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我們現在步步驚心地穿越到了康熙的宮廷，看到了一個個傳教士，他們從人體構造講到地球宇宙。我們也許會覺得，這些人象徵着現代的科學知識，我們應該努力向他們學習，然後中國就會走上科學強國的道路。這時，如果我們繼續穿越的旅程的時候，我們就會想象自己的改革計劃會受到阻撓。比如，深受儒家傳統訓練的士大夫不願意接受西方的知識體系。於是我們的劇就可以拍下去了……這種穿越想象，看似吸收了一些史實，背後其實有很多誤區。
這回答比較長，§1-4 是第一部分，討論視角和取徑的問題，主要都是現下學者的看法。§5 開始是第二部分，我們來看一些清代地圖，體會一下之前講的內容，附送一些題外話。§8 是一個小結，也強調一下這些文字的侷限。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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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已經深受現代西方科學的福澤了。想象一下，譬如在飛機上突然感到不舒服，然後走過來一個大叔，説自己是醫生，頓時我們就覺得自己有救了——雖然這可能也不是可以看好的病。但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青黴素的現代發現是 1928 年，1930 年臨牀試驗的時候還會經常失敗，要到二戰期間他的實際效果才進入普通人的世界。在這之前，現代西方醫學的進步雖然日新月異，但在面對非常多的疾病的時候還是非常脆弱的。1910 年到 1911 年滿洲大瘟疫，這時候已經是清末了，俄國與日本都積極通過衞生、醫療等手段介入東北，伍連德等人也積極運用現代防疫舉措，控制疫情擴散。然而，在這樣的一次國際合作中，強勢登場的西醫治好了幾個病人呢?一個也沒有，就是沒有(Sean Hsiang-lin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41.)。
19 世紀的時候就更加如此了。我們覺得大英帝國，科技發達，政治開明。大清帝國，閉關鎖國，愚昧落後。就算是這樣。但在面對一些自然災害或者疾病面前，二者的知識與技術其實都是非常無力的。克里米亞戰爭有時被稱為第一次現代化戰爭，但英軍在傷員救治、藥品補給等方面就是一團糟。這迫使英軍進行全面改革，升級之後的英國海軍軍醫很快就在大沽口得到檢驗。第二次大沽口之戰，英軍死亡 81 人，受傷 345 人，損失艦艇 6 艘。當時海軍醫生 Dr. Walter Dickson 的日記部分地保存了下來。他告訴我們當時英國的戰地醫療其實也非常“原始”，他們對於疾病的理解其實和明清的一些中醫理論差不多：吃草藥可以排除體內毒素，出汗可以幫我們排除過多的熱氣，有了膿包以後先用涼水然後用根管子把膿抽了……換而言之，如果有一場人體知識競賽的話，19 世紀中期的英國醫生可能比同時的中國醫生知道多得多;但實際面臨各種疾病的時候，大家能做的其實都很有限。可能都和現在的男朋友水平差不多，“親愛的，多喝點熱水……”
所以 Ruth Rogaski 在梳理完其中的有關文獻以後得出結論是這樣的：如果説克里米亞戰爭後大英帝國呈現出了一個現代國家的面貌，主要也是在人員管理、物資補給等組織層面，而不是在醫療技術層面。(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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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在 18、17 世紀的時候，許多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行醫。很多人自己就沒有受過完整的西方醫學訓練，為了在普通羣眾中傳教，必須要點亮給人看病的技能，只能半路出家。或者，因為耶穌會帶來了一些醫書，臨時惡補;或者，索性學習一些中國的本草知識，反正可以幫助傳教就好(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但事實上，即使他們接受了完整的西方醫學訓練，也無濟於事。Keith Thomas 有一本名作叫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這是講在十六、十七世紀的英格蘭，一個人生病了也未必會相信受過正經訓練的醫生。他們的學問固然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蓋侖，又兼哈維的新發現，但實際效果其實沒有比巫術好多少。其實，下圖可以比較生動形象地反應他們的知識世界：
(轉引自 Bridging Traditions: Alchemy, Chemistry, and Paracelsian Practice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Early Modern Studies, Volume 15)，第 22 頁)
這是一本 1683 年的書的封面。乍一看這些歐洲人在研究科學——又觀察天文，又鑽研化學的。他們有先進的觀察手段：地球儀、燒瓶、望遠鏡。要之，這真是現代科學的先驅啊!要這樣想，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他們在探索醫學。他們覺得觀測天上的星星，可以預測疾病，治療疾病。這在當時是一種很嚴肅的知識探索。
進入清廷的傳教士就是來自這樣的知識世界的。他們的解剖學知識、地理學知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當然，是更符合現代科學標準的一部分(見 Hasuran Li 老師的回答)。相比中國的醫師而言，他們面對疾病同樣是脆弱的——不然董鄂妃母子也不會死，也沒康熙什麼事了。不過最重要的是，對於清廷的人來説，他們的解剖知識首先是又一種新奇的觀點。
而這裏的關鍵詞是又。
康熙絕不是閉關鎖國、沒見過世面的土皇帝，他知道各種不同的東西。據 Susan Naquin 的統計，滿清皇家資助的寺廟就有 317 座，遠遠超過明代皇家資助的 196 座(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331.)。新增的不少是藏傳佛教的寺廟。這些喇嘛本身就有非常系統、發達的知識體系。就醫學而言，八世紀就有了博大精深的《四部醫典》。而且，非常有可能，通過當時在吐蕃王庭的波斯醫生，西藏的學者吸收了希波克拉底為代表的諸多希臘醫學知識(Christopher Beck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Greek Medicine into Tibet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 Centuries.”)。有趣的是，來華天主教傳教士早先讀書的時候，就應該學習過伊本西拿的《醫典》(al-Qānūn fī ṭ-Ṭibb; Canon medicinae)——這書在當時歐洲醫學院有着廣泛的影響。而這書也是基於希臘醫學而展開的。所以近來就有學者認為，至少一些部分的天主教醫學知識，和西藏的《四部醫典》是可以聯繫起來的(Ronit Yoeli-Tlalim, “On urine analysis and Tibetan medicine's connections with the West”)。無論這種猜想是否成立，各種不同的對人體的認識，康熙沒少聽説過。天主教帶來的知識，也不會自動被加上主角光環。
順帶就來説一下西藏人掌握的知識。往後一些，18 世紀的吉美靈巴 འཇིགས་མེད་གླིང་པ། (’Jigs-med-gling-pa)有一部關於印度的作品，其中描述的世界是這樣的：
(Michael Aris, ’Jigs-med-gling-pa's Discourse on India to the South(1789): A critical edition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Buddhist Studies, 1995), 65 note 10)
吉美靈巴這個時候早就知道在廣州的紅毛和在加爾各答(ཀལིཀཏར་，ka-li-ka-tar)造船的奇怪人，其實屬於同一個邦國，都叫ཕེ་ རེང་བ་(phe-reng-ba)——這詞來自波斯語的法朗機(Ferengi)，泛指歐洲人。這書完成的時候(1789 年)，乾隆還沒有搞清楚這件事，他還覺得在廣州的商人和在西藏背後出現的小邦沒什麼關係……(這是下書的主要觀點之一：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另外，吉美靈巴還很靠譜地指出，這些人雖然船堅炮利，但唯利是圖，精神世界很貧困，比起我們的魏源林則徐其實還早了半個世紀。
當然，並沒有證據表明在北京的喇嘛有機會向康熙講述類似的世界認識，這只是説明，不同體系的地理知識就在清廷周圍，佛教的世界結構，耶穌會的世界地圖，他們都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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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歸正傳，在我們很多人的穿越想象中，我們顯然低估了藏人擁有的知識;當然，回回人從宋開始就開始承擔天文歷算的技術官僚。由此，接受了西方科學統治地位的我們，就很難理解滿族統治者面對傳教士的心態。
我們應當意識到：當耶穌會的傳教士向滿清的皇帝介紹另一種關於世界的圖景的時候，他們的反應絕對不會覺得這説法有多新穎。滿清的統治者要處理各種蒙古部落、各種伊斯蘭勢力、各種西藏的教派，還有各種佛教體系，然後還有各種儒家、道家的學説。他們的知識世界是空前多元的。耶穌會是會造大炮，會算天文，會畫地圖，但人家喇嘛也掌握各種技能的，可以為亡靈超度，整個十八世紀許多藏傳的高僧早年還學習過召喚雷電把別人的莊園毀了——後來內心羞愧於是皈依佛門了。總之，不同的脈絡下都有不同的知識、信念與技術。你和他們説任何一種新鮮的知識，就像一滴水滴到了一缸水裏一樣，不會有什麼根本性的衝擊。
這種情況，著名的科學哲學家與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稱為前範式的，就是説大家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知識體系來辨別新的命題的真偽，聽説了一件事情呢就記下來(轉引自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39.)。打一個比方，我們都聽過鬼故事。中國的、日本的、韓國的、歐美的，等等。這個時候突然給我們講一些北極的鬼故事，固然有一些新鮮的鬼登場了，但對於我們的鬼故事世界，也沒什麼影響。我們就把這些不同的鬼故事放在我們記憶中的不同地方——如果我們還記得的話。
現在，我們可以來反思一下教科書中的兩種説法。一是關於清朝皇帝給英王的信。乾隆給喬治的文書，説自己撫有四海，這説明乾隆很驕傲——後來以訛傳訛還變成富有四海了(王煉利：乾隆給英王喬治的信(文白對照))。這固然很符合我們今天對於清王朝的刻板印象，但這種解讀恐怕脱離了文本本來的語境。就像兩將單挑之前，互相吹噓一下自己，罵一下對方(junk talk)，本來是常事，根本不説明一方驕傲的。這種外交辭令本身就要放在大清安撫、威壓內亞諸勢力的脈絡下，我們不能根據現在的判準，望文生義地覺得這就説明他們自滿了(Henrietta Harrison 最近有報告，講座︱牛津教授沈艾娣：歐美人為何認為乾隆帝驕傲自大)
教科書中還常有對康熙和彼得大帝的比較，説雖然他們都熱衷於自己學習西方科學，只有後者要求宮廷的各種官僚也一起學習，所以最後俄國富強了，滿清落後了。這種説法也給西方科學帶上了當時所沒有的光環。清廷的統治思路，某種意義上，固然是希望滿族，也僅僅滿族統治者，可以總彙不同脈絡下的知識。但對於他們來説，這不同的知識系統，本身並沒有特別的高下，對於鞏固帝國統治來説，都很值得重視。即使如果他們希望讓漢族知識分子來一起學習，那也不會是隻學習耶穌會的知識，藏、回、蒙的知識也不可偏廢。這並非全然不可能。但真正的問題是：即使康熙積極向漢族知識分子推廣不同的知識，漢族知識分子也樂此不疲地加以學習，也不一定會有我們預期的衝擊。這就像我們又聽了新一種鬼故事，而我們從不缺乏博物學的傳統。我們在做考證研究的時候，原先是羅列一下各種不同的文獻，對其源流、演變、異同加以推敲。雖然清人對知識的態度日新月異，“每轉益精”(錢穆)，但並不意味着一定會把各種源頭的知識在同一個範疇下加以整合(Cf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很有可能，大家就把域外文獻一併羅列，藏、回、蒙、滿、天主，他們對人體的看法各自是這樣的。這和我們想要的現代生理學還是很不同的。
説來，到了民國，這樣的研究就真的可以看到了。有些優秀的學者，閲讀了英、法、德、意、拉、中文各種文獻中，然後把表示“詩可以怨”的條目一一羅列，多厲害。我有段時間逐一追索了他各種書中用的法德文獻，發現好些恐怕是大學教材之類的書。就這樣他還嘲笑一下別人，説人家把時間花在楊貴妃入宮是不是處女這樣的瑣碎問題上——人家有種族與文化的大關懷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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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來小結一下。我並不是在説 17 世紀的西方科學其實和西藏科學差不多水平……這不是我的意思——其實十七十八世紀藏區一直在直接或間接向歐洲學習。我也不是在否定耶穌會的知識與技藝——當然，在當時的中國，很多人都意識到他們在這個或那個領域的測算要更加精湛。我強調的是，站在康熙的位置上，西方知識的引入並很難會是一種全面的衝擊。很大意義上這只是在他已有的、非常多元的知識世界中，又引入一位新的成員。新成員有長處，就像所有的舊成員一樣。
在我們的討論中，就涉及了兩種觀點。其一和新清史有關，這是説滿清是一個多民族的帝國，他們固然以漢人的方式統治漢地，但也以內亞的諸種方式統治有關的區域。與其説他們是在漢化，不如説他們把不同文明的知識納入到他們的統治技藝當中。(關於新清史，請移步新清史運動為什麼會在美國興起? - 司馬亮的回答)
其二與科學史或科學哲學有關，這其中又包含兩個不同的層面。首先，至少清廷的統治者，以及漢地的許多知識分子，並沒有我們現在意義上的統一的知識體系。新的知識甲如果和舊的知識乙矛盾了，並不意味着一定要決出一個誰對誰錯。我們可以把他們都存着。由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人們面對不同的知識體系或範式的時候，並不必然會產生一種觀念，説某一種絕對得優於另一種，由此要罷黜百家，獨尊科學。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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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可以發現，對西方科學有某種好奇或興趣是一回事;以她作為自己的首要甚至唯一的知識體系是全然另一回事。這就像看到一個美女或者帥哥，有興趣搭訕這是一回事;要讓她或他做自己的終生伴侶這是另一回事。
這樣説還是比較抽象，再來看一個具體的例子。下圖是康熙朝的《皇輿全覽圖》(1718，現藏故宮博物館，轉引自《中國輿圖志》，第 49 頁)。中西測繪人員歷時 10 年完成，最後由耶穌會的馬國賢(Matteo Ripa)審定製成銅板，各種高洋上。她的特點是實測經緯，有確定的比例尺(1:140 萬)。按照我們故宮的説法，這是當時亞洲乃至世界最好的地圖——其實也沒什麼好自誇的，準格爾政權也畫出了當時最好的中亞地圖。
這圖經過雍正、乾隆兩朝的重新測量，又有增補和修正。於是我們就有了更高洋上的乾隆內府輿圖(1761，現藏故宮博物館，轉引自《中國輿圖志》，第 57 頁)
有了這樣的地圖，按照我們的觀念，那就頒行各省府就好，於統治一定大有便利。如果要佈置駐軍，那就以這圖為準，依次標出各營位置;如果要治水，也是一樣的。但清人並不是這樣理解的。這圖固然很好。但並不意味着我們要推廣運用。以下是《河東被災各州縣情形圖》(1815 年，現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轉引自《中國輿圖志》，第 101 頁)：
這圖描述的是一次地震以後各地受災的情況，是和奏摺一起進呈給皇帝看的。最大的特點，首先是有顏色的，畫得很好看;其次是並非依據任何實測的地圖，也沒有比例尺，而是根據實際交通所需要的時間，標記各縣的相對位置。清人在處理實際問題的時候，都喜歡用這種地圖。駐軍、邊防、治水、交通，因為不同的需要，繪製不同的“情形圖”。
於是，我們就會問一個問題：清人既然已經有了非常精準的實測地圖，為什麼實際佈防、治水、做事的時候還喜歡用這樣的情形圖?他們難道不知道前面那個實測圖是真實的、是對的麼?他們就不能意識到這草圖太落伍了麼?其實這個問題，就是一開始的大問題的一個縮影：清廷有一種科學知識，可是就是沒有用他來實現內政的現代化，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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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們會覺得，清廷的想法是：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這個説法不能成立。因為，佈防圖至少在一些情況下也是國家的機密，同樣是統治者內部參考。也許我們還會覺得，我們有某種自己畫圖的傳統，不要西洋人的做法——這其實也是鬼扯。
我想，實際的情況，對比以下兩張地圖，就比較清楚了：
上方是上海市軌道交通的實際分佈圖，下方是一張“情形圖”。如果我們要換乘的話，當然用後者啦。
就是很方便嘛。
當然上方的實測圖也會有用處。如果我們想知道上海軌交延伸到了多郊區的地方，那就要用上圖了。清代的統治者大概也是這樣用實測圖的，看看我們的國家多麼廣闊。至於實際河道疏通之類的事情，大概就和換乘一樣，用一種實際上方便的圖就好了。耶穌會提供的並不是一種客觀的真，只是一種不同的技藝，可以滿足另一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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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也許可以説些題外話。
有這樣一種觀念，要刻畫出世界真實的樣子，然後以此來指導我們的行為或生活。聽上去似乎是自明的道理。但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近現代西方的想法。啓蒙以來，哲學家科學家們有一種觀念，我們的知識要像一面鏡子一樣，把自然世界呈現出來，這樣的知識就可以照亮我們的實際行動。然而，這就會有問題。
我忍不住講個具體的例子。有個哲學家叫弗雷格，他發明了一套系統叫 Begriffsschrift(概念文字)。弗雷格希望實現兩個目的：第一，是呈現出我們的言説背後的邏輯法則，告訴我們它們是什麼;第二，是幫助澄清我們的言説。對於他來説，這套概念文字同時可以做到這兩件事，這兩件事是聯繫在一起的。於是，這概念文字就成了現代邏輯的開端——這也是我們對邏輯的理解，這既是語言要遵循的規則，這也可以幫助我們梳理不同的想法。但是，後來，隨着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這兩件事其實會分道揚鑣的。這個人當然是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一個內容就是對弗雷格的批評。簡單説，邏輯法則完全呈現出來以後，就是真值表，就是一堆 0 和 1 的數字排在那裏，大多數時候不能方便我們進行運算和澄清。所以我們今天教邏輯導論，就不討論邏輯是什麼之類縹緲的問題了;學邏輯就是學一些符號，和學世界語沒什麼區別，能把日常語言翻譯成邏輯符號，然後能算出結果，就畢業了。要之，如果弗雷格的野望代表了啓蒙的基本思路，因為維特根斯坦，我們今天的教材已經走出啓蒙時代了。
這些事情中我有一些感受。一方面，就是我們對於真實的渴求其實是特定歷史中的產物——當然，我知道讀尼采也可以告訴我們這件事。對於一些時代一些族羣，人們就是相信對世界的真是表徵，不僅是可能的，還是有實際意義的。所以對於歐洲列強來説，儘可能準確地畫出地圖，這就是一種管理國家的手段，在行政管理中就要嚴格按照最準確的地圖來思考線路、邊界。對於清，以及之前的許多王朝來説，準確測量自己的領土是一回事;領土的管理就是另一件事。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繫。
同時，我也覺得雖然哲學書寫中，我們經常在反思一些啓蒙式的對真實的渴求，但在到了中國史的書寫中，我們經常還是把這種渴求看做是一種科學發展的標誌。如果我們使用了等經緯的地圖來標記位置，佈置河防，那就是進步了，甚至可以説是質的飛躍。如果依然沒有，那説明地理知識的管理還是很落後，知識水平縱然有增長，其實也無發展(cf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然而，真的是這樣麼?按照這個邏輯，上海地鐵公司的換乘圖真是落後的典範了。
這背後是一個更加虛無縹緲的問題：近幾十年，哲學中對啓蒙以來的知識追求有了非常深入的反思。這些，對於我們歷史書寫來説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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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這裏，其實可以回到早先的討論。
假設我們穿越到了康熙的宮廷，也真的可以設身處地的感受當時人的感受。我們會覺得傳教士的知識固然很有趣，但只是很多有趣的知識中的一種，就像那些喇嘛的知識一樣。甚至，即使我們發現，傳教士的知識確實能更好地呈現世界的真實，這種真實對我們來説也沒有特別的光環。不錯，他們的知識可以真實地呈現帝國的疆域、人體的構造、星球的軌跡——然後呢，這些有什麼用啊!好吧，在適當的時候會有一些特別的用處，比如用來欣賞一下我們的帝國有多大，人體有多複雜，等等。但也只是有些特定用處，別的知識體系可以方便我們做一些別的事情的。
當然，最後要強調下，這只是我基於一些近來學術成果的遐想。另一些學者也許就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對於 Peter Purdue 來説，問題就不是這樣的。清廷與準格爾展開全面戰爭的時候，自然需要地圖大炮等技術，也需要改進國家組織，積極融入近代帝國間的競爭。後來，準格爾被幹掉了，從西藏到中亞到蒙古世界的主要危機解除了。各種改革也就停了下來，耶穌會的各種技能也就不大有用了。所以他來開腦洞就不一樣了：如果蒙古帝國在中亞長盛不衰，清廷就會持之以恆地探索耶穌會的知識和技術，或者與在印度的大英帝國積極合作，對抗共同的敵人;或者，大英帝國之後再來挑釁，就被大清暴打。也許，清帝國就真的走上科學強國的道路了。(Peter Pu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2010))
無論如何， 這本來就是一個異常宏闊的問題。我的體力智力武力魅力都不足以處理 17、18 世紀的問題……但現下，許多新的檔案材料可以為更多的學者使用;許多學生也在接受清史、西方科學史等不同傳統的訓練，並有非常強大的語言能力。當他們開始從新書寫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時候，應該是一件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