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無意義》中譯本上市的時候，不少人開玩笑説：“米蘭·昆德拉居然還活着……”確實，他好像活在另一個離我們很遠的時代，雖然定居於巴黎，作品主題卻始終繞不開社會主義時期的捷克、蘇聯和極權主義。
(書和人的相遇是充滿偶然性的，有時候在機緣巧合之下讀了同一個作家的很多作品，但到頭來卻很難説清自己到底喜不喜歡。這種感受細想之下是很恐怖的，就像是你躺在一個與你同牀一輩子的愛人身邊突然問自己：“我真的喜歡他嗎?”)
第一次讀昆德拉是在高中，同桌不知從哪兒弄了一本世界名著合集，裏面有《廊橋遺夢》《麥田的守望者》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前兩部很快就讀完了，昆德拉那本卻讀不下去，因為開篇講了一大堆哲學術語。剛上大學的時候，沒什麼課，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就去圖書館借書看，但不知道看什麼，世界名著太多，先看哪本好像都不太對。突然想起昆德拉，就想找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後來的譯名)再試試看。結果發現熬過了前面兩個小節之後，後面的故事還挺好讀的。很快讀完了，又跑去把他剩下的小説都借來讀了一遍。
但讀到後面越來越意識到發現自己其實有些厭煩他這種寫法，總是插入一大堆議論，探討的大多是哲學命題，但是又講得不清不楚。他對待自己小説裏的人物太過殘酷，因為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闡述作者迫不及待想要表達的觀點。“文以載道”的意識過於強烈，從某種角度講，我覺得這是違反小説的邏輯的。小説家寫小説，哲學家才應該去研究哲學，不是這樣嗎?
於是很長一段時間不再碰昆德拉的書，直到半年前去一個朋友家，他有一套昆德拉的書問我要不要，看着那些熟悉而備受摧殘的封皮，我就像是遇到了舊情人一樣，一下子心軟起來，毫不猶豫地回答説：“要。”
這段時間翻翻看看，又感到自己之前的看法可能太刻薄了一點。昆德拉賦予了小説一種使命，他認為“發現唯有小説才能發現的東西，乃是小説唯一的存在理由。”(《小説的藝術》)，也就是説他的小説是要去探索人類的基本生存狀況，去探討所有人類可能成為的模樣，所有人類可能做出來的事情，而與政治事件相關的情節只是他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並非目的本身，所以他的每本書都要拋出一個新的概念：輕、媚俗、玩笑、不朽、遺忘、慢、身份、無知、無意義……很多人將他視為反極權主義的戰士，但實際上他沒有什麼鮮明的政治立場，他的小説到最後通常是以悖論式的虛無主義而告終的。在《慶祝無意義》的最後一個小節裏，他寫道，“無意義，我的朋友，這是生存的本質。它到處、永遠跟我們形影不離。甚至出現在無人可以看見它的地方：在恐怖時，在血腥鬥爭時，在大苦大難時。”正是這種虛無主義將他與國內一大羣熱衷於寫時代苦難的作家區別開來，後者往往帶有明確的訴求和主張，又或者只是因為那裏面有很多蕩氣迴腸的故事可寫，容易凸顯時代性。
而昆德拉的小説帶有一種知識分子式的隨意，不顧小説本身的節奏，插入大段的議論。毛姆在《巨匠與傑作》裏多次提到一個觀點，就是他覺得那些偉大的小説都犯了囉嗦的毛病，有些章節甚至完全跑題，他甚至想過要改寫一些名著。我想在這裏他忽視了“隨意”的重要性，它是一種貴族式的抒情和反思，是某一類小説必不可少的佐料。昆德拉的這種寫法同馬爾克斯那種從頭到尾緊繃着的長篇，或者雷蒙德·卡佛式的極簡主義小説比起來，其實有着一份難得的任性、鬆弛和從容。而他的議論雖然不清晰，卻往往帶有模糊的詩意。在《慶祝無意義》裏，對“加里寧格勒”命名的討論即是一例。
話説回來，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昆德拉已經“過時”了呢?他所寫的那個時代真的離我們很遠嗎?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離現在不到50年，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離現在不到30年……是我們有選擇性的遺忘讓那些才結束的歷史變成了過去了很久的歷史，讓那些“死的人變成了死了很久的死人，沒有人再記得他們，他們消失在虛無中。”這時，有這樣一個作家，時不時冒出來重提一下舊事，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那些造成苦難的原因實際上仍然在我們的頭頂徘徊。
當然，這一切又是無意義的，因為喊叫是令人厭惡的，所以想發聲的人只能儘量表現得斯文一點，聲音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小，聽到的人也就越來越少。
但是昆德拉又説要慶祝這種“無意義”，“應該學習去愛它”，這又是什麼意思呢?我想這裏面其實是有酸楚的自嘲之意的，除此之外，我們不應忘記，慶祝無意義的前提是把它認出來，直呼其名。這個辨認的過程是有意義的。
就在我瘋狂閲讀昆德拉小説的日子裏，我去了一趟蘇州博物館，偶然遇到一羣歐洲遊客，其中有一個老頭遊離於人羣之外，一個人靠在欄杆上抽煙。我定眼一看，發現他長得很像昆德拉，回校後我還特意跑去網上查“昆德拉訪華”的消息。自那以後，每次想起他，我就想到那個畫面。他的的確確是一個倔強，沉默，但又不失可愛的老頭。但願他在死前能多寫幾本書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