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一篇短文，雖然只有84個字，卻成教材常客，到底好在哪裏

宋人一篇84字的遊記，信手寫來卻成千古經典，老師要求人人會背！蘇軾的一篇短文，雖然只有84個字，卻成教材常客，到底好在哪裏？

有句俗話，叫“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本意是指懂行的人不費勁就能摸清對方的虛實。如果把這句俗語套用到寫作上，就可以這樣説：“大家一出手，長短都是優。”文章的優劣，不在長短，而在於內容。當代著名詩人艾青在《詩論》中就説過：“詩的優劣不在於取材的大小、篇幅的長短，關鍵在於怎樣寫，從怎樣的角度看到世界。”

“短而精”的佳作，在歷史上並不鮮見，比如老黃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這篇精短佳品《記承天寺夜遊》，即為一例。《記承天寺夜遊》是一篇遊記，記敍的是作者夜不能寐，趁興遊覽古寺的情景，全篇只有84個字，卻將作者從有夜遊之想，到成行，到會友，到賞景，到感悟，依次寫來，一氣呵成，毫無拖泥帶水之筆，因而成為遊記中的千古名篇。其文曰：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全篇共84個字，卻寫透了五件事情：

其一，夜幕降臨，正當解衣欲睡之時，突然發現月光透過窗户照進寢室，於是，作者的睡意全無，有了賞月之念，衣不再解，便欣然起身出門。

其二，無論春遊還是夜遊，都是賞心樂事，這要的快樂有人共同分享才為至樂，這就是孟子所説的“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嘛！所以，作者不想做“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李白。他想到了借居承天寺的好朋友張懷民，於是踏月尋至承天寺。

其三，好朋友張懷民與作者也是同好中人，有此好月，當然也沒有絕情地背月而睡，彷彿就是等着好朋友來騷擾似的，虛門而待。眼前有良辰美景，身邊有懂己之人，這樣的夜遊，才不枉空中那輪皎月的殷勤照耀。

其四，接下來，作者就濃墨重彩地描述月色下的承天寺，説是“濃墨重彩”，其實也不過寥寥一十八字：“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庭院中的月光，宛如積水那樣清澈透明；水面下的“水藻、水草”縱橫交錯，其實，那是作者的錯覺，所謂的“水藻、水草”，原來是庭院裏竹子和松柏樹枝的影子。人與寺，月與影，就如此和諧地融為一體。

其五，是作者此時此刻的所感所想：“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匆匆人世，哪一個夜晚沒有月亮？大千世界，哪個地方沒有竹子和柏樹呢？只是缺少像我們兩個這樣清閒的人罷了。作者的這種感悟，用句現代流行的説法，就是“這世界並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

作者用84個字，記敍了一次趁興夜遊，為何會成為遊記小品中的佳品，還多次入選現代中學教材，成為老師要求的人人必背的篇目？《記承天寺夜遊》到底好在哪裏？為何一直受後世追捧？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們還得説説本文的寫作時間與其作者説起。

文章開篇就點明瞭時間，“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這個日子對於提升本文品質有何特別之處呢？元豐是宋神宗趙頊年號，元豐六年為公元1083年。四年前的元豐二年，北宋朝中發生了一個著名的歷史事件，那就是“烏台詩案”。“烏台詩案”的受害人就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因反對王安石的新法被調為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所以在謝表中的表達肯定有文采飛揚之處，結果被朝中別有用心的人“抓了辮子”，説他語含譏諷，用心不良，是在發泄被貶的滿。後來，他們又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的大帽子一頂頂扣下來，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

元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台詩案”（烏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台）。蘇軾雖然經人營救，死罪得免，得是活罪難恕。蘇軾在下獄一百零三日後，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正是蘇軾被貶黃州接受監管的日子，他為何有如此雅興，夜半邀友賞月？按照一般人的活法，這種日子痛哭流涕才是正理啊？能在如此逆境，寫出如此清明澄澈的文字，從一個側面，傳達的是作者蘇軾的超然豁達的人生態度，這才是這篇遊記給予讀者最“激昂”的啓迪。

大家不愧是大家，他一出手，就異於凡響。蘇軾的這篇《記承天寺夜遊》以真情實感為依託，信筆寫來，起於當起，止於當止，猶如行雲流水，於無技巧中見技巧，達到了“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的境界。這樣的寫法，對於中學生寫作有着較強的示範性，所以，才會成為必背篇目。

蘇軾之所以能入選“唐宋八大家”，並不因為他的詩與詞，而是得益於他的文章。唐宋八大家又稱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位散文家（唐代柳宗元、韓愈和宋代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的合稱，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提倡散文，反對駢文，給予當時和後世的文壇以深遠的影響。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