，有人甚至稱“慢就業”是有關部門為了“把失業裝修成華麗的牌匾”而想出的新名詞。
其實“慢就業”也未必是新名詞，國外也有類似説法。“在國外大學畢業學生中，不少選擇’間隔年’，即大學畢業之後不馬上就業，而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新京報隨後附和“慢就業”這一提法的社論，介紹了“間隔年”(Gap Year)這個外國流行概念。
的確，“Gap Year”在國外是個流行概念，但這個説法與延遲就業沒有必然關係。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大女兒就決定選擇Gap Year，不過她才高中畢業，也不是讀不上大學，相反她已經被哈佛錄取，只不過是決定推遲一年入學。像她這樣的例子，是真的想去做些志願活動，充實人生，豐富閲歷，這當然是挺不錯的選擇。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大女兒在高中畢業後選擇了Gap Year
當然，外國也有很多人是在大學畢業後才Gap Year，不過許多情況下，就是因為就業壓力而被迫如此的。台灣著名作家王文華指出，如果想通過“去國外流浪”來轉變自己，那一年足夠嗎?就不能在工作中“改變自己”嗎? 在他看來，台灣年輕人之所以不想走主流的路，選擇延期畢業、打工度假、Gap Year、輟學、辭職、創業，原因就是台灣的低薪和高失業率。
對於每個個體來説，不管是“慢就業”還是“間隔年”，確實可以作為一種個人選擇。而且隨着社會的發展與當代大學生們見識的增長，畢業生們越來越不易找到心儀、願意從事的職業是一個全球現象，像日本政府就統計出，有勞動熱情卻未就業的“潛在勞動力”超過635萬人。但如果政府或官媒去鼓吹“慢就業”，人們就有理由擔心了，就業形勢已經這麼不好了嗎?不管人社部和統計局再怎麼説“形勢穩定”，經濟下行與失業的關係是人所共知的，經濟學上也有“奧肯法則”描述這一現象。
所以説，鼓吹“慢就業”要慎重，不應給人一種“撂挑子”的感覺。因為對於全世界的政府來説，降低失業率、創造就業機會都是首要任務。
參考外國經驗，“充分就業”作為一種政策目標和責任，其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對於關注全球經濟的人而言，在今年年中“英國脱歐”成為現實之後，最為關注的還有兩個事情，一個是美聯儲到底加不加息、何時加息;一個是希拉里和特朗普誰能當上下一任美國總統。巧合的是，在這兩件事情上，就業情況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長期關注美國加息這一問題的人，可能已經注意到，美國的就業情況與是否加息有密切聯繫，經常能看到諸如《非農就業報告糟糕透頂 耶倫加息訊號會否有變?》、《就業數據趨好美聯儲12月加息預期強烈》這樣的新聞標題。這首先是因為，美國聯邦法律規定“促進充分就業”是美國聯邦儲備局的一項法定職責，但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美聯儲已經總結出，促進就業最大化是一項與控制通貨膨脹同等重要的任務，在必要的情況下甚至可以允許通脹高企，優先保證就業：比如冒着引發通脹的危險實行量化寬鬆政策，目的是促進經濟活躍和企業招聘。要知道，中央銀行控制貨幣發行是本職工作，控制通脹是美聯儲比較容易實現的目標，但就業情況很大程度是由經濟結構和勞動力市場變化等因素決定的，中央銀行對此基本沒有影響力，但美聯儲依然強烈地將政策制定與就業情況掛鈎，原因在哪呢?
這是因為，就業水平對經濟總體狀況是有着決定性影響的，甚至比GDP增長本身都來得重要。因為如果一個社會有巨大的失業人口，那就表明有巨大的社會資源正在被浪費。長期失業會導致失業人員技能喪失，導致這些人難以再就業，這會嚴重影響長期的經濟增長潛力。而且高失業率讓消費者不敢支出，因為高失業率會讓僱主們壓低工資，並增加工作保障的不確定性。總而言之，高失業率讓失業者變成“負擔”，充分就業則使得所有人成為增長的動力，這其中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大選電視辯論中，就業議題毫不客氣地成為了第一個辯題，希拉里一直強調要通過發展科技、清潔能源、扶持中小企業等方式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特朗普更是明確地表示要把美國人的工作從中國人、墨西哥人手裏搶回來。
年輕人的失業問題造成的後果有多可怕，看看歐洲和阿拉伯地區就知道。希臘連續7、8年的衰退，與年輕人超過50%的失業率是相伴隨的，其他幾個被稱為“歐豬”、缺乏活力的國家，年輕人失業率也是高企，而以經濟健康著稱的德國，年輕人失業率就非常低。在阿拉伯地區，失業問題更毫無疑問是長期動盪的一大根源。
2013年8月歐洲各國年輕人的失業率，部分國家情況非常嚴重
我國“調查失業率”迄今未常態化公佈，有關部門對就業方面工作做得遠遠不夠
作為一個多年來持續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失業問題未如一些西方國家來得那麼嚴重。但不得不説的是，這方面的透明度相當低，統計局給出的數據只能做些參考，這有可能使得經濟L型之後，政策制定者、企業主和廣大在職人員對現在或未來的就業形勢不能做出準確的估計，可能會導致許多惡果。
比如，眾所周知這兩年遼寧省的經濟情況很不好，但遼寧的失業情況如何人們並不清楚，因為遼寧省並沒有公佈調查失業率，直到國家統計局官員不久前在發佈會上透露是超過7%，遠超其他省份。且不説這個數據是否反映了真實情況，但這個數據還只是“透露”的，並沒有正式公佈。自2013年李克強訪英前夕在《金融時報》透露中國的調查失業率是5%後，幾年來人們一直在呼籲將調查失業率常態化公佈，但迄今都沒有做到，統計官員一直在説“等條件成熟”，並始終在強調目前使用的登記失業率的有效性。對調查失業率從來就只有統計局官員口中只鱗片抓的信息，而且基本還波動不大，全國總體一直在5%左右，與經濟增長快慢似乎毫無關係——對比其他國家的失業率狀況，這基本是不可想象的。
這樣的就業數據公佈狀況，使人們難以知道中國真實的就業現狀，何談政策如何制定，人們該如何應對?相比之下，美國人對就業數據的披露可以説是非常充分，也非常關心。現任的美聯儲主席耶倫，與勞工部門一點關係都沒有，但對就業數據卻極其敏感，在制定政策時不僅關注失業率這一個數據，還關注長期失業者數量、勞動參與率、自動離職率、工資增長狀況等一系列數據。
現任美聯儲主席耶倫，對就業市場數據極為關注，在學者時代她就以勞動經濟學方向的研究而知名
創造就業機會的政策，需要行動
如前所述，貨幣政策並不是唯一跟就業狀況有關的政策，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政策，但美聯儲都如此重視政策制定時與就業狀況的關聯，可見對於整個政府來説，應該如何去看待就業問題。中國的央行同樣關注就業問題，但不像美聯儲那樣，只把就業率和通脹率作為控制目標，而是還關注穩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問題，這會使得貨幣政策作用於就業市場的效力降低。
所以，更重要的是與勞動力市場有關的部門去做出行動，比如人社部等，如何去想辦法促進就業尤其是年輕人就業，而不是在實行延期退休時告訴年輕人不影響他們就業，卻拿不出有力的論據與數字。統計部門更不能為了數據好看而繼續使用登記失業率，因為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是不會去進行登記拿低保的，而是選擇去啃老，或者去創業、做淘寶、做微商(不是説這些選擇一定有問題，有些人很成功，但總體看風險比較大)，甚至説讀研讀博也只是用來推遲工作的方法。這些都不會反應到失業率上，但這些人真的都能稱之為就業了麼?
在經濟L型增長背景下，未來的就業市場可能會越來越嚴峻，“慢就業”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有關部門應該大力去制定創造就業機會的政策，這已經是刻不容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