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郝倩發自瑞士日內瓦
當地時間25日消息，法國教育部長布朗蓋日前解釋法國從11日開始學校復課的決議，將學校停課稱之為“社會緊急狀況”，因為學校停課讓窮人家的孩子處境更為艱難。小學復課之後只有兩成家長自願送孩子歸校，歸校學生中的多數又是家境略好的學生。
在經歷了55天的全國禁足之後，5月11日法國開始逐漸開放，首先不是允許飯店酒吧重新營業，而是從託兒所，幼兒園和小學低年級開始逐步展開學校復課計劃。法國教育部按計劃在全國放開了4萬所小學和部分中學。140萬名中小學生在校生復課基本都在5月份完成。
從前兩週的情況來看，學校重新開學之後真正回到校園的學生約只有兩成，在巴黎，超過600所學校開學，只有12%到13%的學生歸校上課。法國教育部長布朗蓋（Jean-Michel Blanquer）説，之所以在5月份力排眾議也要開始逐漸復課，而非在更穩妥的6月份復課，也是考慮到要給諸多家長留出充足的時間去考慮，讓更多的家長可以放心在六月份將孩子送回校園。
布朗蓋相信，學校不開學只會日益加重不平等，但政府又不可能在現在疫情並沒有完全過去的情形下強制學生全部迴歸校園。所以，此次返校是以“家長自願”為原則，而非強制。
此次法國學校復課的程序是從低年級往高年級開始逐步開學，這主要是出於兩點考慮：首先是從公共健康角度而言，法國各項調查顯示相比成人，兒童的感染率並不高。其次，多角度權衡考慮，年紀偏小的孩子，比年紀大一些的孩子更需要回歸學校。復課的決定讓很多家長不滿，所以五月份返校比例很低。
布朗蓋坦言，越是家境貧苦的孩子，越不能在學校停課時受到很好的照顧。家長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環境直接影響停課期間孩子的課業進展。可越是貧窮的家庭，又越是會因為家庭環境錯綜複雜，而不樂意在第一時間將孩子送回學校。
在“課外班”非標配，“網課”非傳統，公立學校遠程教育資源缺失的歐洲，學校停課帶來了極大的社會問題，最大的犧牲品無疑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所謂“出身”，都是與原生家庭相關的種種：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兄弟姐妹數量，以及父母婚姻狀況等等。
根據法國媒體對諸多家庭的走訪，很多貧苦家庭的孩子家裏無線網絡信號很差，更沒有足夠的電子設備可供學習使用。即使有的學校老師提供在線的課外輔導，這樣家庭的孩子也很難享受到。老師留下的課業，也會因為家裏沒有打印機，或是沒有電腦而根本無法完成。在這樣的家庭，往往因為父母受教育水平低，或是子女眾多，孩子的學習資源匱乏，功課無人督導。學校停課兩個月，極為拉大了弱勢羣體的孩子與家境優渥孩子在受教育水平上的差距。
“假如我們因為停了幾個月的課而失去了這’一代’的孩子，那將是一個慘痛的損失。”布朗蓋説。
在法國，學校不僅需要教書育人，還要承擔多元文化的社會溝通，以及照顧弱勢羣體的義務。例如，每年都有很多家庭收入較低的學生享受政府補貼的免費早餐，或是“1歐元”營養午餐，老師還有義務觀察學生是否有被家暴，此外還要為一些殘障兒童，表達困難兒童提供各種社會服務。學校停課，甚至讓社會開始擔心是否有很多孩子都要吃不飽或是吃不好。
蘇黎世保險集團首席風險官Peter Giger觀察到新冠疫情本身也在各個層面加大社會不平等。例如，在歐洲諸多國家，禁足期間學校關閉，家長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受教育水平。也就是説，家長所受教育水平越高，禁足給教育帶來的負面效應就越小。公立學校開放的最大意義就是保證受教育的機會均等，而學校的關閉則對家庭教育水平略低的家庭影響最大，加重了社會不平等。
“假如你是一位來自阿拉伯國家的母親，在英國定居卻不會説英文，那麼你如何在家指導孩子的功課？可若是父母本身受過很好的教育，精通多種語言，不僅會讓孩子在停課期間也不至於拉下太多學習，還可以更輕鬆地與其他的父母保持緊密的溝通。”Peter Giger對新浪財經説。在他看來，歐洲多語言和多文化的複雜背景更是凸顯了公立教育的重要性。
例如，以小學生家長為例，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70%受過大學教育的家長更樂意輔導孩子功課，大學以下學歷的家長中則只有50%願意輔導功課。又比如，80%以上受過高等教育的家長有信心可以輔導功課，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家長中只有63%有信心輔導小學生功課。到了給中學生輔導功課的階段，這種家長之間的實力比拼差距拉得更大。
在法國的鄰國，瑞士也在學校停課後有一百萬名學生都只能遠程學習，結果瑞士有些學校甚至需要給部分家庭支付寬帶費用，讓這些家庭的孩子不至於在停課後就不見蹤影。有機構調查，大約兩成10到19歲之間的學生每週學習時間不足9小時，與此同時有1/3的學生每週學習時間超過25小時，差距巨大。所以瑞士教育專家一直呼籲，遠程教學只會讓瑞士早就存在教育不平等現狀更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