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仍在加速演變，疫情全球流行和國際形勢、地緣政治的高度不確定相互疊加。同時，我國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財政收支矛盾風險突出，財政任務艱鉅，一系列經濟社會目標的實現急需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近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2年經濟工作作出了部署，會議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註重精準、可持續”。
進一步充分發揮財政政策作用，必須兼顧考慮財政承受能力和防範化解風險。這便要求2022年在繼續保持財政政策積極取向的同時，把提升效能擺在突出位置，同時要注重精準，確保財政政策的有效性，讓政策和資金髮揮可持續的作用。
在此需要特別回顧2020年我國財税部門統籌兼顧政策有效性與精準、可持續性的做法。2020年，我國經受了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相比全球其他經濟體，中國已領先一步控制疫情影響、率先實現了經濟迴歸常態化。這一成績的取得來之不易，也與我國實行大規模、大力度的積極財政政策密不可分。數據上也能夠看出，在這一時段內，衡量財政政策的幾大指標都明顯提升，如財政赤字率為3.6%左右，地方政府專項債務從2.15萬億元提高到3.75萬億元，另外還發行了1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財政政策的“組合拳”，既充分發揮了兜牢底線、提振經濟的效應，又有效抵禦了收支失衡、壓力劇增的風險，彰顯了我國的制度優勢與運行特色。
下一階段，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的改革任務仍然艱鉅，且問題相互交織，確保財政可持續性發展有助於滿足人民羣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發揮財政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從財政政策的發力方向上看，除了適當增加財政收入來源，調整財政赤字，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外，下一步更應突出財政政策的“提質”要求和“增效”導向。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對沖經濟下行，短期內見效快的辦法就是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不僅要規範“舊基建”，也要適度加速“新基建”。比如在實現產業的數字化過程中，產前、產中、產後各個環節將產生大量的投資機會。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找準切入點，探索實現“綠色賦能”“服務賦能”多重目標的路徑和方案。
另一方面，為實現經濟社會目標和財政可持續發展的“雙向兼顧”，也應做好經濟風險與財政風險的權衡。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我國政府部門槓桿率為52.4%，明顯低於主要發達經濟體槓桿率均值。從這一指標看，我國政府仍具備增加槓桿的空間，提高地方專項債規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解決資金缺口或拉動投資，利用各類市場主體、金融工具進行變相舉債，導致地方隱性債務底數不清、風險累積較大。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要確保隱性債務監管不放鬆，保持財政的可持續性。可以看出，無論從決策部署還是到具體實施，都強調平衡好“提效能”與“防風險”關係，體現了對政策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的關注。
事實上，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財政始終圍繞着改革、發展、穩定三大目標發揮關鍵性作用。我們應對疫情衝擊和國內外局勢變化的過程，也是推進財政體制改革的重要時機。財政制度要圍繞財政可持續發展抓住變革契機，既要提升效能、精準發力，也要審時度勢推行強化預算透明度、優化税制結構、提高社保全國統籌程度等重點領域的改革。
盤和林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12月22日 02 版）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