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金軍攻取北宋首都東京，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後，倖免於難的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南下逃亡，於南京應天府定都，建立南宋。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殉國。崇禎皇帝死後，仍然忠於明朝的宗室及文武大臣紛紛南渡，建立南明政權。
這兩段歷史何其相似，不論是南宋，還是南明，它們都是前朝滅亡以後在南方建立的延續性政權。可是，兩個南渡政權最終的結果卻完全不同。南宋與金朝劃江而治，延續百年，一直到蒙古鐵騎南下才走向滅亡；但南明政權卻延續了不到二十年，就轉瞬滅亡。同樣是南渡政權，兩者為何會有這樣大的差別呢？
天命要亡
北宋的滅亡，其實是一件很忽然的事情，在金軍攻破東京以前，整個北宋社會整體上還是很繁榮的，國家經濟仍處於上升期。換言之，北宋還沒有腐朽到必然滅亡的地步，它不同於已經爛到骨子裏的明朝。
明朝的體制是穩定的，以致於這套政治體制延續了兩百多年。可是，到明朝末年，它的體制已經完全被侵蝕，國家黑暗，政治腐敗，朝堂黨爭不斷，官員剝削百姓，上位者全然不關心百姓的死活。
這樣一來，明朝末年遍地都是起義軍，尤其是張獻忠和李自成兩人，一個佔據西北，一個佔據西南。這嚴重擠壓了南明政權的生存空間，也削弱了南明的力量。反觀南宋，雖然面臨強敵，但內部統一，凝聚力強。
除此以外，晚明時期，中國還迎來了“小冰河”時期。在這數十年間，整個明朝天災不斷，夏天旱澇頻發，冬天則奇寒無比，連上海等南方地區都受災嚴重。天災對於明朝的打擊是巨大的，史料典籍記載了災難下百姓們的慘狀：“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漢南續郡志》）
這樣的災害，在崇禎在位期間從未中斷過，而明朝政權由於腐朽不堪，根本無力對災區進行有效賑災，無路可走的災民們只能起來造反，這也是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屢戰屢敗，卻依舊從者如雲的原因。
可是，清朝建立以後，小冰河時期卻迅速結束，這可能只是偶然，但在當時，人們很難不將其想成是老天也要明朝滅亡。
人事未盡
當然，明朝滅亡並非全是天命的問題，明朝自己，也沒有盡人事。相比於宋朝，明朝在人和方面本身就先天不足。宋朝重文輕武，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此舉雖然讓宋朝武力衰微，但好歹拉攏了士大夫集團。北宋的文人對於宋朝是忠心耿耿的，北宋滅亡以後，大量有影響力的士大夫南渡，與趙構一同建立南宋。即使當崖山海戰南宋滅亡已是必然時，還是有數十萬軍民投海殉國，足以可見不論是文武大臣，還是士卒百姓，他們對於宋朝都是衷心擁護的。
可是明朝不同，自朱元璋時期，明朝的皇帝與大臣們的關係就是一種詭異的“對立”關係。明朝初期，就算官員心有不滿，但高壓反腐的政策至少讓百姓們衷心擁護；然而到明朝中後期，官員們剝削百姓，讓百姓視官府如仇敵，皇帝們打壓官員，讓官員們憤懣不已。整個明朝的政治局勢，都處於一種極端的高壓態勢下。
隨着明朝走向衰微，整個明朝的矛盾徹底激化。當李自成攻佔北京城時，官員們卑躬屈膝，百姓們視若無睹，這足以體現明朝已經喪失民心。南宋剛剛建立時，局勢不比南明好太多，趙構曾被金軍一路追趕到海上，狼狽不堪。可是，南宋湧現出一大批力挽狂瀾的人物，岳飛、宗澤、韓世忠等人率領南宋軍民英勇抗敵，挽救了處於危難的南宋政權。即使是南宋滅亡以後，還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一眾豪傑帶着宋末三帝抵抗元軍。可是，南明到最後依賴的，卻只有一位曾是“賊寇”的李定國，這不能説不是一種諷刺。
這還不算，在明朝民心盡失的情況下，崇禎皇帝還屢出昏招，他聽信大臣們“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忽悠，留守北京城，自縊殉國。崇禎帝的舉動也算可歌可泣，但客觀地講，他這是極其的不負責任。明朝本有南京這個曾經的首都，佔據淮河以南，憑藉江南地區的賦税完全可以嘗試與清軍劃江而治，再徐徐圖之。可是崇禎皇帝最終卻放棄了南渡，錯失了這個機會。更要命的是，崇禎皇帝臨死前沒有清晰的指定繼承人，這使得明朝滅亡以後，南明陷入內鬥，大臣們也分成不同的派系。弘光政權建立元年，就發生了三大疑案，牽連慘死者不計其數，這嚴重削弱了南明的凝聚力。
不僅是這樣，弘光政權在建立以後，還愚蠢的想要聯合清軍，掃清賊寇，這便是臭名昭著的“聯虜平寇”政策。可是，清軍卻以代明“復仇”為名推行滅明之策，迅速擊潰多個反清力量。
其實，從史可法率領揚州百姓死戰抗清，嘉定百姓誓死抵抗，江陰“竟無一人降者”這種種事例來看，百姓們對於清人這個外來政權是十分不滿的。如果南明能夠抓住機會，聯合多方勢力，完全可以像南宋一樣，再延續個百年。可是，南明政權卻屢出昏招，起義軍又自相殘殺，這使得清軍坐收漁翁之利，勢如破竹的一路南下，最終滅亡南明。
參考資料：
《漢南續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