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雅典，這個當初佔據阿提卡半島一角的彈丸小邦，已成為雄踞愛琴海、虎視地中海的奴隸制強國。尤其在伯里克利當政期間(公元前443一前429年)，更是這個奴隸制國家的極盛時期。伴隨着雅典奴隸制的進步，雅典的經濟出現了高漲，科學、技術、文化各領域也都位於世界的前列。
雅典，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奴隸制社會中，為什麼能出現雅典這樣的民主政治和經濟的繁榮呢？
我們認為，除雅典特定的地理、自然環境、歷史傳統等原因外。幾代卓越的社會活動家在近兩個世紀的歲月中，為了抑制、消除貴族奴隸主的特權；為了爭取自由平民的民主權利，持續不斷地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方面興利除弊則是根本的原因。
大約在公元前7世紀，阿提卡半島上的原始公社已經解體，氏族貴族利用他們的待權大肆侵吞土地，大批小農已經或者面臨破產，隨時可能淪為債務奴隸。
因此，反對貴族對土地的兼併，爭取不失去自由民身份的鬥爭一刻也沒有停息。阿提卡半島多良港，航海經商條件十分優良。希臘全境盛產葡萄、燕麥、大理石、羊毛、白銀等，這些物產為雅典人進行海外貿易和對外殖民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加上雅典的農業生產(主要是糧食)先天不足，所以，工商業在雅典的國民經濟中佔據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工商業奴隸主的力量壯大起來，他們要發展貿易，而守舊的氏族貴族卻控制着原料，霸佔着市場，束縛着勞動力。
這樣，一場以工商業奴隸主為領導、以廣大小農為主力的平民運動，終於在雅典城邦爆發了。首先對氏族貴族特權提出挑戰的是，公元前630年的基倫暴動和公元前621年的德拉古立法。前者企圖以武裝奪取政權，後者則編纂了雅典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用以限制貴族的特權。
誠然，他們都還不是旗幟鮮明地代表平民的利益，但卻拉開了平民對貴族鬥爭的帷幕。公元前6世紀初期、中期和末期進行的三次重大政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礎。
這三次運動，一次比一次深刻，使氏族奴隸主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雅典國家機構初具規模，民主政體已備雛形。革第一次民主運動發生在公元前594年，領袖是著名的希臘七賢之一的梭倫，他頒佈的一系列革除舊制的法令使平民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
最重要的法令是“解負令”，取消農民向氏族貴族借貸的債務，免除農民因負債而承擔的各種義務，永遠禁止自由民以人身作為債務抵押，而且那些因欠債而淪為奴隸甚至賣到國外去的人，也都由國家出錢贖回。
這樣，農民不再受到因欠債變為奴隸的威脅。梭倫的第二項重大措施是，按財產把雅典自由民分為四個等級，只論財產不論出身。這對那些只是憑藉貴族血統，取得政治特權的人是致命的打擊，也使經濟實力雄厚的工商業奴隸主地位迅速提高。
梭倫完成了由氏族社會，向國家過渡的經濟基礎的變革，基本上結束了氏族貴族的統治。公元前541一前527年是庇西特拉圖統治時期，他繼承並發展了梭倫的政策，完成了第二次民主改革的歷史使命。
這時，獨立的小農經濟已遍及雅典，貴族大地產逐漸消失，雅典城邦的農業、工商業、航海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平民與貴族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所以庇西特拉圖在政治上推行的政策要比梭倫強硬。這曾引起貴族的反抗，庇西特拉圖兩次被放逐國外，但他依靠商人、城市平民的支持，重新取得政權，堅持了改革。
歷史上的改革，從來沒有一帆風順的，雅典也是如此。克利斯梯尼就是在粉碎了氏族貴族的復辟後，於公元前508年再度進行政治改革的。
他的措施更為堅定，著名的貝殼放逐法即在這時產生。這項措施，旨在防止野心家踐踏民主，五百人會議取代梭倫時的四百人會議，把雅典原有的四部落區劃改為十個選區，使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政治基礎牢固地確立，一個世紀以來的平民運動，終於以平民的勝利而結束，為雅典的社會經濟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貴族會議是氏族貴族的最後一個陣地，貴族元老企圖利用這個陣地，扼殺民主政治，達到復辟的目的。希波戰爭爆發後，著名的民主派領袖、軍隊統帥地米斯托克利決定最高行政官由公民抽籤選舉。
這對氏族貴族是致命的一擊，因為這一措施的實行將要改變貴族會議的成分，無論什麼出身的執政官，在他卸任後都將進入貴族會議。貴族們施展了渾身解數，誣告地米斯托克利勾結波斯，使他被迫流亡國外，並選舉貴族派人選為執政官，此後暗殺了青年改草家厄菲阿爾特。
然而，改革已成大勢，民主深入人心，在伯里克利取得政權後，把民主政治推向高峯。馬克思稱之，為“希臘內部的極盛時期”終於到來。
綜觀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形成的全過程，使我們體會到，任何推動歷史前進的社會改革，都是一個相當長時期的任務，絕不是三朝兩夕一蹴而就的。雅典是這樣，古今中外的所有改革、維新變法也無不是這樣。興利除弊，都會遇到障礙、阻力，有時還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但是，有理想、有作為的改革家們都能迎難而上，不懼風險，甚至不借自己的生命。歷史是連續的，正義的事業需要一代接一代。只有那些明確自己的歷史任務，敢於進取的人，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