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的雕像（圖蟲網/圖）
宋史大家鄧廣銘先生得出的結論是：“岳飛父子和張憲的冤獄，完全是由秦檜矯詔所造成的”，“名為詔獄，非實詔旨”最能反映出秦檜製造岳飛父子及張憲這次冤案的真實情況。
春節，中國農曆的第一個節日，所以叫做“元旦”，取“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意思。我們現在的元旦，指公曆的1月1日，而農曆的正月初一則改稱“春節”，這是民國時期才形成的叫法。古人所説的“元旦”，其實是指農曆正月初一。在宋朝，元旦是普天同慶的大節，君主與大臣照例要參加盛大、隆重的大朝會與宮廷宴會，民間也要相互走訪祝賀，往來拜年。
不過，對於抗金英雄岳飛一家來説，南宋紹興十一年（1142年）的元旦卻是悽風苦雨之日，家人都無心賀年，暗自垂淚，因為十二月廿九（1月27日），元旦前夕，岳飛及其長子岳雲、女婿張憲被執行死刑。據説岳飛死後，岳家後人立有家規：過年不吃餃子，不放鞭炮，不慶祝。但這一家規究竟始於何時，卻無從考證。
今天我們都知道，岳飛是受了陷害而冤死的。不過，對於岳飛為什麼會被冤殺，後世卻有諸多以訛傳訛的誤解。
一種説法認為，“岳飛的被害，是因為他經常叫喊‘迎還二聖’的口號，深為趙構所忌之故”。最早提出類似看法的人，是明代的文徵明，他在《滿江紅》詞中説：“念徽欽若返，此身何屬？”暗示岳飛被殺的原因是：宋高宗不願意看到岳飛收復中原，迎回宋徽宗、宋欽宗二帝，危及自身皇位，因而藉故殺了岳飛。
然而，文人論史有一個毛病，就是想當然，好議論，缺乏乾貨。宋史大家鄧廣銘先生早已指出：“以為岳飛因主張迎還欽宗而遭趙構毒手之説，是完全昧於史實者的一種無稽之談。”
鄧廣銘高足王曾瑜先生亦有論證：首先，“‘迎二聖’的口號是宋高宗率先提出來的”；其次，“紹興七年，宋徽宗死耗傳到南宋，金朝不斷揚言，要扶立宋欽宗或其兒子當傀儡”，“此後，岳飛絕口不提宋欽宗，只統稱“天眷”；而且，“即使宋欽宗回來，也未必威脅宋高宗的寶座”。因此，“迎二聖”並不構成岳飛被誅的肇因。
還有一種説法認為，岳飛向宋高宗奏請建嗣，觸怒皇帝，這才惹來殺身之禍。奏請建嗣之事發生在紹興七年，岳飛在覲見高宗時面奏：“虜人慾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閣以定民心。”高宗説道：“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預。”
但岳飛請建的皇嗣，不是別人，正是被高宗收養於內廷作為皇子、“後來受趙構之禪而即帝位的宋孝宗”，宋高宗犯不着震怒，動了殺人的念頭。鄧廣銘先生便認為，“趙構對岳飛的這一奏請儘管很不高興，但那也只是因為他握重兵於外，不應干預國事之故。説岳飛因此而為趙構深惡痛絕，以招致後來的殺身之禍，那是遠遠不符合史實的”。
又有一種説法提出，宋廷殺岳飛，是受了金國指使，據傳紹興十年秋，金國的完顏兀朮曾致信秦檜：“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岳飛孫子岳珂編輯《金佗稡編》時，便採信此説，但《金佗稡編》所錄多有不實之詞，已然是學界共識，不足為憑。所謂的完顏兀朮致秦檜之函，很可能是偽造的。
清代史家趙翼曾在《陔餘叢考》中考證説：所謂的“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其實是“《金陀粹編》等書附會之詞”，因為秦檜所私結的金人為完顏昌，與完顏兀朮則未有交往，若金國要致信秦檜，也應當由完顏昌出面，而不是完顏兀朮；岳飛曾殺死完顏兀朮之婿的説法，也於史無據。更何況，岳飛被冤殺的時間是在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在此之前的十一月份，宋金《紹興和議》已經生效，不存在“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的情況。
流傳最廣的一種説法是“莫須有”之説。相傳岳飛冤案發生後，韓世忠替其鳴不平，找秦檜詰問，秦檜回答説：“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韓世忠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韓、秦的這一對話，最早見之淳熙年間重修的韓世忠神道碑，據宋史學者李裕民先生的考據，這個故事也是人為編造的，因為以韓世忠當時的處境、其與岳飛的關係、對秦檜的畏懼，都不太可能詰問秦檜。
事實上，按大理寺審訊岳飛案的報告，岳飛、岳雲、張憲三人的罪名、證據都非常詳盡，岳飛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指斥乘輿”；在紹興十年淮西之役中“前後親受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為擁兵逗留”；被罷兵權後密令岳雲、張憲擁兵要挾朝廷，意圖謀反。按律，這三條罪行都可以判死刑。我們當然可以認為這些罪名是構陷的，但秦檜既然已經羅織如此詳盡的罪證，他便決不可能在回答詰問時含糊其事地回答“事體莫須有”。
那麼，岳飛為什麼會獲罪、被處死呢？老實地説，我也提不出什麼有説服力的看法。不過，我們卻有證據指出殺害岳飛的主謀為秦檜，而非宋高宗。
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記載，大理寺在岳飛案審結後，上奏朝廷：“今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斷。”高宗隨即下旨：“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雲並依軍法施行，令楊沂中監斬，仍多差兵將防護。”據此記載，岳飛是宋高宗親自下旨處死的。
然而，大理寺這一份奏請“取旨裁斷”的報告，落款時間為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與岳飛被害同一日。這就出現了一個令人疑惑的問題：“依（宋代）正常的審判程序，刑部、大理寺的奏狀先進政事堂由宰相審議，再交高宗定奪，然後降旨於三省、樞密院，命楊沂中率兵監斬。其間手續繁多，頗費時日，從進奏狀到殺害岳飛，這諸多手續，一天之內有辦妥的可能嗎？”（參見戴建國《關於岳飛獄案問題的幾點看法》）
宋史學者戴建國先生最早發現了這一疑點。他的結論是：“我以為高宗的聖旨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飛遇害以後下達的。”也就是説，秦檜是在殺害岳飛之後才上奏高宗的，屬於先斬後奏；然後高宗才下旨追認了處死岳飛的判決。
問題是，秦檜其時有沒有先斬後奏的權力呢？鄧廣銘先生論證過，他引用了兩段文獻記述，其一，《宋宰輔編年錄》載：“法寺禁系公事，並不遵用法律，唯視檜一時之私意，死則死之，生則生之。”其二，《宋史·刑法志》載：“檜權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己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其後所謂詔獄，紛紛類此。”顯然，秦檜是有專殺的權力的。
鄧廣銘先生得出的結論是：“岳飛父子和張憲的冤獄，完全是由秦檜矯詔所造成的”，“名為詔獄，非實詔旨”最能反映出秦檜製造岳飛父子及張憲這次冤案的真實情況。所以，只要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實事求是地研討這一歷史事件，我們便無法否認，秦檜是殘害岳飛父子和張憲的元惡大憝。
如此説來，讓秦檜塑像跪在嶽王廟內，不冤。
吳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