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旅德翻譯家、作家）
45年前的1977年，時已入秋，恢復高考的消息來得那麼突然，考試的複習準備進行得那樣風風火火，以至於我若晚了一天回生產隊，七七年的高考我將錯失良機，隨後的人生或將面目全非。
在關鍵一刻趕上了報名
當年，記得農時節氣已經過了白露，臨近秋分。秋分對晚稻是一個關鍵時節，農諺有云：“秋分不出頭，割倒喂老牛。”晚稻必須在秋分之前拔稈抽穗，若趕不上這一步，因氣候轉冷，晚稻就是再抽穗，稻粒也不再灌漿。但是這個季節一旦遇上“秋老虎”，氣温會驟然上升，無異於仲夏。1977年的初秋就是這麼一種天氣。
那天是倉庫完工最後一天的活兒了。聽預報，晚上會有雨，為了趕在天黑之前給倉庫上椽蓋瓦，以防雨水淋倒泥牆，中午全體人馬都不回家吃飯。幾年的插隊，我已習慣了夏天“雙搶”不戴斗笠、不穿上衣，也是因為“心紅志堅”，決心向貧下中農學習，“跟貧下中農打成一片”，上身曬得跟“黑繃筋兒”似的，雨點兒打在背上啪啪響，連蚊子跳蚤都不咬。然而那一整天的“秋老虎”太陽格外毒，破天荒地把我曬出了急性日光性皮炎。
那天夜裏，脖子和前胸像饅頭一樣腫起，沒辦法躺下睡覺，兩天後奇癢。那正是複習考試如火如荼的階段，我跑了幾趟公社衞生站和鎮醫院，都因缺藥無法治療，大夫建議我回城裏就診大醫院。我想到複習考試正缺資料，正好順便回城一趟，所以病發一週後我向隊裏請了假。那時我們知青正常情況下一年只能兩次回城探親，除了國慶就是過年，平時不準回家，誰都不敢搞例外，生怕影響不好，妨礙了將來招工或上調。這一點我一向特別注意。
這次為了準備高考，我有點豁出去了。回到杭州，我一邊去醫院耐心治療，一邊全力以赴複習。那年，國家因臨時決定恢復高考，又要趕在第二年初春開學，所以報名程序進行得非常迅速。
一個星期的正常治療並沒有明顯效果，而我又不能過長地留在城裏，一則時間久了怕影響不好，再則心裏牽掛着考試報名。在我的敦促下，醫生用了激素可的松，才見療效。
我終於能歸隊了！雖然山村離城裏只有兩百多里地，但因為是山裏，長途車要跑大半天。回到生產大隊太陽已經擦上了西山之巔。我還沒進村，就有遇到的村裏人對我説：“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大學報名早就結束了！”因為我在縣城當過一段時間民辦老師，而且是我們三十幾號知青中難得的高中畢業，所以社員們都知道我這回是非考大學不可的。
我聽後不由得大吃一驚，把行李往公路邊的農家一扔，連村都沒進，調頭疾步小跑又折向鎮裏。十五里路，只用了不到一個小時。
找到報名處，負責老師説：“今天是報名的最後一天，還有不到一個小時結束，要下班了，名單已張榜，貼上了牆。”我趕緊填好報名表，那位老師用毛筆在牆上的大紅紙名單最後添上了我的名字。
我看得清楚，每個報考生都有編號，我的報名號是466。這個名單考試過程中一直貼在那裏，是我們周邊幾個公社、好幾十個生產大隊的全部初考生。經過初考，進省裏參加復考的，這466名初考生留下了不到30人。
我在關鍵一刻趕上了報名。
考卷陰差陽錯
初考加復考的整個過程，幸運之神一直沒有離開我。我非但沒有緊張的感覺，反而一直是快樂享受。初考太簡單，都記不清考了些什麼，至今唯一還記得的是語文解釋詞義中出現了“瞻仰”一詞。
外語加試，初考和復考都是兩個考官一個考生。初考時弄錯了考卷，考官拆封試卷發現給的是中專考卷，而我要考的是大學。卷題簡單之極，提問無非是“你叫什麼名字、你父親是做什麼的”之類。我花15分鐘就答完了。
但考卷錯了並沒有就此了事，因為考官沒有想到馬上打電話給縣文教局報告情況，所以縣文教局作出決定讓我去縣裏補考時全省的初考已結束，考題已經公開。但因為我一直沒有離開考場，沒跟外人接觸，文教局便吩咐兩位考官馬上和我一起坐長途汽車趕去縣裏，形同“犯人押送”。
一個半小時的長途車，到了縣委徑直進文教局。局領導是一位瘦瘦的男士，五十歲上下。兩個考官把我交給他，打聲招呼轉身趕車回鎮裏去了。那領導從文件櫃裏拿出一卷尚未拆封的考卷給我，我覺得當時日光已偏西，辦公室裏光線漸暗。但我管不了這些，一頭扎進考卷，聽到領導吩咐考試為兩小時。我花五分鐘把考題先通讀一遍，覺得勝券在握。不到一小時答完，剩下的時間便是檢查。來回幾遍看不出問題，提前半小時交卷，還發現了考題中的兩個拼寫錯誤，可見當時考卷出得多麼匆忙。
考完試天已黑了。那位領導當着我的面把考卷封好，鎖進文件櫃，然後給我開了一封介紹信，讓我當晚就住縣委招待所，管一頓晚飯和第二天的早餐，並吩咐我明早吃完早餐馬上來辦公室，省招生辦有一輛小吉普要去我鎮上，我可以搭車。第二天我在鎮上下車時，有人認出了我。後來以訛傳訛，説我是重點考生，被小汽車接送去縣裏特考。
然而，那天夜宿縣委招待所，使我認識了關乎命運的一個人。
我拿了介紹信去招待所，房間裏已住了兩個人，四十出頭，正爭得面紅耳赤。我把書包放在三人房靠門口的牀上，坐下來細聽他們的爭論，聽一會兒才明白他們的話題是有關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
後來我得知這兩位均是大學哲學老師，一位是杭州大學的，另一位是浙江某學院的，都是這次省裏招生辦公室下到我們縣裏蹲點的。其中那位吳老師第二天跟我一同搭吉普車去了鎮裏，路上一個多小時的交談，他對我有了些瞭解，分手時他把杭州住家的地址給了我，那年高考完畢回家過年時我還專程去拜訪了他。
英語附加作文題寫滿了四大張紙
我的初試毫無懸念地通過，之後是復考，我們縣裏七八個公社合起來在我們鎮裏設考場。輪到英語加試，我是唯一的考生。省裏派來的監考老師特別友好耐心，説話輕聲，生怕讓考生緊張，其實就是怕我緊張，而且開考前把各種注意事項交代得清清楚楚，還強調有疑問隨時可以提，最後指着黑板上的大掛鐘説，考時為兩小時，也就是這根短針繞兩圈，等一下從兩點開考，時針到了“4”考試就結束了。我並不覺得這種連小學生都明白的解釋是多餘的，而是感到心裏暖暖的，就像一位熟悉我的老師守在我身邊，從精神上支持着我。我看着時鐘，期待着他宣佈開卷，在兩點差一分時，他已宣佈開始。能贏得這一分鐘，對一個考生而言是多大的鼓勵啊！
我打開考卷，按慣例先通讀一遍，發現這回除了必答題，還有附加題，是用英文寫作文，滿分加十分，命題是：《 When I sing the song》。我把時間一分為二，一小時做卷內題，一小時做附加題。做完卷內題就開始不停地寫啊寫，文章開頭我用了：每當我唱起《東方紅》，“I can′t help thinking of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至今想起歷歷在目。我把插隊幾年跟同學用英語通信的功夫都用上了，奮筆疾書了整整62分鐘。監考老師看我寫得停不下來，不忍心打斷我，兩次猶疑，最後超時了兩分鐘。我也注意到了時間，趕快主動收筆，這時我已寫了滿滿四大張紙。
錄取通知書下來，我去向吳老師道別，從他那裏得知我的附加題是滿分，卷內成績97，總分107，名列前茅。
其實我的作文寫到一半時，縣廣播站的記者已在場外佇候採訪了。考試期間他們讓一位縣裏的英語老師進來瞄了我一眼，想知道我在寫什麼，那英語老師説看得不太明白，好像是敍述家史。這位英語老師我認識，他不能完全看懂也情有可原，因為他跟愛人是上海外語學院68屆西班牙語系的畢業生，為了堅持兩人在一起，結果分配到了鎮中學。四年西班牙語用不上，老大不小重起爐灶學英語，當時正是現學現賣。
那次考試文理科分開，政治、語文、數學統考，理科加理化，文科加史地。考史地時我佔了大便宜，原因是地理卷中出了一道填寫美國地圖題，要求寫出地圖上的城市、河流及四周連接的標記。因為我是學英語出身，對美國地圖可謂瞭如指掌，尤其是美國與加拿大之間那條獨一無二的人為國界線，我一眼確認是美國版圖，填寫城市名稱和主要河流、下方國家與海灣、兩邊的大洋，哪怕用英文標出對我來説也易如反掌。
高考體檢又是一個坎兒
在縣委招待所認識的吳老師，回杭過年時我去拜訪了他，從普通的熟人成了朋友，這次拜訪也意外關乎到了我的高考。
當時，雖然大學尚未開始招生，但縣裏決定，復考成績及格的先進行體檢。這時我的外語口試通知也下來了，這説明我的筆試已經及格。體檢和外語口試地點都設在縣城，離我在的生產隊有兩個多小時的車程。為照顧分散在全縣各地的考生不跑縣城兩趟，所以體檢和口試安排在前後兩天。考生住宿縣裏提供，鋪蓋自帶。
第二天體檢在縣醫院進行，醫院除了急診，停業一天把地方讓給了考生。能否通過體檢也是錄取的一道關卡，而且把關很嚴。不光是那年考試競爭力強，錄取名額少得空前絕後，更主要的是國家需要德、智、體全優的大學生。有些檢查項目無關緊要，譬如近視眼，但內臟器官有問題不行，包括血壓。我這一輩子那次是第一回量血壓。
醫生給我反覆量了幾次，就讓我暫時到一邊等着，其他考生量過血壓都去檢查下一個項目。我覺得納悶，又不敢問，第二次量完聽醫生跟另一個輕聲嘀咕：“還是太高。”醫生建議我出去透透氣。我想到了高血壓，儘管那時不懂意味着什麼，但知道不是件好事。時已入冬，來到室外，我故意不套上棉大衣，以為氣温冷一點能夠降血壓，還儘量大口深呼吸。
在外面凍了20分鐘，回屋一量大夫果然説正常了，我高興得手舞足蹈，準備去參加下一項體檢。開心勁兒還沒過，大夫又過來，他拍拍我的肩膀叫我回去再量血壓，並説：“怕你緊張，剛才故意説正常了，好讓你放鬆情緒。”可再量，還是超標。
他們找來了領導，我一看不是別人，正是省招生辦的吳老師。可他對我視而不見，我卻多麼想求他幫個忙，開恩讓我過去。雖沒開口，但我用巴望的眼神一直看着他。見他接過醫生手裏的體檢記錄，耳語幾句就走開了。醫生轉過身來説，最後再量一次，希望這回好起來。量完後，在我幾乎祈求的目光下，醫生喃喃自語道：“這回好點了。”我終於可以離開了，但心情萬分沉重，不明白算是通過了還是已被淘汰！這份擔憂一直折磨着我，直到錄取通知書下來。
拜訪吳老師時我才知道，高壓標準不能超過130，而我始終超出2至3，但省招生辦覺得我是難得的外語人才，跟體檢組心照不宣地通融了我。我真是幸運，假如一念之差，77級北外德語系就沒有了我的名字！那我後來的人生將會怎樣？！讀者可以想象，我的感激之情至今仍是何等的無以復加！直到上學後再量血壓我才知道，我是家族性血壓偏高。
第二天是口試，有近20個考生（包括中專）。我跟一位杭州李姓考生的水平與其他人明顯拉開了距離，他後來考入杭州大學外語系英語專業。我們倆對這次口試尤其重視，口試之前就開始用英語對話。我們也特別緊張，因為我們覺得自己筆試不差，錄取問題不大，就怕口試砸鍋。他更為小心謹慎，提前到考場查探考官是誰。我一到考場，他就興奮又緊張地跑來告訴我：“考官是個大光頭，我知道他，是杭外的老師，杭大畢業的。”
我沒向他提起過我畢業於杭州外國語學校，他更不知道這位“光頭”老師就是我的班主任，我是他的得意門生!但我知道考官是自己的班主任後，一下子信心倍增，考得出色。後來聽吳老師説，我除了“委員會”一詞的重音讀錯，其他全對，尤其是最後英語十分鐘的敍述令三位考官印象深刻，給了滿分。
三生有幸進“北外”
雖然還是冬天二月，但大地已經開始回春。高考結束，人一下子徹底鬆懈了下來，自從懂事起，那是一生中難得的一段不看書、不學習的時光。白天上完課，晚上便百無聊賴地去縣鎮閒逛。
一天，街上忽然有人大聲嚷嚷：張榜了！張榜了！我朝人羣熱鬧處走去，是鎮中心的一家餐樓，餐樓大門左側有一塊大黑板，平時鎮政府的重要佈告都張貼在此。這時黑板前被圍得水泄不通。我因為視力不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擠到前面，看見首先張榜的是重點大學的大紅名單，我們六個公社有三名考生被錄取，第一個就是我的名字。
第二天中午我到公社領取入學通知書。之前我早有打算，一旦真的考上，一定給家裏發加急電報。因為我知道，加急電報是用大摩托車送去家裏的，轟鳴的馬達聲會喚醒整條街，街坊會蜂擁而來看個究竟。我要把這一好消息向全世界宣告，為父母爭光，這是光宗耀祖的喜訊！
我拿着通知書來到鎮郵電局，“袖珍郵電局”局長聽説“大秀才”來發電報，立即從辦公室趕來前台，問我考去了哪兒。我説北京。他馬上説北京大學不錯。我説是北京外國語學院。那時鄉下不少人以為在北京的大學就叫北京大學。他又問我考上什麼專業。我説德語。他問原來學過什麼？我説英語。他説，那就不用學了，德語和英語一模一樣。一到大學才知道，哪有這麼回事！
1977年，雖然新生入學和畢業分配一切根據國家需要，但還是讓考生填寫了一張志願表，除了自選專業，報考大學有四個選項。我選擇了英語，對學校的挑選，當時打聽得悉：1977年北京外國語學院在浙江招德語生，上海外國語學院只招法語生，只有杭州大學招英語生，所以我的第一志願就填了杭大外語系英語專業。我沒填第二志願，在欄目裏只寫了：繼續安心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1977年那一級，凡是重點大學都要提前政審。在我的政審已經在公社裏傳得滿城風雨時，我卻閉目塞聽，一無所知。很久後我才聽吳老師告訴我：省招辦、縣招辦、公社黨委一起來我們大隊，村裏党支書、管知青的、大隊長、小隊長、知青帶隊幹部、大隊婦女隊長、貧下中農代表、知識青年代表、我的房東等，十幾號人開了一個評議會，隊裏會計還出示了我幾年的出勤工分冊。吳老師説，評議結果三句話：政治上努力要求上進；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怕苦、不怕累，積極參加生產隊勞動。
北外七七級在浙江省只招三名德語生，整個浙江省只有一人報考德語專業，但成績不夠格，校招生辦決定從英語考生中挑選，寧波地區挑選了兩個，男女生各一，杭州市及杭州地區六個縣挑了我一個。
我被錄取到北外，事先沒人徵求我的意見。按當時的情況，也根本來不及，開學那麼緊迫，我從接通知到趕去北京報到不過一個星期，這期間辦手續、轉户口，一個星期兩次搬家。
上北京那天，舉家相送，左鄰右舍也都來了，孩兒巷裏從未有過的擁擠。到了火車站，擁擠不堪，我向戴紅袖章的執勤人員打聽赴京的火車票。他馬上問：“去上大學嗎？”我説是。他立刻衝着排隊的人羣高喊：“都走開!讓大學生先買票！”我轉頭看到父母臉上自豪的神情。
至於北外怎麼挑中了我，除了考分，我想或許是那個“繼續安心農村”的第二志願感動了招生老師。而我這隨意一筆實在是無奈中的別無選擇，很多領導人的子女都是我們七七級的校友。我一介庶民子弟，之前連做夢都不敢想。有一年暑假，系裏總支書記陳老師專程家訪了我，看到我的普通家境，出門時不禁一句感慨：“你真是不容易！”
我的人生很簡單，説起來只有八個數字：55、66、77、88，這是我的人生四步。擴展一下便是：1955年出生；1966年“文革”；1977年高考；1988年出國。這不僅是我個人的人生境遇，也是我們國家的歷史足跡。
人生成功與否是個虛幻的要素，俗稱：“笑到最後，笑得最好。”情理不言自明。生命的涵義是不斷解決舊問題，同時又不斷迎來新問題。人生在世沒有句點，只有起點。考進北京外國語學院不是我成功的終結，而是新挑戰的開始!
2022年5月28日 易稿於慕尼黑
供圖/金弢