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2年，杜甫出生於河南鞏縣，他的家族被稱為京兆杜氏，是北方有名的大士族。而此時的大唐帝國經歷了百年的發展，已經開啓了盛世的序幕。
在杜甫出生的同一年，李隆基登基稱唐玄宗，七年前，宰相張柬之發動政變強行讓武則天這位精力過於旺盛的女王退了休，但平心而論，這位女王的精力大多是用在了正地方上的，她在任期間大力打壓世家大族，提拔科舉入仕的官員，大唐（周）的官場得以煥發活力。
杜甫出生前20年，大將軍王孝傑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收復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重設安西都護於龜茲。大唐與吐蕃這個最難纏的敵人之間的鬥爭呈現出了唐強土弱的態勢，大唐軍威遠揚，有唐一朝，未曾修過一寸長城，因為不需要。
生逢盛世，有出身望族，本人又才華橫溢，這樣的少年可以以很多他希望的方式揮灑他的精力，他不需要太早成熟，因為生存對於他來説不是一個問題，飲酒也好，上樹也罷，都無所謂，無非就圖一個樂，盛世嘛，隨便些，沒關係的。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開元十九年，杜甫十九歲，這個家境殷實的少年要去看看世界了，他歷遊山東、吳越、燕趙之地，期間赴洛陽參加了一次進士考試，不出所料的沒中，但那又如何？這次不中還有下次，就算次次不中，以杜甫的家境和他的才華也能獲得不錯的生活，人生有許多種，沒人規定必須要入仕為官，盛世的最大特點就是人們有多種選擇。
有多種選擇還不夠，盛世中的選擇的特點是無論如何選擇都可能成就一番事業，這還不夠，盛世的另一個特點是即使沒有成就一番事業，也能獲得不錯的生活。
所以，這次沒有考中進士，杜甫沒那麼在乎，機會多着呢，怕什麼，雄心壯志不能被這樣一點小小的失敗就輕易消磨，杜甫相信自己的才華早晚會讓自己“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這時的杜甫雖然大部分時間在縱情山水，但他成就一番偉業的理想從未中斷，幸運的是，這盛世能夠承載他所有的雄心壯志。
盛世之中，稍微有些本事的人都能過得不錯，盛世之中的人們自信而積極，思想也活躍，李白和崔顥可以在黃鶴樓上鬥詩的時候都寫下千秋大作。
崔顥《登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盛世對於任何人都相對寬鬆，孟浩然儘管一生未能入仕也能在山水田園詩上成為大家，李白被朝廷攆回家還會給一筆錢（賜金放還），人們愛錢，積極賺錢也是盛世的一個特徵，因為愛錢的背後隱藏着一個邏輯：人們相信以政府信用背書的錢能辦到很多事，如果是亂世，無論你拿的是銅錢還是紙幣別人都懶得理你，因為這些東西可能明天就變成垃圾，亂世中只有糧食才是唯一的硬通貨。
公元741年，唐玄宗李隆基改國號為天寶，歷時29年的開元年號成為歷史，而改元的原因據説是因為唐玄宗認為一生中的大事都已經辦完，想要開始享受成果。
沒有人會懷疑盛世會繼續，杜甫也不例外，而在天寶三年，杜甫遇到他一生的摯友李白，此時的李白雖然仕途不順，但是已經名滿天下，杜甫的仕途也無大進展，但對於風華正茂的他來説，這似乎並不是大問題，李杜，這對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在大唐盛世達到最頂峯的時候相逢於洛陽，這一幕成為中華民族永遠的文化記憶。
四十三歲的李白與三十二歲的杜甫都正值壯年，一如全盛的大唐，他們討論詩文、宗教、國策，無話不談，這種棋逢對手的快樂，只有他們自己才能感受得到。兩年間，李白與杜甫三次相會，次次都有都能給對方帶來不同的驚喜。
杜甫與無數大唐子民一樣在盛世的流年裏縱情放歌，彷彿盛世真會永存，但時間老人從來都是面容冷峻的看着世間，盛世、亂世，都不過是一個過程。
盛世會掩蓋很多問題，讓人們錯誤的認為壞的是好的，而亂世則會埋沒許多閃光點，讓人們認為好的是壞的，亂世的禍根往往在盛世就已經埋下。
大唐盛世的崩塌表面上是因為唐玄宗李隆基安於享樂，宮中寵幸楊貴妃，信任宦官高力士，任用奸相李林甫、楊國忠，但是，這些都只是表象，問題的根源早就已經被深深的埋入這片華夏大地，之前與之後的千年，沒有任何一個英明神武的君王能夠使自己的王朝擺脱300年的大限。現在輪到大唐了。
中國北方是蒙古高原，西邊是橫斷山脈，東南是浩瀚無垠的太平洋，而這中間是一大片非常適合農耕的土地都被納入了中華的版圖，好處是在這樣的地理條件下，中華兒女可以通過農業很好的養活自己，壞處是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只想發展農業。
固定的土地中華帝國的基本盤，而且這個基本盤幾乎不變，於是，覺得王朝興衰的決定性因素就是人與土地的關係：大部分人有土地就是治世，君主稍稍有些本事就是盛世；大部分人沒有土地就是亂世，君主縱然本事通天也常常無能為力。
但土地其中到少數人手中卻幾乎是每個封建王朝不可逆轉的命運，沒出息的君主完全不能左右這個過程，他們的王朝往往幾十年就滅亡，而就算是一代代勤勉的君主，也只能讓這個過程儘量拉長，但這個過程幾乎不可能拉長到超過300年。
其實，從大唐帝國手中沒有足夠的公田來維持府兵制時起，大唐的國運就已經走到了盡頭，而頻繁的對外作戰完全是飲鴆止渴，大唐帝國周圍根本沒有多少適合耕種的土地，擴張完全就是賠本的買賣，但一時的盛世的繁華掩飾了這一切，讓大唐君臣不斷進行虧本的擴張，樂此不疲。
頻繁的對外用兵必然導致地方軍事豪強做大而對中央形成巨大的威脅，安祿山的出現幾乎是一種必然。
盛世的繁華掩蓋了一切矛盾，沒有人在乎這些。
安祿山比李白小兩歲，比杜甫大九歲，他的起點很低，幼年喪父，與母親一同居住在突厥部落中，十幾歲時由於母親改嫁了一個安姓人，遂姓安，安祿山在胡人雜居的地方長大，精通六國語言，在從軍前一直憑藉這一能力在各族間做生意，賺差價，生意人有個特點，永遠追求升值，他們討厭原地踏步，更不能接受貶值，這樣的特點讓已經官任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在仍在考慮如何升值。
安祿山
但是，以當時都情況來看，此時都安祿山非但已經不可能再有上升空間，連是否維持現狀都很難説了，重用安祿山的宰相李林甫死後，新上任的宰相楊國忠處處與安祿山過不去，此時的安祿山已經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要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他有兩個選擇：
1.急流勇退，交出權力，或許能保住命，或許保不住，因為這樣做自己的生死完全看楊國忠心情，理論上講，自己已經沒有權力，沒有權力就沒有威脅，幹掉一個沒有權力也沒有威脅的人是一件多此一舉的事，但是，交出權力也意味着自己的影響力幾乎降為零，幹掉這樣一個人，也不費什麼大勁，多此一舉是多此一舉，但是幹了也沒什麼，畢竟，“舉手之勞”嘛。
2.就是賭一把大的了，起兵造反，贏了天下就是自己的，輸了，那肯定是活不成的，但無論輸贏，命運在自己手中。
安祿山最終決定賭一把大的，他敢這麼做也是因為他手上有三鎮共計10萬精兵，這十萬精兵可都是常年征戰的地方軍，面對養尊處優的中央軍，勝利的可能性可是不小。
風險不太高，回報卻很高，大部分人都會幹，況且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不幹，本身就是一件風險很高的事情。
於是，安祿山於天寶十四載(755年)以討伐國賊楊國忠為名義，聯合史思明，起兵反叛，大唐帝國禍起蕭牆。
安史叛軍雖然由於戰鬥力強，在反叛初期勢如破竹，一路攻城略地，但是唐廷也並非毫無辦法，從最初的封常清、高仙芝，到後來的哥舒翰，都希望通過堅守潼關的方式擋住安史叛軍，但是都在楊國忠和唐玄宗的干涉下沒有執行下去，封常清、高仙芝還被唐玄宗"失律喪師"之罪處斬，最終在唐玄宗逼迫下的哥舒翰倉促出兵，被叛軍打敗，叛軍隨即拿下潼關，高高在上的大唐皇帝倉促出逃。
大唐盛世的根基早已不復存在，但是以這樣暴烈的方式宣佈盛世的終結，實在有些讓人難以接受，尤其是經歷過盛世的人，比如杜甫。
安史叛軍打到長安時，許多人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人即將開啓美好人生，比如剛剛考取功名準備做官的張繼，他的美好人生畫卷還未展開就已經匆匆結束，由長安一路難逃的他，在途徑蘇州寒山寺的時候，聽着鐘聲難以入眠。
張繼在逃往江南，途經蘇州時寫下了千古名詩《楓橋夜泊》
大詩人李白倒是灑脱，他竟然在第一時刻認識到：破鏡難重圓，大唐盛世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未來尤可追，大唐中央政權的崩塌，往往意味着地方實力派可以乘機崛起，他認為亂世已成定局，但他想在亂世中成就一番大業，於是慫恿永王割據江南，如時機成熟可奪取天下。
尷尬的是，李白只猜中了一半，大唐盛世確實終結了，但是他希望依託的永王卻非成就大業之人，永王的割據計劃剛一實施就宣告破產，李白也被抓捕入獄，雖然不久便被放回，但他的後半生也只能在流浪中度過。
相比於李白，杜甫可就沒那麼灑脱了，他時刻想的都是大唐的王師能夠收復失地，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陝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但旋即因為得罪肅宗而被貶到華州。
在這段時間，杜甫目睹了席捲半個中國的戰亂究竟給人們帶來了怎麼的災難，他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也許在這個時候，杜甫已經隱隱的感覺到，大唐盛世已經一去不返了，但他不甘心，因為他親眼見過盛世的繁華。他還有幻想，他幻想着大唐能夠以一次大勝擊潰叛軍，他幻想平定叛亂的大唐能重新煥發出生機。
然後歷史就是這樣的諷刺，昔日戰無不勝的大唐竟然需要借回鶻之兵來平叛，由於當時唐廷的財政已經不足以支付回鶻人的軍費，唐肅宗只能以長安（後改為洛陽）的百姓為籌碼與回鶻做了這筆交易，他承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箔、女子歸回鶻”，大唐的所有尊嚴已經蕩然無存，恢復盛世的夢想最終化為泡影。
與大唐關係較為複雜的回鶻
之後唐廷與地方藩鎮們形成了某種默契，這個尷尬的平衡竟然維持了百年，但之後的大唐再也不是從前的大唐了。
無論盛世還是亂世，人們都要想辦法活下去，流落蜀地的杜甫開始了他的艱難生活，他時時想要北歸故里，但是由於窮困潦倒，卻只能流落江南，大唐盛世不在，唯有滿目悲涼。
公元770年，距離安史之亂的發生已經過去了15年，杜甫在失落中流浪了15年，但某一天的一個酒館外，杜甫竟聽到了一段熟悉的樂聲，那聲音婉轉悠長又不失氣度，那是屬於盛世的聲音，杜甫連忙向演唱者的方向走去，果然是他……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李龜年，這位在開元、天寶年間名滿長安的樂師，那個把大唐盛世融入歌中唱出來的人，竟也流落至此，杜甫在這裏見到李龜年，不知應該感到高興還是惋惜。
《江南逢李龜年》
兩個走過盛世之人的意外相逢，兩人心中都有太多的話，這些話都指向一個話題：當年的盛世。
兩人剛要開頭，但是千言萬語卻又堵在了胸口，因為盛世早已不在了，再説這些還有意義嗎？
兩人最後只聊了幾句風景：
“江南景色不錯呀。“
”是啊，不錯。”
“花都落了。”
“是啊，再開得等明年了。”
有人説，無論你在年少時喜歡哪一個詩人，等到了一定年紀，在生命的某處等待你的，一定是杜甫。
杜甫把自己的全部家國情懷和對人民熱愛全部融入詩中的字句，因為他的詩可以瞭解大唐興衰的整個過程。
而在杜甫的諸多詩詞中，這首《江南逢李龜年》看似平淡無奇，但他寫盡了杜甫的見證了安史之亂後大唐衰落時的無奈。很顯然，李龜年的音樂是大唐盛世的見證，見到李龜年讓杜甫再次想起了大唐盛世。
但這裏卻有一個問題：杜甫在岐王府，在崔九堂前見到李龜年到底是在什麼時候？
從杜甫的經歷來推測，這一切應該是發生在30~40年前，既開元中期，這便讓我們產生一個疑問，杜甫懷念的時代似乎距離大唐的巔峯還有一段時間，他最懷念的似乎並不是盛世頂點的開元后期和天寶前期。
經歷過盛世的興起與崩塌的杜甫在什麼樣的時代最值得懷念這個問題上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最值得懷念的時代是盛世的前夕，因為這樣的時代，其繁榮水平雖然不及盛世的頂點，但是它卻有一樣盛世頂點沒有的東西，那就是上升空間，是仍然留有的餘地，而這些代表的是希望。
若你的生命足夠長，走完整個盛世的興起與落幕，你就會無比珍惜這份餘地。
留有餘地也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種智慧，《易經》乾卦的卦辭九五飛龍在天之後，又有一個上九亢龍有悔。任何事，一旦做過了，就是萬劫不復了。
經歷過2020年的人們再次認識到一個道理：歲月永遠靜好不過是一個幻象，把自己的人加滿舵，壓上所有家底全力向前衝是一個很危險的選擇，疫情之後，很多人並沒有選擇報復性消費，而是選擇了報復性儲蓄，知道給自己留有餘地，知道做事要“悠着點”，這，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