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一個人為了表達對另一人的忠心，會説“士為知己者死”。這句話也常常用來表達，自己願意為某人奉獻，表達對其對賞識自己、栽培自己的決心。
“士為知己者”這句話，非常有歷史來頭，最早是春秋時期四大刺客之一豫讓説的。他為了報答智氏對自己的賞識之恩，不惜毀容，行刺打敗智氏的趙襄，甚至最後自刎而死。當被問起為何如此拼命，他説出了“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悦己者容”的千古絕唱，讓人為之動容。
這句話也就因此流傳下來。不過，“士”是我國古代富有活力的一個階層，特別是在先秦時期，士文化不僅只是“為知己者”死這麼簡單。
説到先秦時期的士文化，不得不先要聊聊何為士。
在《説文解字》對於士這個字，有着非常簡短的解釋：士，事也。近代學者吳承仕曾對《説文解字》中的這一解釋，進行了一番闡釋：
士，古以稱男子，事謂耕作也。
由此可以看到，士最原始的概念，跟今天的農夫差不多。這也可以理解，在我國古代傳統的男耕女織社會中，男性主要從事的農業工作。
不過，到了周朝時期，士則更多地被指代為各部門掌事的中下層官吏，也可以理解為是下級的貴族。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西周時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平民”這樣的等級秩序。
然而，在春秋戰國時期，社會階層發生了非常劇烈的變化。士作為連接貴族與平民的中間體，在上下流動劇烈的社會結構中，士羣體的數量急劇膨脹。
原來的一些貴族沒落了，從先前一種人人得職、人人有祿的生活，一下子變得保障全無，於是降級成為了士。與此同時，以前的庶民，也通過投靠門客等方式，實現了階層的向上流動，變為了士。
就這樣，士不再是一個固定的階層，相反可以自由地流動。與此同時，王官之學流散為百家之學的變化，也讓先秦時期的士具有了現代“知識分子”的特徵。特別是原來一些層平民中，受過教育的人，進入到士階層的範疇中。
在西周時期，教育是一項具有官方性質的事情。禮樂是官師政教合一的王宮之學。正如《論語》所言：君子思不出其位。西周時期的學問，是有着嚴格的規矩和約束的。
但是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秩序的解體帶來了禮崩樂壞的現象，熟悉禮樂傳統的士在這樣的社會變動中，得到了思想上的解放，於是就產生了百家爭鳴的文化現象。王官之學散為百家，這也給士的興起，提供了文化的基礎。
正如葛兆光在對中國思想史進行研究時，所説的：
‘士’思想的崛起和獨立，才演成了春秋到戰國時代最為輝煌的百家爭鳴。
在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戰爭，已經從春秋時期的稱霸，變成了兼併。各個諸侯國的國君，都需要為實現自己的變革圖強，招攬人才。在諸侯國，卿、大夫、貴族在複雜的人際關係鬥爭，也同樣需要有士的幫助。
因此，戰國時期，士的需求大大增強，養士之風也由此形成。像齊宣王、魏文侯、燕昭王，都是諸侯中爭養士人的突出代表，他們所養的士，數目成百上千，種類也非常多樣。
先秦時期的學士，因為具備更多的學識，因此比一般普通的士，更多地承擔了傳播知識的重任。同時在這羣人身上，體現出了“不治而議論”的特徵。
這些具有淵博學識的士，或聚徒講學，或著書立説，但最終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某一個職位，而是隻為了傳播自己的思想。他們的存在，不僅促進了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學術思想，同時也為我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
像孔子，周遊列國，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但“述而不作”。再有墨家、道家、法家等學派，思想家出眾、著述林立，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
在先秦時期，有不少憑藉自己三寸不爛之舌遊説人主的策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蘇秦和張儀，他們談古論今，陳説厲害，既可以為人主在複雜的鬥爭中提供良策，也可以讓自己獲得功名。
先秦時期的士人具有很強的流動性，他們不一定效忠某一個國，哪位君主賞識他們，他們就為誰獻策。反過來，一個國家如果獲得了良士，更可以為國家的發展積累人才基礎。像李斯在《諫逐客書》中就闡述了秦國引進士人的情況：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
俠士，也可以稱為刺客。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專門有《刺客列傳》一篇，寫了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個刺客的故事。
在諸侯爭霸的過程中，除了單純依靠戰爭、武力外，有時一個刺客的暗殺，也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因此，這些俠客，深得人主的信賴，甚至與人主交心。就像那位説出“士為知己者死”的豫讓，為報智氏的知遇之恩，出生入死，雖隕身而不恤。
在先秦時期，士階層中還存在着一羣或躬耕田野、或隱居山澤的隱士。隱士不出仕、不為官，並不是對時局漠不關心，相反他們是覺得時局太亂了。
有些隱士發表了許多評論時政得失的言論，但始終沒有機會檢驗自己的學説理論。有的士隱居起來，只是為了暫避一時的風頭，希望有一天能夠有所作為。當然，也有一些隱士，看破了俗世的無奈，選擇了消極的出世方式。
在先秦時期，一些達官顯貴門下所養的食客，也是士階層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既不能周遊列國遊説諸侯，也不能著書立説，但又不甘心歸隱山林，於是來到達官顯貴的門下，希望能一展身手。
正所謂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雖然看上去，食客只是幫助人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換口飯吃，但他們的中一些人，在主人遇到危難之時，也可能為主人排憂解難。孟嘗君脱難的故事，就體現出來，有一技之長的人，即使是雞鳴狗盜之徒，也有其巨大的價值。
當然，這幾種分類並不足以概括先秦時期所有的士人，而且也有不少的士人，是具有多重身份的。如莊子既是隱士又是學士，荊軻既是俠士又是食客。
在西周時期，知識與統治是合二為一的。但是在先秦時期，王官之學散為百家，最終就導致形成了“道統與政統分離”。
掌握道統的知識分子們，雖然希望自己的學識，可以獲得政治權威的認同，但是“道統與正統的分離”，導致導致先秦的士階層，不得不處理好自己的學識與統治階層的關係。
為何這一關係這麼複雜？士階層作為新興的知識分子，他們握有學識、知識，他們對自身有着非常高的認可。這種認可，來自於士人所擁有的知識，他們會把自己看做是“道”的承擔者，認為自己比一般的統治者有更高的權威。
與此同時，各國的君主，為了吸納優秀的士人，幫助自己實現變革圖強的願望，也非常地尊重士階層，甚至會通過官、爵、祿的方式，來獎賞士人。
這種尊士的風氣，也會讓讓一些士，常常居高自傲，甚至不把君主放在眼裏。顏斶與齊宣王，爭論國君與士人誰尊、誰卑的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士這樣的“高傲”也是有道理的。畢竟先秦社會，傳統的等級結構已不復存在。按照現在的話説，就是誰有本事，誰就可以牛氣，所以很多士階層，認為自己比君主更有知識學問、君主也非常離不開自己。
士不再把諸侯、貴族看做是不可僭越的高高在上的主體，他們依靠自己掌握的道德、學識來對抗勢力、地位和爵祿，從而體現了士人的高貴與主體性的人格。
這種主體性的人格，一方面表現在，許多士的高傲性格，另一方面，有些士對於政權，並不屑，他們雖然廣泛地探求知識、著書立説，但是卻不想參與政治。
然而，士人真的可以越過統治階層嗎？
事實上，選擇歸隱的隱士和不治而議論的士人畢竟是少數的。對於絕大部分的士來説，“士志於道”“學而優則仕”還是他們心中的終極理想。
畢竟對於大多數的士來説，檢驗他們學説思想的最好辦法，就是在各國的政治實踐中。
無論是倡導“學而優則仕”的子夏，説出“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的孟子，還是靠着能言善辯、平步青雲的縱橫家，他們的身上，都可以體現出士階層強烈的求仕心態。
士人出仕，就好象農夫耕種一樣，這是他們的天性。士就應該輔佐帝王，為君主制定治國方略。
所以，這樣的一種與生俱來的使命感，讓先秦的士，即便在“道統”上掌握着無上的榮耀和地位，也不得不為了實際的“政統”而妥協。
從某種意義上説，士的職業就是從政。由此可以看到，雖然先秦時期的士階層的崛起，讓他們在知識、思想上獲得了極大的自由，但是他們所掌握的“道”還是要處於強大“勢”的壓力之下。
從春秋時期開始，動盪的社會和文化下移，為士階層的興起，創造了條件。到了戰國，隨着諸侯之間的紛爭不斷，各個環節、各個領域都需要士，因此，士人也在社會的各個角落留下了自己的痕跡。
在這個過程中，不乏一些超越職業和階級屬性的士，他們秉承着心中對道義的追求，抨擊現實，甚至在污濁的政治面前，保持着他們的道德優越感和主體人格意識。
不過，隨着統一趨勢的愈發明朗，在不斷強化的政治權威面前，士階層掌握的“道統”似乎不再那麼合時宜，他們才智上的優越感也逐漸地屈從於歷史現實。
在秦統一後，喧囂熱鬧的士人生活，被猛烈地限制在嚴格的社會秩序中，巧舌善辯、行俠仗義，已經成為了歷史。因此在秦統一後，逐漸強化的中央集權，士人的橫議局面不再受待見，對士人的限制也成為了一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