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頂維權”雖收速效，“維權悖論”尚需反思

　　4月19日午間，車主張女士身穿“剎車失靈”字樣T恤站在一輛特斯拉展車車頂維權；

　　20日深夜，特斯拉公司迅速“改口”，在其官方微博向客户致歉；

　　21日晚，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責成河南、上海等地市場監管部門依法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22日深夜，特斯拉公佈車輛事發前行車數據……　　

　　連日來，特斯拉車主維權困局迅速取得突破性進展，但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我們既不能迴避也無法忽視：關於女車主“車頂維權”行為的性質以及對其行政拘留的處罰，在法律上並無異議；但同時，過激維權方式帶來的立竿見影的實效，又讓人不得不承認。正是這種過激維權行為在方式與效果之間的強烈反差，引發了網友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

　　——在自身合法權益遭到侵害時，應當通過合法途徑解決問題，講究“合法依規”。

　　——我就想問：合法依規維權，效果甚微或無，怎麼辦？

　　是啊，在合法依規維權這條路上，車主已經跋涉了幾個月，可收效甚微，而“車頂維權”產生的新聞輿論監督效應，使得許多問題“分分鐘”就解決了；當然，車主本人也為此付出了被行拘5日的代價。

　　有句法諺説，“民事主體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裁量者”。可以想象，作為一名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張女士在“裁量”此事利弊時，想必也經歷了反覆權衡與痛苦抉擇吧？——依法維權很正當但效率差，過激維權見效快但可能違法，這就是所謂“維權悖論”。

　　維權陷入“悖論”的境地，首先是維權渠道不暢造成的。表面上看，張女士前期依法維權的努力受挫，是由於雙方對事故原因的認定方式存在嚴重分歧，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

　　第一，對於車主合理合法的維權行為，車企一開始並沒有拿出熱誠為消費者服務的態度，其難以掩飾的傲慢阻礙了爭議的順利解決；

　　第二，車輛行駛數據，在性質上到底該歸於商業秘密而保護車企，還是該歸於“知情權”而保護消費者？

　　對此現行法律法規尚未予以明確，從而造成了執法中的難題。

　　僅從效果看，通過此次“車頂維權”，上面兩個問題確實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決，但由“維權悖論”而產生的過激維權方式，其代價也是沉重的：車主被行拘，車企的形象和商譽則受到嚴重影響。試想，如果糾紛一開始就能在正常的渠道內順暢解決，當然誰都不願也不必付出這些代價。要想減少乃至消除類似“車頂維權”的“雙輸”現象，就需要最大限度地防止“維權悖論”的出現，以確保維權糾紛能夠在法治軌道內正常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説，切實提升法治效益、降低法治成本，才是治本之策。

　　我們説“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要想運行順暢，除了要有科學完備的法律法規，還要有嚴格公正的執法司法工作，更需要每個公民、法人牢固樹立守法意識。一句話，培植法治根基，沒有捷徑可走，真正需要的，是久久為功的韌性和耐力。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説，這次“車頂維權”事件帶給我們的，既有尷尬，也是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