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新冠疫情期間頻繁出鏡的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其身上的另一重屬性引起的不少媒體的關注——他以“入贅女婿”身份繼承了岳父的議員席位，從而步入政界。因此，日本政壇“世襲”這個老話題再一次進入我們的視線。
加藤勝信
嚴格來説，“世襲”這個説法頗不嚴謹，理論上，他繼承的只是岳父的“議員席位競選資格”，仍然要經過選舉程序才能當選。
不過，有了這重身份，他通過選舉程序的比例非常高。
這種情形在日本政壇屢見不鮮，比如：
在日本執政黨內閣中，首相安倍晉三是前首相岸信介之孫，其“議員席位競選資格”來自其父、前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太郎；
安倍晉三
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其曾祖父是當時的貴族院議員；
麻生太郎
“少壯派”小泉進次郎和橋本嶽則分別繼承了各自的前首相父親的“議員席位競選資格”並當選。
這種形成於封建時代的親緣繼承和地緣連帶的“傳統”，與日本戰後的“現代制度”緊密結合，經歷了一個具體的歷史實踐過程。
簡單來説，就是封建武士統治體系下形成的物質和文化資源，轉化為明治維新“近代化”進程的政治和社會資本，又與戰後日本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路徑相結合，作為一種常態政治文化沉澱了下來。
文 | 潘妮妮 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編輯 | 蒲海燕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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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政治與“忠誠”文化
親緣繼承，以及要求僕從對主人和其繼承人“無條件忠誠”的政治文化，奠定了今天“議席親緣繼承”的歷史基礎。
在我國宋朝的時候，日本的武士集團開始取代貴族“公家”成為實際的權力支配者，建立了名為“幕府制度”。
幕府統治者“徵夷大將軍”和分散於各地的武士領主，原則上採用（嫡）長子繼承製，在部分情況下“過繼”養子——有時候是因為自己沒有兒子，就過繼親戚甚至無血緣關係的對象；有時候即使有兒子也出於各種原因讓養子繼承。
比如，歷史上，德川幕府第二代將軍與侍女有了私生子，但由於他畏妻如虎，就暗暗把私生子送到一個鄉下領主處當養子，後者在領主有親子的情況下成為其繼承人。當然，除了畏妻，此舉必然還有事關鞏固統治的現實因素。
“議席親緣繼承”的另一個歷史基礎則是對主人及其繼承人“無條件忠誠”的政治文化。
在封建制度下，對上位者食祿報恩本是一種普遍常態，但是在德川幕府（1603-1868年）期間這一利益關係被構架成一種政治道德論。這是因為從第一個幕府“鎌倉幕府”建立武士統治（1192年）以來，權力支配並不穩定，地方民眾和低級武士的忠誠往往建立在對實力評估的基礎上。德川幕府建立後，藉助手頭強勢的權力資源，建立了下對上絕對忠誠的政治道德。
日本秋田縣仙北市角館町小城內保留原貌的武士住宅區
這項道德的內容底色取自程朱理學，但經過林羅山等儒學者日本化的再闡釋和發揮，就成了我們今天所知的日本武士道。由於德川幕府的統治相對穩定而持久，“武士道”就內化為武士領主與僕從武士之間不容置疑的道德原則；與此同時，由於武士在領地的統治同樣持久，領主和領民的地緣連帶關係也形成了，被統治的農民也部分分享了“絕對忠誠”的文化，其對象同樣直接指向領主及其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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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資源與“近代化”進程的互構
這樣一種親緣 地緣 主僕關係的封建政治文化在近代化進程中並沒有被顛覆，而是作為一種重要的組織和動員資源留存了下來。
明治維新之前，推翻幕府統治的是“倒幕運動”與“大政奉還”；明治維新的主色調是發生在傳統權力體系內部的“政治革命”，“倒幕運動”主體力量來自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和肥前藩等在幕府時期與中央政權關係較為疏遠、對抗意識較為強烈的地方政治單位。
在維新進程中，薩摩藩和長州藩佔據國家政治的主導地位，逐漸形成“派閥政治”，作為貫穿於1945年前日本政治史的一條顯性主線。與此相對應，早期“在野”的“自由民權運動”人士多來自在“倒幕”中出力、卻在國家建設中被排擠的土佐等藩。
這就體現了日本近代化進程與封建政治資源的互動整合。
在日本的地方和基層政治層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相關現象，如前地方統治者積極培養本地近代化軍政人才；或者，當中央政府推行激進的“近代化”政策時，地方力量組織對抗；又或者，農民出身的政治家受地方支持又反哺地方；等等。
筆者在日本各地，都能看到充滿地方特色的歷史敍述和紀念遺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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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形成的“發展導向”集團
二戰結束後，儘管日本進行了“戰後民主化改造”，但親緣與地緣紐帶的政治資源又與戰後的經濟發展、分配方案相結合，進一步得到了沉澱和鞏固。
這裏的關鍵點在於，日本戰後在國家政治層面形成了一個廣泛吸納精英的“發展導向”集團，這個集團的壯大和運轉高度依賴傳統資源。
戰後，日本在程序上採用議會制，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執政黨長期未有更迭——這個狀況在1991年被打破，但就現狀看，其後雖有其它政黨（聯盟）執政的情況，還很難視為是歐洲議會制下那種常態化的政黨更迭。
我們都知道，在歐洲的政黨競爭中，往往會突出彼此在政治觀點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所以我們也可以把歐洲政黨稱為“意識形態型政黨”。
相比之前，在日本長期穩定執政的“自民黨”則相對具有更多的“發展型政黨”色彩。儘管“自民黨”底色是一個“保守政黨”，其核心訴求是保守的意識形態。但我們也知道，日本戰後，因為複雜的國際和國內因素，很多核心的政治爭議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自1945年到1950年代，很多日本的戰後政治安排並沒有得到普遍認可，在今天很多問題仍時有顯現。
日本自民黨舉行的第83次黨大會
不過，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經過政治和社會動盪的1950年代後，已穩定執政的自民黨在1960年代着力向“專注發展”轉型，用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框架淡化了自民黨的意識形態取向，“發展型執政黨”的色彩一時強過了“競爭型/意識形態型”政黨的色彩。
在發展過程中，自民黨、官僚和大企業集團聯合，組成了在國家層面上推動經濟決策和執行的集團。這個集團建立在“發展導向”的基礎上，因此對日本的精英具有廣泛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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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緣、地緣與戰後現代化發展
那麼，這個“發展集團”與前文所述的親緣繼承/地緣連帶有什麼樣的聯繫呢？
其聯繫就在於，既然這個國家層面上的發展集團對經濟發展和利益分配有着主導和領航作用，那麼地方行政單位和利益團體想要在國際層面的經濟政策中表達自身訴求，並分享發展成果，就需要地方的代表性精英加入到這個發展集團中。
同樣的，這個發展集團，尤其是作為這個集團核心的執政黨，如果想要把自己的發展理念、政策和方案貫徹到地方基層和社會各方面，那自然的選擇就是對地方代表性精英進行廣泛吸納。這就使得傳統的地緣組織和動員方式又走上了“現代化”的前台。
在戰後相當長的時期內，自民黨的一大基本盤是在地方的農村（包括城市化的農村），另一基本盤是城市大企業（資方）。很多地區由於相對不具備發展優勢，高度依賴本地精英代表其在自民黨內的發言權（當選為有投票權的議員），從而爭取國家對本地的政策和物資傾斜。
安倍晉三在日本國會眾議院接受質詢
為了持續當選，精英代表背後都會有“後援會”，以供在數次選舉中穩定提供選舉資金籌集、人員召集動員、交流公關、媒體宣傳等必要保障。通過選舉活動，“後援會”就成為精英代表與地緣之間的中介，也就把日本政治文化傳統中以地緣為紐帶的信任乃至“忠誠”轉化成了“現代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
這樣一來，在這種體制中，選民的偏好就不是指向某種特定的“政黨表態”，而是指向信任一個特定的人“為地方謀福利”的意願和能力。那麼，當這個信任必須轉移的時候，最“安全”的轉移對象無疑就是這個“特定的人”所選擇的繼任者。
那麼對這個“特定的人”而言，最值得信任、且能對“後援會”和地緣百姓具有説服力的繼任者，自然是親近的人。兒子是最優先的選項，若無兒子或兒子缺乏能力/意願，則入贅女婿、過繼養子，抑或秘書，都是可以繼任的對象。
傳統的“人情”、議會政黨制以及日本以國家為主導的發展路線，是“親緣繼承”在日本的“現代”仍然成為“常態”政治文化的現實原因。
簡單的説，日本當代政治中這種“準制度化”“常態化”的政治議席的親緣繼承現象，是從日本從德川幕府時代以來政治變遷和發展中來的，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清晰的實踐邏輯，而不能簡單地用“國民性”這種過於寬泛的概念去解釋。
德川幕府崩潰後，傳統的封建地緣關係和“主僕忠誠”的道德論，為日本的近代化提供了部分的組織和動員資源，一定程度上幫助日本避免了在傳統政治社會秩序崩潰過程中極易出現的“一團散沙”局面。
而在戰後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央發展集團與地方精英的互動，一方面有利於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普及國家發展利益。“封建”與“現代”的經緯並不分明，或者説，每個國家的“現代”內容都不是單一的，而是有着豐富的層次。
但是，我們同樣也要看到“硬幣”的另一面。
一般來説，一種制度配置通常都起源於現實，有其合理性。但如果這種制度配置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和“文化”，那麼我們就需要考察它是否仍然適應現實。在今天，日本的議會政治、國家發展戰略、經濟路線、城鄉結構、人口結構等，都在發生大的變動，那麼“政治議席的親緣繼承”是否仍然承載着客觀的現實需求，也是值得繼續探討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